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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
早期歌辞之词作为歌酒筵席中的一种艳歌，自非良家妇女之所敢轻易染指；但词之发展，在晏、欧、苏、秦诸家手中，既对其意境有了相当的提升和扩展，使之超越了娱宾遣兴的歌辞之性质，进而成为一般士大夫可以借之以抒写个人情意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于是在特殊环境与特殊人物的因缘凑泊之下，相继于我们曾讨论过的“歌伎之词”与“不成家数的妇女哀歌”之后，乃终于成就了足以成家的两位女性词人。那就是在词史中足以睥睨男性作者的李清照和勇于追求真爱而为当世所不谅的朱淑真。下面，我们便将其中的一位李清照，放在性别文化与词之美感特质的发展中，略加论述。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史·艺文志》著录其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虽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李氏原著早已失传，但仅就其既有别号，又曾刊印有多卷著作而言，固已足可见出李氏之大不同于当时之一般妇女矣。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既原以“无才”为女子之“德”，所以即使是具有相当才慧的妇女，也难以获致足以培养其才慧和展现其才慧的环境与机会。至于在妇女文学史中，偶然得有姓名流传后世者，即如建安时代之蔡琰，虽然以“博学有才辨”著称，但其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过只有《悲愤诗》等几首哀歌而已。至于撰写《女诫》七篇的班昭，则虽有续成《汉书》之才之学，但她既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传统文化中女子之处于弱势之地位，而且曾提出了“卑弱第一”之训诫，以作为其诸女的自我保全之道，故其平生亦雅不欲以文学自显，虽然她在晚年曾经因随其子赴陈留任所而写有《东征赋》，又曾经因代其兄班超乞还而写有《为兄超求代疏》，而凡其所作盖莫不以述德及应用为旨，并不以炫露才名为事。故其传世之作，亦不过仅有寥寥数篇而已。
至于李清照的出现，则似乎乃是中国妇女文学史中，第一个具有想要以创作来肯定自己，而且更有着想要与男性作者一争短长之意念的女性作者。关于李氏的此种争强好胜之性格，我们在其所自撰的一些叙写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即如李氏在其所撰的《金石录后序》中，就曾写有她与其夫赵明诚当年坐归来堂校书时，常以“饮茶先后”“角胜负”的故事。又曾在其所撰的《打马图经序》中自叙说：“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更自谓其所以作此《打马图》，乃是欲“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从这些叙述中，其争强好胜欲与男性作者一争短长之性格，固已可窥见一斑。
何况在宋代胡仔所写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还曾载有李氏之一篇《词论》，虽然有人因其仅见于笔记之记述，以为未可尽信，但胡仔与李清照时代相近，其所载《词论》中的论词之见，与李清照之词风亦颇相符合。最明显的一点是李清照所提出的“词别是一家”之说。我们可以明白看到的，是李氏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靖康之变以后，她在诗文中都曾写出过不少激昂慷慨之句，但在她的词中却绝无此类风格之作，所以私意以为胡仔书中所引述的李氏这一篇《词论》应该还是可信的。而且在此一篇《词论》中，李清照对于五代、北宋以来的诸名家之作，都曾大加臧否，这也足以与我们在前文所述引的李氏之争强好胜的性格相为印证。李氏的此种作风，自然是对传统的性别文化所加之于妇女之约束的一种突破，其引人注目自不待言。所以宋人笔记中有关李氏的记述甚多，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在此纷纷的毁誉之中，其取毁之故则大多与传统文化中之所谓“妇德”有关。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可以举王灼《碧鸡漫志》中的一段话为例证，谓：“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从这段话来看，李氏之“才力华赡”“词采第一”固早为当时之所肯定。
至其受讥议之两点，则大多与“妇德”有关。第一点是改嫁之问题，宋人笔记中对此多有记述，而明清以来则又多有为之辨正雪诬者，直至现代其争议仍未全歇。但此种争议，私意以为无论其意见之为正为反，实在都可以说是出于性别文化中对妇女之一种歧视。证之于男性作者妻亡再娶之从无议者，则李氏之曾否再嫁，实不足议。何况本文主旨乃在讨论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李氏词中既全无对再嫁之情事的反映，故此一争议自可置之不论。
至于第二点其词作中的语言之被讥为“无顾藉”的问题，王灼则并未曾举出词语之实例为证。以意测之，李氏词中言语之可以引致此类讥议者，盖有两种情况：一类是故作娇痴邀人爱宠的作品，如其《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一词中之“眼波才动被人猜”，及其《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一词中之“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等句；另一类则是写相思闺怨的作品，如其《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词中之“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及其《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一词中之“被翻红浪”等句。其实若将此一类作品与《花间集》中一些男性作者所写的艳词相比较，则《花间集》艳词之轻薄露骨，固较李氏超过数倍而不止，何况若就相关语境而言之，则李氏写词之对象及读者，原来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则其故作娇痴之语，甚至以“枕”“被”入词，固应正为闺阁之情的一种真诚表述。王灼之以“无顾藉”相讥议，且在其上加上了“缙绅之家，能文妇女”之界定，其为性别文化中对妇女之一种歧视，自然也是明白可见的。不过本文主旨并不在讨论性别文化中之妇女是否遭受歧视之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乃是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将对李清照词何以有此成就之原因及其美感特质何在之问题一加探讨。
先说李清照词何以有此种成就之原因。盖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在过去传统文化对女子之才慧的约束及压抑下，作为一个女子而要想有作品传世，且足以成名成家，则必有待于特殊人物与特殊环境的因缘凑泊而后可。李清照生而有过人之才慧及争强好胜之性格，这自然是其所以能有如此超越一般女性之成就的属于其个人的重要因素。但仅有个人之因素则仍有不足，更可注意的是李清照还具有了两种重要的环境之因素。其一是属于幸运的环境之因素，李氏既幸得生而为李格非之女，使其幼少年时代就在文化薰习之中得以饱读诗书，为其以后之创作奠下了良好的基础；又幸得嫁而为赵明诚之妻，其相知相得之乐，我们通过她所写的《金石录后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因而也就使李清照留下了不少使人赏爱的闲情闺思之作。这较之陆游之前妻及戴复古之外妻的连一篇完整的词作都未能流传下来的情况，李清照之终能成名成家，其幸运的环境之因素自是不可忽视的。
不过李清照若是仅有早期之幸运的环境之因素，而未曾经历其后期之不幸的环境之因素，则其所作之词如本文前面所举的《浣溪沙》《减字木兰花》《醉花阴》及《凤凰台上忆吹箫》诸作，虽然也写得生动真切，不乏清新之思与灵巧之句，但其意境却终嫌不够深厚。私意以为“意境”与“情境”不同，“情境”所指的应是较为现实的感情及事件，而“意境”之所指则应是具含一种足以引人深思、生言外之想的意蕴。写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回头一看前文我所留下的一段未尽之言了。前面当我们提及李清照之《词论》时，曾谈到所谓“词别是一家”之说，私意以为“诗”与“词”两种文体，既有形式之不同，亦有内容之不同，更有本质之不同。
李清照《词论》开端首先举出了“李八郎”“能歌擅天下”为说，更提出了“五音”“五声”“六律”之分，可见其所注意者乃是诗与词在声律、句法方面的外表形式之不同。其后又提出了“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诸家，“作为小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更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最后乃下为结论说：“乃知词别是一家。”此一段所论，自应乃是指词与诗在内容及风格方面之差别而言的。
前文曾论及靖康之变后，李氏诗中有不少慷慨激昂之作，而其词中则绝无此种言语，即可为此一论点之明证。而殊不知诗与词之区分，除去外表之声律句法及外表之内容与风格外，还应有更重要之一点，那就是词之为词自有一种独具的美感之特质。关于此点，私意以为与李清照时代相近的另一位作者李之仪，虽未曾撰写任何专论，但却对此种特质颇有体悟。他在《跋吴思道小词》一文中，便曾明白提出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又说：“晏元献、欧阳文忠……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此一段话，颇能道出词之意境的一种幽隐深微之特美。只不过此文只是李之仪为友人所作之小词而写的一篇跋文，既非论词之专著，所以在当日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北宋之世，当时一般写词及论词之人，也似乎都未曾有见于此。如此直至明代，一般词人对于词的此种美感特质，也仍然未能有明白之体认。直到清代的张惠言，在其《词选·序》中，正式提出了“意内言外”之说，似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张氏本人也许对词之此种特美确有体悟，但他用“意内言外”解释“词”之字义，本嫌牵强，何况他并未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说明此种特美，遂不得不将之比附于诗骚之比兴寄托，而且有意对五代、两宋之词加以深求，以牵强比附为说，所以乃终于招致了不少讥议。其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又提出了“境界”之说，而“境界”一词也仍嫌含混不明，依然引起了不少争议。不过词这种文体之确实以蕴含一种幽隐深微之意境为美，则是无可置疑的。清代的诸位词论家如周济、谭献、陈廷焯等人，就都是对此种特美有所体悟的人。
至于李清照既早生于北宋之世，她对于此种特美之未能有所体认，这自然是可以谅解的。所以她所提出的“词别是一家”之说，也不过只限于词之外表的声律、词之外表所写的情意及其外表的风格与诗之不同而已。因而她在《词论》中之所评骘的，遂只限于诸家词外表之风格，如其论晏叔原词之“无铺叙”，贺方回词之“少典重”，秦少游词之“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云云，凡此种种，盖皆就其外表词语所表现之风格为说，而于诸家词之意境则无一语触及。尤其是她对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诸家词之评论，乃但讥之为“句读不葺之诗”，而对此诸家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的微妙之处，则竟然一无所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李清照对词之认知的一大缺憾。
不过，理性上知解此种特美是一件事，创作上是否能达致此种特美，则是另一件事。就一般从事于词之创作与评说的人而言，能够体悟知解此种特美的人本就极少，体悟此种特美而能以言辞适当阐释说明者更少，能以言辞说明而且能在创作中实践者，当然就更为罕见了。不过，反过来看，则是对此种特美本无理论知解之人，反而有时也能因其性情修养或生活经历，而竟然于无意中达致了此种意境。就以李清照而言，她对此种特美可以说并无理论上之认知。她的一般作品所追求者，盖亦不过如前引王灼之所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而已。不过李清照既生而具有才力敏慧过人的优势，又因身为女性而有着纤柔细腻的感受和情思，所以确实曾经写出了不少男性作者所未曾有过的清词丽句。诸如“宠柳娇花”“绿肥红瘦”“被冷香消新梦觉”“人比黄花瘦”之类，这些佳句固早已传诵众口，昭昭在人耳目，自不须在此更为辞费。私意以为，李清照词所更值得注意者，实在应该乃是她在靖康之难中亲身经历了破国亡家之巨变以后的一些作品。早在我撰写“良家妇女之不成家数的哀歌”文稿时，就曾提出说：“一个女子若想写出既具深度又具广度的作品，乃必须遭遇一种双重的不幸，也就是说，不仅是个人之不幸，而且还需要结合大时代的国家之不幸，如此方能造就一个妇女成为伟大的作者。”
就李清照而言，当靖康二年徽、钦二宗相继被俘北去之时，她的年龄是四十四岁。是年，赵明诚曾起知江宁府。未几，金人陷青州，赵氏青州故第所保存之书册文物“凡所谓十余屋者”，乃皆“为煨烬矣”。再次年，赵明诚罢知江宁，被旨知湖州，是年八月明诚至行在，“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李清照自池阳奔往视疾，月之十八日明诚病殁。时清照年四十五岁。自此以后，清照曾一度依投明诚之妹婿于洪州，而未几金人又陷洪州。时清照有弟“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而“到台，台守已遁”。在当时，李清照曾追随行朝，流离辗转于浙东各地，且曾一度“雇舟入海”，又曾遭受“玉壶颁金”之诬。其后至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一夕被盗，其所仅存之书册文物又大部失落。以上所叙，皆见于清照所撰之《金石录后序》，在此文结尾处，清照曾自慨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按清照归赵明诚时年十八），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从以上根据清照自叙的靖康难后其流离辗转的生活来看，她的词中应写有不少离乱悲慨的作品才是。但我们今日所见的易安词中则完全没有正面写及乱离之作，这自然与她认为“词别是一家”的观念有关。但她毕竟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而且她的才慧过人，所以她乃独能以其过人之才慧与女性之锐感，在并不正面触及乱离的小词之写作中，透过一些极为纤细锐敏的女性之感觉与情思，而隐现了一份离乱沧桑之痛，因而达致了词之幽隐深微的一种特美。私意以为这一类作品，应该才是易安词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殊的成就。
下面我就把我所认为她的词中之特别具有词之幽隐深微之意境者，抄录几首下来一看：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先看第一首《南歌子》，这首词初看起来，并不见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开端两句似亦不过泛写闺阁庭院中所见的一般秋宵凉夜中的寻常景物而已。盖以在唐人诗作中，写天上之星河及人间之帘幕屏风者，原非鲜见，即如杜牧之《秋夕》一诗，即曾写有“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之句；李商隐的《嫦娥》一诗，也曾写有“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可见李清照此词首两句所叙写者，固应本为闺阁庭院中所见之寻常景物。所以在《易安词》的一些附有辑评及参考资料的版本中，此一首词所附之资料，除注释及校记等材料外，竟不见前人评说之语。此较之清照之其他名作如《声声慢》（寻寻觅觅）之附有资料二十八则，《醉花阴》（薄雾浓云）之附有资料十九则及《念奴娇》（萧条庭院）之附有资料十七则等名篇而言，此一首词之未被一般读者所欣赏和注意自可想见。
只是我个人却对这首词有一种特别的赏爱，这可能与我童年时在北京旧家庭院中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老家是一所有三重院落的大四合院，中间一重的院落颇大。每当夏天的夜晚，我就会随着家人们搬一些椅子或小凳，甚至是躺椅或竹席，坐卧在院中乘凉，一边指认着天上的星辰，一边背诵一些唐人的小诗。“卧看牵牛织女星”和“长河渐落晓星沉”等，就都是那时经常吟诵的诗句。而每当我注意到天上北斗和银河的方位逐渐转变了的时候，天气就也逐渐转凉了。这时老一辈的家人就会叨念起北京的一句俗语说：“天河掉角，要穿棉袄了。”于是我们也就不再在院中乘凉，而且还把原来在夏天悬挂在房门前的可以舒卷的竹帘摘下，换上了沉重而下垂的棉帘。而也正是这种寻常景物，当时曾给予了我很强烈的时序推移、节候如流的感受。当然，我当年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少女的节候之感而已，但当年的感受却在我历经忧患以后重读李清照这两句词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私意以为，李清照所写者表面看来虽然也只是闺阁庭院中的寻常景物，但她却在一句“天上”与一句“人间”的空间之对举，和一个“转”字与一个“垂”字两个表示节候转变的动词之联举中，表现出了一种笼罩天地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留的永逝无常的哀感。然后在下一句她却以女性的极为柔细的感觉，把这种笼罩天地的永逝无常的哀感归结到了自己所处身的一床枕簟之上。而枕簟上的凄寒孤寂之感，则是最为切身的感受。李商隐在诗中就曾经写有“只有空床敌素秋”和“欲拂尘时簟竟床”之句，朱彝尊在回想起当年一段苦恋时，也曾写有“小簟轻衾各自寒”之句。而李清照在此词中写难耐的凄寒之感却只用了委婉的“凉生”二字，写破国亡家后的悲哀也只用了“泪痕滋”三字。“泪”而只曰“痕”曰“滋”，其中本应有多少难言之痛，而最后她却只写了一句“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把所有长夜无眠的悲苦，都只借用了《诗经》的“夜何其”三个字轻轻带过。真是含蓄蕴藉之极，盖正有如陈廷焯所云“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终不许一语道破”者。
至于下半阕开端的“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二句，表面看来其所写者盖也不过只是秋天的寻常景物而已。“翠”之色固应指“贴”水之莲蓬；至于“金”则应并非指颜色，而是指秋季之节令“于时为金”，而秋气之“金”则有肃杀之气，故曰“销”，在此肃杀秋气中，所以“藕叶”乃有凋落稀疏之感，故曰“藕叶稀”也。这本是极易理解和想见的眼前景物，但后面所接的“旧时天气旧时衣”一句，则使得前面两句写气候节令的语言，都立刻与“衣”相连，而有了双重的意蕴。于是前面一句的“翠贴”二字也立刻除了莲蓬贴水之联想以外，而有了衣服之“贴绣”的含义。而次句之“金销”二字也立刻除了时令之“金”的消亡凋落的联想以外，而有了衣服上之金线的破损零落的含义。
我对这两句词的情境，也有一种极亲切的回忆。原来我家既是故都之旧家，家中一些箱柜中一直存放有很多先辈旧存的衣物。其中有所谓“贴绣”者，盖如后世俗称“补花”的一种女红，是把一些材料剪裁为各种花样而贴绣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而这些装饰往往周边都是用金线固定在衣服上的。我就亲眼见过这些金线脱落的旧日的绣衣。于此，我们若再一回顾前两句的“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则在此景物节候依然，而旧衣之贴绣则半皆脱落之情境中，固应有多少“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今昔沧桑之感。所以李清照在其另一首《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的词中，就曾明白写出过“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句子。只不过这一首《南歌子》词的结尾却写得更为委婉、含蓄，在“旧时天气旧时衣”的今昔哀感中，只是平平地做了一句叙述，“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全无伤感泪流的字样，而其哀感乃尽在言外。所以私意以为这一首《南歌子》词，虽在过去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却实在应是易安词中最具有如我所说的词之幽隐深微之特美的一篇作品。
其次，再看她的《永遇乐》（落月熔金），这一首词在王学初的《李清照集校注》一书中，曾将参考资料归纳为七则，计有《贵耳集》一则、《须溪词》二则、《词源》一则、《词品》一则、《少室山房笔丛》一则、《赌棋山庄词话》一则。但各则中辗转引录者，则多至十则以上。可见这一首词固应是极为世人所注意和赏爱的一篇作品。至于他们所称赏者何在，则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称赏其词语者，如《贵耳集》曾称赏其“染柳烟浓”三句，以为“气象更好”。又称其下半阕之“如今憔悴”三句，谓其“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又如《赌棋山庄词话》引张鉴之《姜夔传》评论两宋词人曾称李清照此词首二句“虑周而藻密”。以上众人之所赏者固非虚誉。而另一类则是有关其内容者。此词题曰“元宵”，后半阕换头之处全写当年北宋汴京元夕之美景良辰，渡江南来的词人读到这首忆往之词，自不免会产生许多今昔之悲慨。这自然也是这一首词在后世之所以被人盛称的一个原因。即如南宋末年之词人刘辰翁就曾用同调《永遇乐》写过两首“上元”词，第一首前有一篇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按乙亥为南宋恭帝德祐元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云云。第二首前也有一篇小序云，“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云云（按邓词未见传世，须溪词亦仅有前一首收入《全宋词》中，后一首则见于《彊村丛书》本之《须溪词》，有“灯舫华星，崖山矴口，官军围处。璧月辉圆，银花焰短，春事遽如许”之句）。盖当时南宋之危亡已近在眉睫之间，故刘辰翁乃有如此悲慨之言也。据此可知易安此词之所以传诵众口固应有以上的两种原因。
然而却也有人曾对这一首《永遇乐》颇有微词，即如张炎《词源》论及咏节序之作时，就曾谓：“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这自然是对易安此词之俚俗表示不满者（此种情况，我将留待以后论及易安《声声慢》一词时，再加详述）。不过无论后人对此词之为毁为誉，其曾经传诵众口则是无疑的。近年之编选宋词或写为欣赏之论述者，亦多录有此词。只是我自少年时诵读此词就有一点疑问，却一直未见有人言及者，那就是在上半阕写到“元宵佳节，融和天气”的良辰美景之时，何以却突然承接了“次第岂无风雨”之句，未免显得突兀不伦。这实在完全不合于一般作词之章法，所以我每读此词，对这一句就会感到疑问。如今仔细研读李清照之生平，私意以为此二句实应包含有极为深隐的一份言外之意。而其所以引生我的言外之意的联想，则是由于一则宋人的笔记。
原来宋人庄绰之《鸡肋编》中卷，曾有一则与李清照家世有关的记述，谓“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云云，历叙其家世之盛，继之更及其戚族之盛云：“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华宗盛族矣。”《四库提要》谓《鸡肋编》“可与后来周密《齐东野语》相埒，非《辍耕录》诸书所及”，可见其记载当属可信。据此则李清照与秦桧固当属姑表之亲。也就是说李清照之母王氏应是王准之孙女，按辈分应是秦桧之妻王氏的姑母。至于《宋史·李格非传》则谓其“妻王氏，拱辰孙女”，据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谓“《宋史·李格非传》多本王称《东都事略》”，但《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李格非传》并无一字及于其妻王氏者，不知《宋史·李格非传》有关其妻为王拱辰孙女之所出。至于庄绰《鸡肋编》则对于王珪之家世及诸孙婿与曾孙婿之记叙颇详，自非无稽之言。然则李清照与秦桧妻王氏固当为姑表姐妹也。此一首《永遇乐》词上半阕曾有“来相召、香车宝马”云云，可见“来相召”者，固当是极为贵显之人。以此推想，则李氏之“次第岂无风雨”之言，固应深有讽喻之意，绝非突兀之句也。此内含之深意既明，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此一首《永遇乐》词略作深入之赏析了。
此词开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自是佳句，前文引张鉴称此二句“虑周而藻密”，仍嫌泛泛。此二句佳处一在其气象高远，全从远天遥空之暮色写起，而“熔金”与“合璧”之偶句，则又写得极为贵重而工丽。此种佳处已属难得，而更可注意者则是其“合璧”二字实乃暗用古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句，其所暗示的正是国破家亡，其夫赵明诚已经长逝不返的一份极痛深哀。故继之乃以“人在何处”一个四字的单句，点明了其人未来、所思不在而人事全非的悲慨。下面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同样是两句偶句和一个单句。偶句写景色，暗示元宵的早春节候，写“柳”而曰“染柳烟浓”，是柳叶虽未全展但在烟霭中已可见轻微之绿色。写“梅”而曰“吹梅笛怨”，则是因笛曲中有《梅花落》之曲调，暗示梅花之已经零落，正是冬去春来元月中之节候，故在此偶句后乃用了一个单句而结之曰，“春意知几许”，将节候明白点出。此开端六句，叠用两偶一单，两个偶句之对偶都写得极美，这正是这一首词最得人赞美之处。两个单句作结，而一为四字句，一为五字句，整齐中有变化，虽说这是《永遇乐》此一词调的基本格式，但李清照却确实用得极好，把形式方面的骈散句法与内容情意做了极为完美的结合。
有了如此既具气象又极工致且极富感发的开端，以下才进入这首词所写的主题“元宵”，曰：“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如此欢庆之佳节，如此美好之天气，本应带给人一片欢乐才是，而李清照却陡然笔锋一转，写出了“次第岂无风雨”一句大煞风景的话。若曰无意，其谁信之？我在前文之所以提出此句引人生讽喻之想，除去李清照与秦桧之妻王氏的一重姑表关系以外，还有“风雨”二字固早自《诗经》的《郑风·风雨》之篇也早就被赋予了讽喻之意。
至于南渡后之庆赏元宵，盖主要自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以后。而正是在这一年，秦桧被任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年后岳飞被赐死，南宋偏安之局遂定。而秦桧日益得势，粉饰太平，屡上贺章，甚至李清照亦曾被推荐写有节日祝贺之《帖子》多篇。据周密《浩然斋雅谈》之所记叙，此诸《帖子》盖写于绍兴十三年之间。意者李清照此一阕《永遇乐·元宵》词，或即为此一段时期之所作。以李氏之性格原有逞才好胜之一面，是以因亲友之请而写有向皇室祝贺之帖子自无足怪。但其性格之另一面，则亦颇有忠义劲直之概，这在其许多诗作中都可得到证明。即如其《乌江》一诗，就曾写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之句；其《上枢密韩肖胄》（其一）诗也曾写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而其《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其二）及另一首失题之词，则写有“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及“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都可见出她对于当时苟且偏安之风气的不满。不过她既然对词存有一个“别是一家”的看法，所以在词作中从来未曾写过这一类奋发豪迈之句。但这一首词中的“香车宝马”之对显贵的形容，固正可以与此词前面所写的“次第岂无风雨”的突兀之句相辉映，反讽之意自在言外，所以用“谢他”二字表示了对那些乘坐着“宝马香车”的“酒朋诗侣”们之邀请的一种谢辞之意。以上前半阕，从开端的气象景物中所透露的人事之全非与时节之变易转入元宵佳节时贵显的邀请，其叙写都是充满了幽约深隐的讽喻之意的。
下半阕则笔锋一转，反过来写当年她对于北宋盛世之元宵佳节之美景良辰的回忆。“中州盛日”是国家当年的升平安乐的美好时世，“闺门多暇”是自己当年青春年少时美好的生活。“记得偏重三五”正写当年“元宵”佳节之被人们所重视。而以李清照之争强好胜、充满游兴的性格，自然不会令此一佳节空过。所以，接着就写出了作为一个女子的种种爱美要好的衣物和装饰。“铺翠冠儿，捻金雪柳”就都是当日妇女的流行头饰。宋朝曾慥编的《乐府雅词》，在其《拾遗》卷上所收录的一首不知名氏的《南歌子》词中，描述一个美丽的女子，就曾有“偏他能画斗头眉，戴顶烧香铺翠、小冠儿”之句。可见有“铺翠”为饰的发冠乃是当日流行的衣饰，而所谓“铺翠”者，则是指当时一种以翠羽为装点的饰物。至于“捻金雪柳”，则宋朝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及周密之《武林旧事》中皆有记叙，谓元夕节物有“玉梅、雪柳”等，雪柳之精美者捻有金线之装饰，故曰“捻金雪柳”。“簇带”是说装戴之盛多，周密《武林旧事》卷三《都人避暑》一则，曾记述妇女插戴茉莉花之盛多云：“妇人簇带，多至七插。”“济楚”是说美盛动人之貌，柳永《木兰花》（心娘自小能歌舞）一词，就曾写有“举意动容皆济楚”之句。着一“争”字，则是李清照自写其年少之时好与人争妍斗盛的一种爱美要好之心情。然后紧接下句的“如今憔悴”，造成了强大的盛衰之对比。“风鬟霜鬓”正是呼应着前面所写的“铺翠”“捻金”之种种头饰之精美用来反衬如今老去，髻鬟不整，两鬓霜华的憔悴衰老的形容。所以说“怕见夜间出去”，正因回想当年元夕华灯之下的盛装争妍的往事，真有不堪回首的伤痛。而李清照在如此强烈的盛衰今昔之对比下，却忽然用极为闲淡的笔法，写了一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完全宕出去的结尾。于此，若回过头来再与此词开端的“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及“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等工丽的偶句相对照，就更可见到李清照的笔法之变化操纵之妙了。而也就是在这种变化操纵的对举之中，李清照深沉地写出了难以言说而收敛含抑的对于家国的一份伤今念往的深忧极慨。这自然也是李清照的一首富含远韵和深意的佳作。
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