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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中，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时相比，当前我们的国家治理有了新的基础，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社会建设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从未有过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纲要》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国家治理在不同方面延续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问题。首先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因素来看，而应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来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纲要》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强调“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变化，而不是超越这个历史阶段的变化，要求我们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在很多现代化的指标上，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标上，仍然存在差距。根据何传启的研究
，从1960年到2018年，在88个可比现代化水平指标中，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之间的差距总体上看是缩小的，其中绝对差距缩小的指标约占61%，相对差距缩小的约占77%。不过，2015—2018年，在统计数据比较齐全的64个现代化水平指标中，中国只有12个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敬乂嘉和任媛媛选取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20项治理指数，对2000—2020年中国的评分和排名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这个时期，国际治理指数对中国治理的整体评价总体上处在中间水平，略有上升，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
在经济领域，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比如在经济发展上，需求结构失衡，发展增速下降。产业结构存在矛盾，供给效率相对较低。在农业现代化上面临挑战，县域城镇化存在困境，《纲要》指出，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科技创新水平不高，重点行业“缺芯少核”，“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2020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上排名第14位；研发经费投入在基础研究领域基本保持在5%左右，大幅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目前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光刻机、刻蚀机、光栅刻画机、晶圆级封装设备、沉积设备、晶圆切割设备、离子注入设备以及3D打印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超高精度机床等基本依赖进口。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持续增大等问题也显著存在。
在社会领域，我们面临的一些长期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在收入分配上，分配结构亟待优化，收入差距仍居世界高位。《纲要》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公共服务上，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明显，供给数量和质量难以匹配社会需求；重点领域改革面临困境，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资源供给水平远低于城镇。在人口问题上，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突出，生育水平处于超低水平，人口危机成为渐行渐近的“灰犀牛”。在城镇化问题上，城镇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城市病”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支撑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在社会分层方面，存在社会流动迟缓问题，存在固化风险。
在文化领域，主流价值观念仍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攻击仍然普遍，各种不良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形成干扰，而我国自身的文化生产力相对落后，文化创新有待加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居民对文化环境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54.1%。
在生态文明领域，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仍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纲要》指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尚待解决，粗放的农业生产过程仍然存在。水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水利部数据表明，河流水质不能用于灌溉的约占46.5%，地表饮用水源地不合格的约占25%，全国尚有3亿多人面临饮用水安全问题。大气污染问题也将长期持续存在，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大气污染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居民对生态环境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43.86%。
2019年以来，国家治理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但对我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而且使延续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更为严峻和复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纲要》沿袭了这个说法，但是加上了“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纲要》，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变，但是世界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进入“动荡变革期”，从经济全球化仍然“深入发展”到“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力量对比从“更趋平衡”到“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硝烟未尽，全球贸易冲突日益升级，领土争端不断，地区安全危机重重，俄乌战争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比，《纲要》增加了这样一个判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表现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报告特别指出，“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
新冠疫情与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交织在一起，影响广泛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重大传染性疾病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而这个威胁在2020年伊始变为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但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纲要》明确指出“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财政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贫富分化态势，部分国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加剧，给全球治理敲响了系统性风险的警钟。疫情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重大考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
总之，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有鉴于此，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五项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