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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有一位名叫高允的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文学家。《资治通鉴》中关于高允的故事，是从同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崔浩身上引发出来的。北魏历史上发生过一件著名的“国史案”，案件的主角就是崔浩。崔浩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一直做到宰相一职，为北魏王朝的巩固和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做出过很大贡献。北魏政权的创立者属于鲜卑族，他们原本是活跃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他们的统治者想学习汉人的文化传统，把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便把具体工作交由崔浩负责。
崔浩虽然身居高位，但不改书生本色，在编修史书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避免歪曲、掩饰。当时高允也参与了史书编修工作。
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本来是件好事。但崔浩毕竟是宰相，拥有巨大的权势，身边难免有一些溜须拍马的人，他们对崔浩说：“您主编的史书质量这么高，光放在史馆里让我们几个官员看看，太可惜了，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立在大道边，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以彰显您的修史成绩。”崔浩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人将篇幅庞大的国史刊刻在石碑上，立于人来人往的大道旁。
崔浩以为，这样做能提高自己的威望。高允却对此非常担忧。他对另外几位同事说：“这些溜须拍马的人以这种方式谄媚于崔浩，无非是想为自己换回一点儿蝇头小利，却有可能给崔浩带来巨大的灾祸，而我们这些共同参与修史的人，恐怕也要受到连累。”事实证明，高允非常有先见之明。石碑树立了一段时间之后，麻烦果然来了。
国家的历史涉及很多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崔浩将这些内容都刊刻在石碑上，立在行人密集的大路旁，人们便都能从石碑上阅读到“朝廷秘闻”，把这些秘闻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还有不少政治内幕，甚至是肮脏的交易。这让涉及其中的高官、贵族下不了台，纷纷跑去向太武帝拓跋焘投诉，并给崔浩安了个“暴扬国恶”的罪名，意思就是暴露、宣扬对国家形象不利的一面。皇帝知道后也勃然大怒，下令立案彻查，这就是“国史案”的起因。如何给崔浩的行为定性？客观地讲，崔浩要求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本身并没有错。错只错在不应擅自将涉及国家形象的历史公之于众，并以刻石的形式大肆宣扬。崔浩为了彰显自己修史的才能而置国家体面于不顾，这正是高允一开始就替他担心的地方。
“国史案”酿成后，在贵族们的指控下，崔浩的行为被认为是对朝廷和皇族的诽谤，罪名再往下，就被认为是不满朝廷而意欲谋反。最终，“国史案”真的被定性为以崔浩为首的谋反案。说崔浩谋反，当然是冤枉的，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崔浩和他的家族，甚至关系比较近的亲戚，都受到牵连，很多都遭受了灭门之灾。
“国史案”爆发后，高允作为参与修史的官员之一，势必也要受到审查。比一般修史官幸运的是，高允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太子打算帮助老师渡过这个难关。崔浩被捕之后，太子召见高允，并让他当晚留宿在太子宫。这样高允就没有在第一时间作为崔浩的同案犯被逮捕。第二天，太子带着高允去见皇帝。觐见之前，太子对高允说：“见到圣上后不要乱说话，我说什么，你顺着我的意思说就可以了。”高允问：“今天来见皇帝，到底是为什么事？”太子回答说：“不要细问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太武帝一来，太子立刻就“国史案”替高允辩护。太子说：“高允只不过一个小小的编修官，根本无权决定国史如何编修。所谓借助国史诽谤朝廷，全是崔浩的责任，与高允无关，希望父皇能赦免高允。”皇帝问高允：“真如太子所说吗？”高允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高允朗声答道：“太子说得不对，崔浩身为宰相，朝政繁忙，只是挂了主编的头衔，看看初稿，审定一番而已。要说到国史的具体内容，倒还是我写得更多。”听了这话，皇帝勃然大怒，说道：“这样看来高允的罪过甚于崔浩，怎么能说他无罪呢？”这个场景把太子吓坏了，如果皇帝就此将高允定罪，那么他今天的行为反而弄巧成拙，自己也要承担欺君的罪名。因此太子不得不再次辩解道：“高允一介小臣，平时没有太多机会见到皇帝，今天难得能在皇帝面前发言，一定是在这个威严庄重的气氛中语无伦次了。刚才来见皇帝之前，我问他，他的确说所有责任都是崔浩的。”
为了给太子一个面子，皇帝再次询问高允：“事实是太子所说的那样吗？”高允的回答再次让太子瞠目结舌。高允回答皇帝说：“不是这样，我现在意识非常清醒，并非语无伦次，而且也明白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但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回答您的问题。太子之前根本没有问过我关于国史编修的情况，因为我是他的老师，彼此有些感情，为了帮我渡过难关，他才把我带来向您求情。”面对这一场景，站在一旁的太子惊慌失措，非常窘迫，却没想到皇帝回过头来对他说：“高允这样诚实的大臣真是难得啊，如此坦率而勇于承担责任，有几个人能做到啊！他肯定知道实话实说会招来杀身之祸，却依然没有半点儿欺骗和隐瞒，坚持实事求是。这样的人才值得珍惜，这样的品德值得表彰。”最后皇帝下令赦免了高允。就这样，高允因为实事求是，即便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不撒谎，不仅没有受到“国史案”的牵连，反而受到了皇帝赏识，在后来的朝廷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把高允的故事和第七讲《投机取巧的丁公》中丁公的故事做个对比，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丁公看似聪明，反而断送了性命。高允看似笨拙，却获得了新生。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智慧不是耍小聪明，智慧也不需要拐弯抹角。智慧往往和勇气、真诚联系在一起，当一个人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困境，并勇于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拥有了真正的大智慧。高允的智慧正体现在他能勇敢且真诚地面对问题，承担责任。其实高允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配套故事，《资治通鉴》也作了介绍，我们留在下一讲分享。
古人有句话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意思是说那些拥有大智慧的人，表现出很愚笨的样子，有些非常巧妙、非常精致的人，看上去却很笨拙。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真正的智慧隐藏得很深，或是看得很高远，一般人发现不了、理解不了，还以为他愚笨。我们要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虚假的聪明。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