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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新征程，就是要全面把握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宏观、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它的本质。第二，新征程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前面的阶段相比有延续性，但是也有区别。它建立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两层意思缺一不可。理解第一层意思，就能更深刻地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更清晰地认识在新征程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发展什么，就能从更系统、更全局的角度看待中国之治的建设蓝图。理解第二层意思，就能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鉴于行文与篇幅，我们在本节主要阐释第一层意思，而把第二层意思放在下一部分。
从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鲜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在目标愿景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定不移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追求资本扩张和增殖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是在对劳动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导劳动的过程，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抗的现代性模式，其本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扬弃，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是坚持以劳动者为本、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纲要》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列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提出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受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指导或影响，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西方现代化理论往往受到冷战意识形态、殖民主义“文明开化使命”论、“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20世纪以来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发展，深刻揭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准确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阶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政治立场、根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
第三，在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多党制轮流执政，缺乏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西方的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执政地位、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组织体系、组织能力等方面都不能支撑长期地、科学地、成功地制定现代化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时，将“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位，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实践和七十多年的执政兴国经验基础上，是党坚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导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党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的、本质的要求。
第四，在民主形式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势，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概念统领下的一系列现代化制度创新，这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截然不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五，在发展路径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自主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在借鉴西方经验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走自己的路，探索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现代化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但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断破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它不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超越了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超越了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的欧美模式；也不是对拉美现代化的重版，超越了盲信欧美、依附欧美的弱政府模式，始终保持鲜明的独立国家意识，保证了经济、政治、国防安全等多方面的独立自主。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中国式现代化是创新的现代化。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持续深化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第六，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主张和平共处、共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是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现代化。以资本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品性”是暴力的、反和平的，不仅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还表现为对落后国家（地区）的掠夺和殖民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和斗争。中国式现代化的“品性”是和平与发展，始终坚持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而非依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对内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共建“一带一路”等，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同步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七，在内容广度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协同并进的现代化。“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体现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彰显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要同时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推进，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
第八，在发展位势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几十年时间对发达国家几百年现代化历程的赶超，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未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成功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中国采用了追赶-赶超的并联战略。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基本现代化，到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一过程发挥后发优势，在虚心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通过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提出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九，在影响范围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以一己之力影响全球的现代化。中国14亿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借助人口规模的影响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答卷。在中国之前，世界上没有人口规模如此之大、国内发展环境如此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困难重重，相较发达国家面临更多挑战，包括如何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如何在农村人口占八成以上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如何解决数亿人口贫困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人口规模巨大也表明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人民，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大大缩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交出了让人民满意、让世界惊叹的亮丽答卷。这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影响力，为推进全球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进程。人口规模巨大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因此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总起来看，新征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借鉴了人类文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后起国家文明复兴的普遍经验，在文明的交融互鉴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在新征程中，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时相比，当前我们的国家治理有了新的基础，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社会建设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从未有过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纲要》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国家治理在不同方面延续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和问题。首先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因素来看，而应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来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纲要》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强调“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变化，而不是超越这个历史阶段的变化，要求我们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在很多现代化的指标上，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标上，仍然存在差距。根据何传启的研究
，从1960年到2018年，在88个可比现代化水平指标中，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之间的差距总体上看是缩小的，其中绝对差距缩小的指标约占61%，相对差距缩小的约占77%。不过，2015—2018年，在统计数据比较齐全的64个现代化水平指标中，中国只有12个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敬乂嘉和任媛媛选取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20项治理指数，对2000—2020年中国的评分和排名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这个时期，国际治理指数对中国治理的整体评价总体上处在中间水平，略有上升，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
在经济领域，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比如在经济发展上，需求结构失衡，发展增速下降。产业结构存在矛盾，供给效率相对较低。在农业现代化上面临挑战，县域城镇化存在困境，《纲要》指出，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科技创新水平不高，重点行业“缺芯少核”，“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2020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上排名第14位；研发经费投入在基础研究领域基本保持在5%左右，大幅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目前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的光刻机、刻蚀机、光栅刻画机、晶圆级封装设备、沉积设备、晶圆切割设备、离子注入设备以及3D打印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超高精度机床等基本依赖进口。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持续增大等问题也显著存在。
在社会领域，我们面临的一些长期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在收入分配上，分配结构亟待优化，收入差距仍居世界高位。《纲要》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在公共服务上，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明显，供给数量和质量难以匹配社会需求；重点领域改革面临困境，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资源供给水平远低于城镇。在人口问题上，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突出，生育水平处于超低水平，人口危机成为渐行渐近的“灰犀牛”。在城镇化问题上，城镇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城市病”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支撑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在社会分层方面，存在社会流动迟缓问题，存在固化风险。
在文化领域，主流价值观念仍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攻击仍然普遍，各种不良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形成干扰，而我国自身的文化生产力相对落后，文化创新有待加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居民对文化环境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54.1%。
在生态文明领域，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仍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纲要》指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尚待解决，粗放的农业生产过程仍然存在。水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水利部数据表明，河流水质不能用于灌溉的约占46.5%，地表饮用水源地不合格的约占25%，全国尚有3亿多人面临饮用水安全问题。大气污染问题也将长期持续存在，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大气污染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居民对生态环境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43.86%。
2019年以来，国家治理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但对我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而且使延续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更为严峻和复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纲要》沿袭了这个说法，但是加上了“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纲要》，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变，但是世界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进入“动荡变革期”，从经济全球化仍然“深入发展”到“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力量对比从“更趋平衡”到“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硝烟未尽，全球贸易冲突日益升级，领土争端不断，地区安全危机重重，俄乌战争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比，《纲要》增加了这样一个判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表现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报告特别指出，“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
新冠疫情与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交织在一起，影响广泛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重大传染性疾病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而这个威胁在2020年伊始变为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但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纲要》明确指出“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指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财政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贫富分化态势，部分国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加剧，给全球治理敲响了系统性风险的警钟。疫情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重大考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
总之，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有鉴于此，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五项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征程中的中国之治绘制了更清晰的蓝图，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强调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而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报告进一步用十二篇内容提出了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任务，这些方面包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文化自信自强与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民生福祉与人民生活品质；绿色发展；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
显然，如此之多的内容，本书不可能全部涵盖，否则就变成了对报告的全面解读。鉴于作者团队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学科，特别关注报告与公共管理学科最为相关的一些方面。当然，在很多人眼中，公共管理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只要是政府干的事都是公共管理。我们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出发，特别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设置出发，选择我们认为特别相关的议题，并给予不同篇幅的讨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四章。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主要是围绕政治建设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政府治理问题展开，聚焦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学科性质来看，政府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共性问题，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两个二级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跟其他二级学科也都有关系。无论是在生态文明、卫生健康，还是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新征程中的改革都离不开体制机制问题，都离不开对相关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
在这一部分，第一章从总体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从制度学和制度主义的角度，把《决定》《建议》《纲要》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等相关内容与公共管理中的研究问题联系起来，回答新征程中的制度建设应该怎么组织、怎么设计、怎么创新。第二和第三章从不同角度讨论新征程中的中国特色行政体制改革，其中在第二章中刘鹏教授把它总结为“一核四化”：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核心，推进行政组织一体化、行政流程简约化、行政方式效能化、行政关系分权化。在第三章中，李文钊教授则把它总结为“五个判断”：职责明确是政府治理的前提，行政体制是政府治理的主体，依法行政是政府治理的要求，共同行动是政府治理的方向，人民满意是政府治理的目标。第四章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工具组织问题，张璋副教授认为治理工具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常用的治理工具，包括组织的、法律的、经济的等等。如果将这四章内容结合起来，新征程中的政府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系统、科学、有效的要求，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创新，采用多样化的、适配的治理工具，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协同政府、效能政府和简约政府。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六、七、八、九、十章。从广义来看，这一部分是围绕社会治理问题展开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改革向社会领域深化，更大范围向社会和公众赋权增能；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环境新问题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分别来看，第五至十章围绕基层治理，探讨了城市、社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挑战、价值和能力。
在第五章中，孙柏瑛教授提出了新征程中城市基层治理的四大价值基石，即人民性、公共性、开放性、公正性，并讨论了社会治理建设的制度设计与能力问题，聚焦党建引领、协商议事、技术治理三个维度。她强调，必须重塑社会治理的观念，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在宏观结构性分析的基础上转向中层理论，观察社会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及其因果链条，自下而上地挖掘社会治理的内生机制。在第六章中，魏娜教授总结了新征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问题，即基层工作负担过重与有责无权形成治理的困局、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转型催生复杂多元的矛盾诉求、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边界不清及民众参与动力不足，并在此基础上从领导、制度、组织、平台、理念出发，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尊重社区自治权力，积极培育基层社会组织，构造新型自治共治平台，树立“和而不同”治理理念，最终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第七章中，杨宏山教授也总结了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即街道工作的“有限资源、全面责任”、公共部门的“条块分割、协同不力”、居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公共部门的整合之治、政社互动的协商之治、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规则之治。在第八章中，何艳玲教授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的五大方法论，包括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协同共治、社区行动、重新联结居民，强调要用城市思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第九章中，叶裕民教授探讨了新征程中城市治理的历史方位与研究范式。她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五位一体”的“五经五纬”的立体网络系统，“五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五纬”是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个行政层级，其中城市治理占据中心位置。面对新征程中的新形势，叶裕民教授认为传统的实践研究范式和理论研究范式各有局限，必须将它们整合起来，重新构建城市治理的分析框架，系统回答治理目标（Why）、治理主体（Who）、治理对象（What）和治理手段（How）问题。在第十章中，郐艳丽教授把视野转向乡村治理，在分析了乡村治理的时空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乡村治理失效的显性特征和四大原因，提出乡村治理面临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两个任务，因此必须系统性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并创新性建构乡村治理体系。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经济与民生治理，包括四章内容，前两章写经济，后两章写民生。在第十一章中，许光建教授讨论了新征程中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夯实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基础方面，他分析了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提高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方面，他分析了国家发展规划与战略、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问题；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他简要介绍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关键地位，本书专门用第十二章单独进行讨论。在第十二章中，孙玉栋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变迁的三个阶段，从而更好理解新时代的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三个重要的改革内容，包括事权的划分与支出责任的匹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立现代预算制度。
在民生治理方面，胡宏伟教授在第十三章中讨论了新征程中的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的成就与不足，分析了新征程中社会保障面临的五大宏观挑战，包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形势加速转变、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数字时代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确立新的治理理念，加快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提升。王虎峰教授在第十四章中讨论了新征程中的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问题。他回顾了中国特色民生体系的思想渊源与形成，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的目标与地位，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党的重要决议和报告特别是二十大报告，对健康中国建设提出的系统要求。在此基础上，王虎峰教授提出健康系统治理是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目标，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是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更好地处理健康同医改的关系，统筹规划是健康中国建设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全周期服务与全社会参与相结合。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生态、安全与全球治理，包括三章内容。在第十五章中，张占录教授讨论了新征程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指出在双碳目标和生态补偿机制上面临制度化挑战，提出了未来的四大任务，包括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在第十六章中，王宏伟副教授聚焦应急管理问题，分析了新发展阶段对应急管理体制调整带来的新要求与新挑战，提出在新征程中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国际合作。在第十七章中，刘伟教授讨论了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问题。在阐述全球治理困境的基础上，她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从共商、共建、共享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全球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