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杨开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密码，或者说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则鲜明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认识上的与时俱进和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得以推进和拓展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延续，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中国之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中国之治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公共管理学者，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具备整体性和系统性视野，只有准确把握了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实质，才能准确认识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和个体经验，才能准确理解具体现象的意义、效应和因果关联，否则就容易出现张冠李戴或者盲人摸象的情况。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中国实践的“纲”，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理解中国实践的具体现象时纲举目张。自主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需要妥善处理一般概念、西方概念、中国概念的关系，既看到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又看到中国实践的普遍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制度要求有直接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例如，人口规模巨大说明治理规模、治理负荷巨大，这一方面要求用法治来进行治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另一方面要求善于利用新兴的技术来创新治理，坚持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再比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在法治的轨道上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用法治来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境，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同样要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中国，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农村和边远地区。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几个特征也都在法治建设和数字政府方面提出了要求。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起点，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同事们一直在学习和反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和进展。近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但是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本书在以往思考的基础上做了补充、调整和完善，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进行反思和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认识到，只有准确把握了中国之治的历史定位、初心使命、价值追求和本质特征，才能在观察具体的国家治理现象时，准确地把握“事实”，正确地理解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机制，进而进行科学的概念构建和理论创新，才能真正做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在此，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在百忙之中欣然同意进行相关的研究。也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朱海燕女士，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本书难以成文。本书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17VZL003）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