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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有便宜点的旅馆？”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边赶路边打听，他身后跟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走着走着，中年男人一个踉跄扑在雪里，脸重重地摔在地上，夹在指间的烟马上落在雪里灭了。
大雪纷飞，他背上很快落了一层雪，似乎马上要被雪掩埋。而同行的小伙子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并没有伸手拉他一把。
过了一会儿，有路人发现不对劲，大喊了起来：“你怎么啦？快来人啊！”
有人拨打了急救电话，有人报了警……
这个场景是我根据送这个患者来医院的救护车上的医生，还有警察的描述还原而来。
这是一个异地求医却客死他乡的病例。
十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在急诊值班。
根据医院培训要求，作为ICU医生的我那年恰好在急诊轮转。很多人把ICU和急诊混淆了，说我是急诊科医生。这不对，急诊和ICU区别很大。急诊是一家医院的门户科室，是医院对外的第一道门，需要到急诊就诊的疾病包括各种急性疾病和突发病症：外伤、胸痛、腹痛、药物中毒、各种心脑血管病、慢性肺病急性发作……这些患者中，有的生命体征还算平稳，有的病情看似平稳但可能突然恶化，有的则是刚进急诊的门就得立刻展开抢救。在我看来，急诊之所以忙乱，是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患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我工作的ICU，虽然患者的病情也很紧急，但通常是已经确诊的患者，他们或是在住院过程中病情出现了变化，或是经历了大手术，需要通过监护治疗度过危险期。所以，尽管ICU收的患者病情更重，但因为通常已确诊，医生、护士对患者的病情相对更熟悉，因而救治起来通常比急诊有序得多。可以说，急诊是医院最忙乱，但也是最锻炼人、最能快速提升年轻医生应变力的地方。
那次的雪很大，北京城很多年没下过那么大的雪了，鹅毛般的飞雪飘飘洒洒地下了整整两天。医院门前的交通瘫痪了，路边的树木、电话亭、报亭，还有几辆孤零零的自行车，都隐没在一片白茫茫中。
那两天急诊患者明显见少，但这不是好事，异常安静反而让我有种大战将来的预感。气温骤降，慢性肺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会加重，心脏骤停、中风这些紧急事件也会频发。而且按照既往的情况，大雪后的两三天内一定会涌来大量因为路滑跌倒而受外伤或骨折的患者，还有因为下雪没能赶来的急症患者。
那天天刚擦黑，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没等车停稳，急救人员就从车上抬下担架冲了进来，边跑边大声地喊着：“心脏骤停，心脏骤停！”
分诊台的护士快步迎上去，带着他们往抢救室跑。
当年的急诊抢救室的硬件条件还不像今天这么好，抢救室距离急诊门口有五六米，在急诊通道的西边，是个只有六张抢救床的房间。
几个人冲到抢救室，一把把患者抬到抢救床上。急救人员边做胸外按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突然倒地，接到时心跳、呼吸都没有。在车上持续按压，做了气管插管，但心跳一直没恢复。”
在她按压的同时，我快速地检查患者的意识、瞳孔、呼吸和动脉搏动。患者穿了一件黑色羽绒服，胸前湿了一大片。我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发现他肩膀处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你睁睁眼，睁睁眼。”我冲他耳边大喊，他没有任何反应。
“停一下。”我对按压的急救人员说。她停止按压的瞬间，我立刻用右手探到了患者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摸不到搏动，也看不到他胸廓起伏。我接过护士递来的手电筒，扒开他的眼睑，瞳孔已经完全散大了，光线照进去一点收缩反射都没有，像照进了一潭死水。
“抢救。”我在快速证实他仍没有恢复心跳和呼吸后，喊了一句。
我立刻接替急救人员，在患者胸前按压了起来。随着按压，一股股呛鼻的烟油味儿迎面扑来。
“（心跳）停了多久？”我问跟随救护车而来的医生。
“具体停了多久不知道，周围人和家属都说不清。我们接到后一路都在（按）压，路上不到二十分钟。”急救医生说。
有护士把抢救车推了过来，有人接替了急救人员去捏简易呼吸器的球囊，有人早已往注射器里抽好了肾上腺素，有人给患者胸前的电极片连上了监护导联线，有人把输液的液体连在了患者手背上的套管针上……
抢救心脏骤停患者，在全院各个科室中，急诊科的护士最有经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紧张抢救，她们早已经对心脏骤停患者的救治流程烂熟于心，也已经和医生形成了高度默契。她们准确地知道我接下来会用到什么器械、什么抢救药物，需要什么时候给药，会选择什么时机电除颤，什么时候给患者穿刺中心静脉……流畅的医护配合是决定患者抢救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但这个患者无论大家怎么胸外按压、给药，他的自主心跳始终没有恢复。
按压间歇，我看到监护仪上的心电波形仍是一条直直的线，一个自主心跳的电信号都没有。
“不好，”我想，“这么久心跳还回不来，那回来的概率微乎其微了。”
更糟糕的是，患者送来时瞳孔就已经散大了。在正常情况下，瞳孔直径2~4毫米，照进光线时，会出现收缩、直径变小等现象，而移开光源时又会自动恢复成原来的大小，这是瞳孔正常的光反射。当患者瞳孔散大、无光反射时，最常见的情况是大脑重度缺氧。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抢救几乎都是徒劳的。
监护仪不停闪烁着红色的报警信号，发出高调的警报音，这种刺耳、持续的蜂鸣音是医生最怕听到的声响，这种让人紧张绝望的声响听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
“肾上腺素一支。”
“（按压）停一下，看看（心电监护仪）波形。”
“做个血气（分析）。”
我持续做胸外按压、给药，按压、给药……
患者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最常见的病因通常是心脏出问题了，这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及暴发性心肌炎等，还有一些心脏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大面积脑梗死、脑出血，或者大块的肺栓塞、气胸等，以及其他相对少见的病因。
而这个患者，我高度怀疑他是心肌梗死引起的心脏骤停。
为什么？
首先，这个患者是中老年男性，这是最易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人群。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因素，他身上散发着浓烈的烟味，他是个重度烟民。吸烟对人体最大的损害是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持续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壁始终处于损伤、炎症反应状态，时间久了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全身血管受累。重度吸烟者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明显高于不吸烟者。
在连续抢救了几十分钟后，患者仍无意识，瞳孔散大到边、没有光反射，动脉没有搏动，血压测不到，心电监护仪上依旧是一条直直的线。很显然，他对我们的心肺复苏没有任何反应，他已经死亡了。
“有家属吗？”我喊了一声，“家属在不在？”
有个警察进来了，电台挂在上衣兜上，还在呜啦呜啦地不停讲着话。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我值班时遇到过几次他往医院送意外受伤的人，接触多了就认识了。他这人热心也外向，有时候我们也会凑到一块聊聊天，互相发几句工作中的牢骚，他还会时不常地问我一些健康问题，慢慢就熟了。
我说：“人没了，过不来。”
他说：“真没了？你再救救。”
我说：“真没了，送来的时候瞳孔就散了，真没用了，这么抢救几十分钟了，别再折腾病人了。”
他说：“你等着，我给你叫家属。”
过了半分钟不到的样子，他拽进来一个个子不算高的男青年，二十来岁，瘦瘦的，穿了件黑色羽绒服。他拽着青年的袖子，青年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眼里有种说不清的躲闪。
“这是病人的儿子。”民警说。
我给这个小伙子讲我对患者心脏骤停原因的推断，我说患者大概率是心脏出问题了，大面积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最大，送到医院时心跳停的时间太久了，大脑也已经重度缺氧，抢救没任何反应，人已经没了。
他低头不说话，我想他很可能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
第二天一早8点多，我快下夜班的时候，警察又来了。这次除了我认识的那个民警，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警察。
我认识的那个民警对我说：“这是咱们所的同事，得找你做个笔录，昨天有人报了警。”
笔录做得很快，我主要讲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患者的样子，讲了他的衣服湿漉漉的，讲了刚送来时他的生命体征和整个抢救过程。
最后，警察问我：“你判断这人是怎么死的？”
“具体死因说不好。”我说，“但我推测大概率是心肌梗死引发的猝死，而且梗死的面积小不了。心肌梗死会引起恶性心律失常、休克，最终导致猝死。这种病例往往很难再追溯确切死因，只能靠有限的证据推测。”
患者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能够被成功复苏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这通常是因为患者猝死当时，周围的人未能第一时间展开正确的心肺复苏，导致猝死者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往往也无力回天。
根据文献，2015年上海市某区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中，入院存活率为1.87%，出院存活率为0.37%。换句话说，1000个在院外发生了心跳停止的患者中，能够活着送到医院的不足20人，绝大多数患者在送来的时候已经死亡；能够救治成功从医院出院回家的不到4人。2021年，北京地区院外发生心跳停止的患者出院存活率为1.6%，其中仅1%的患者具有良好的神经功能预后。这组数字的意思是说，每1000个在医院外发生了心脏骤停的患者中，能够被送到医院并活着出院的只有16人，其中只有10人恢复了认知、运动等神经功能。 [1] ， [2]
正如这位在院外发生了猝死的中年男人，他被送到医院时心跳就已经停了很久，抢救前前后后进行了近一个小时，但我们还是没能创造奇迹。这种病例尽管遗憾，但在急诊科并不少见，我以为我很快就会忘记。没想到一个月后，那位民警又和我提起了这个病例。
那天，他送一个躺在大街上的醉汉来治疗。给这个醉汉处理完之后，正好我也交完班不忙了，就和他聊了起来。
“还记得一个月前送来就死了的那人吗？”他说。
我说：“记得，咋了？”
“也不是什么案子，自然死亡。”他说，“你还记得和死者一起的那小伙儿吗？”
“记不太清了，”我说，“我只记得和他交代病情的时候多看了他几眼，总觉得他哪儿不对。”
“你说对了，那孩子精神不好。”他说，“他是死者的儿子，死者带着这孩子来精神病医院看病的，兜里有挂号条，俩人在找旅馆的时候父亲死了。”
他继续说：“就剩这孩子了，当时还没吃饭。多可怜啊，这么冷的天，我就拉着那孩子到你们医院对面拉面馆给他买了碗拉面，得让他暖和暖和啊。
“他就站着，不敢吃，非要找他父亲，他父亲死了他都不知道哭。”
“唉！”他叹了一口气，“两人啥行李都没有，就一双肩包，这孩子背着，死活不放手。他说：‘我爹说了，这是我的命。’他要是嫌疑人，我必须得认真查他的包，但这就是个病人，知道他身份就得了。我粗略地看了下包里，没什么违禁的东西。我就没非得把他的包给抢过来查。那孩子够可怜了，你抢他也急，那包是他的命根子。
“后来，我们把这孩子送到了北五环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这是收治有精神问题的流浪人群的定点医院，吃、住、瞧病，国家全管了。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医生不干了，非要仔细查孩子那包。人家医生做得也对，可别带进病房什么危险东西。
“一件件往外掏，有条破毛巾、几袋榨菜、几个干巴了的面包、几件换洗的衣服，没一样值钱的。都掏出来了，医生还觉得不对，他说：‘你这包怎么这么沉？’
“他伸手往包里摸，在包最下面摸到个夹层，你猜怎么着？”
“有危险品？”我问。
“不是。医生从里面掏出来一捆捆的钱，整整齐齐的，有六万。”他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现金？这俩人怎么看都不像有这么多钱的人。”我说。
“有啥钱。”他继续说，“我给死者的村里打电话了，村干部说这六万块钱是他一辈子的积蓄。这孩子十来岁就犯病了，精神问题，治了很久都没治好。这个父亲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他自己也有心脏病，常说心口疼，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都省给这孩子了。
“这次来北京是想让孩子住院彻底治治的。”
“后来呢？”我问。
“村里来人带着骨灰和孩子走了。”
“唉，真让人心疼。”他说。
很多人被这个病例中的父爱感动。
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它赋予生命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而长辈对子女的爱又是人类最伟大的爱，是天性之爱。长辈对后代的庇护是人类的一种强烈的本能，具有一定的进化论基础，很多物种宁可自我牺牲，也要把生存机会留给更有希望的幼者，这是为了整个物种的生存与繁衍。可以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天性之爱的史诗。
父母的自我牺牲，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正如鲁迅先生在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电影《误杀2》里那个绝症男孩的父亲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可以一命抵一命，儿童医院的天台上全都是排队的父母。”他的意思是说，在孩子病情危重时，绝大多数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如果有可能，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回孩子的命。
但问题来了，牺牲自己一定能救孩子吗？
未必。
正如这个病例中的父亲，他离开了，孩子的病也没好，将来孩子会孤苦伶仃。父亲的牺牲不仅没有救孩子，反而让孩子未来的命运更悲惨。所以，单纯凭借天性、靠自我牺牲的爱未必是最好的爱。
当然了，一定会有人说，如果这个父亲能意识到重度吸烟给健康带来的影响，能戒烟或者至少能少吸点烟；如果他能用六万元中的哪怕是一小部分给他自己看看病、规范治疗；如果他能知道只有自己先活着，孩子才有希望，那他就可以先救自己，在未来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位父亲的处境，无论是认知的局限也好，还是现实的困顿也罢，逝者已逝，我们不做“他的做法到底值不值”这样的价值评判。在中国，很多长辈都有“宁可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这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可以说，我们从这个父亲身上看到了很多人的影子。
对于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才是通过这个病例我更想探讨的问题。
天性的爱并不总是理性的，父母愿意为了孩子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不顾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这种爱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和悲剧。所以， 爱要理性，没有爱的理性是冷漠，没有理性的爱是滥情。 这句话虽然有点冷，但很务实。
作为一名天天在临床救治生命的ICU医生，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病例，见证过各种各样的爱之后，我认为 理性的爱应该包括三点：先救自己、拥抱时间、不放弃希望。
首先是先救自己。
先救自己不是说父母应该忽视孩子的需要和安全，而是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和理智；先救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更务实地爱。对自己好点，只有自己健康和安全了，自己有能力了，才能更长久地照顾孩子，给孩子提供更有价值的帮助。
正如民用航空业有个安全规则：一旦在高空发生失压或者其他意外，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父母要先给自己戴好后再帮助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如果单纯地靠冲动、靠天性、靠本能，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孩子，万一大人突然缺氧窒息，反而会失去救孩子的能力。父母只有自己先活着，才能救孩子。
又如，临床医学界也有规则，要求在优先保证施救者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救援。在进行心肺复苏的现场，施救者第一步要做的不是马上对心跳停止的人做胸外按压，而是评估环境是否安全。因为只有施救者安全，被救者才可能获救。
先救自己，然后才有能力帮到需要帮助的人，让爱更有价值。这看似是个常识，但做到并不容易，尤其是父母在遇到孩子生病甚至处于危难之时。先救自己是理性的爱中最难做到的一环。
其次是拥抱时间。
当我们遇到一时还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很容易被爱的名义裹挟，不理性、无原则、盲目牺牲。而事实上，先争取活下来，把困难交给时间，用时间去对抗困顿，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在临床医学上，很多疾病的治疗随着时间发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比如冠心病、结核病、肺炎、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现在治不好的疾病，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个病例中的男青年所患的精神疾病，在今天只能用药来让病情得到控制，但随着对疾病发病原理理解得越来越透彻，尤其是新的医疗技术——基因编辑、脑机接口、mRNA技术等的涌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完全有可能运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给这些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
有时间，我们才有希望。在帮助孩子用药控制病情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为孩子遮风避雨，等待时间带来新的治疗药物和技术，可能会是这个父亲更好的选择。
最后是不放弃希望。
每个人命运的灯塔都不会长明，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相信希望。因为希望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希望可以对抗我们内心的恐慌。当患者命悬一线、危机重重，家属对患者怀抱希望、不放弃治疗的结果可能是患者的康复。 有时候，不放弃才能等来奇迹。
其实，只要一提到“希望”，我就会立刻回忆起一个发生于2005年的溺水男孩的病例。
“医生，你告诉我，我儿子醒的希望有多大。”男孩的母亲个子不高，眼睛红肿，站在ICU门口盯着我问。
“现在看，能不能保住命还不一定。”我说，“孩子的生命体征太不平稳了，深昏迷、休克，要用大剂量升压药，心率每分钟145次，需要通过呼吸机吸入纯氧才能维持氧合，而且心跳停了这么久，大脑缺氧太严重了。”我摇了摇头。
离她两三米远的电梯间的地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头发一绺一绺的，只穿了一条泳裤，脚底满是黑色的泥巴。他耷拉着头一声不吭，听我这么说，突然发疯了似的“啪啪啪”左右开弓用力地抽打着自己的脸。
女人连头都没回，继续说：“我儿子特别听话，医生你想想办法，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要。”
…………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不告诉这个8岁男孩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醒来的希望有多大，这个孩子因为溺水发生了心脏骤停，陷入了深昏迷，这时候给他的父母一个确切的数字，对他们接下来的决策至关重要。他们至亲的人躺在ICU，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愿意花钱，哪怕是拿出一生的积蓄来维系希望。
医生不应该给一个确切数字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时候，医生很难用数字准确地描述希望。
为什么？
首先是人体的复杂性，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可以表现迥异，即便治疗方案一模一样，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其次，临床上某一数据的获得，必须基于人为控制的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或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关于溺水后心跳停止、经心肺复苏恢复心跳后陷入昏迷的少见病例，患者能够醒来的概率是多少，在世界范围内并无翔实可靠的数据。最后，多种因素会影响患者预后。比如，影响这个孩子能否醒来、将来大脑功能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的因素太多了，除了医生的治疗，孩子对治疗的反应、有无基础病、治疗期间会不会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些因素，还有个更关键的因素：他当时心跳到底停了多久。大脑皮层能够耐受完全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6分钟，超过这个时间，逆转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但是，没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这对父子去游泳，父亲游得高兴，把孩子丢了。等他找到孩子的时候，有人已经把男孩从水里捞了出来，当时孩子的心跳、呼吸都没了，一群人在泳池边又是慌乱地控水又是按压。后来救护车来了，急救医生给孩子做胸外按压，气管插上管，给上抢救用药，终于出现了心电波形和微弱的血压，这时距离父亲发现孩子不见了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这二十多分钟里，孩子大脑缺氧的时间到底是多久？刚发现孩子心脏骤停的时候，泳池边的那些并不算专业的人给他做的胸外按压是否有效？这些问题统统说不清，因而这个孩子能醒来的确切概率是多少便无从谈起。
在这个男孩转来ICU的那天晚上，我立刻给他组织了全院专家会诊。各个科的专家对他的情况做了详细评估。他处于深昏迷，瞳孔光反射虽然还存在但很微弱，这说明他的大脑功能严重受损。同时，这个男孩还合并了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在正常情况下，肺泡表面存有一层薄薄的表面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可以防止肺泡塌陷，让肺泡保持正常的充盈状态，此时氧分子很容易透过肺泡壁进入到血液中，给身体提供充足的氧。但是因为溺水，这个男孩的肺内吸入了大量泳池里的水，破坏、稀释了他肺泡表面的活性物质，引起大量肺泡塌陷，影响了氧分子进入到血液中，导致他出现顽固的低氧血症，需要应用呼吸机。同时，他吸入的并不清洁的池水又引起呼吸道炎症反应、渗出增多，肺部发生了严重感染，需要应用广谱抗生素。他刚入ICU时血压很低，要用大量的升压药物维持血压……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他苏醒的希望变得渺茫。
每天下午3点到4点，ICU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为了防止家属频繁进出增加患者发生医院内感染
的风险，探视时间控制得很严。
这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探视的时候帮着护士给孩子翻身、擦身子。
“儿啊，你睁开眼。
“儿啊，你睁眼看看我。”
她一边擦身子一边在孩子耳边喊。
有一天她找到我，说：“薄医生，你能不能多给我点时间，我想多喊喊我儿子。我不会耽搁你们治疗，我也不会打扰到别的病人。”
说实话，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我很难满足她。每个家属都眼巴巴地盼着能多点探视时间，谁都想多陪陪亲人，如果给她放开了口子，别的家属一定也会提要求，这对病房的管理和患者的安全都是不利的。
她不停地对我说：“你相信我，我不会打扰到别人的。”
我和同事刘大夫说：“我真想帮帮她。”
刘大夫点子多。“走后楼道吧，”他说，“晚上偷偷地来，只是没电梯，只能摸黑爬上来。”
这个病例发生的那年，ICU病房还没有搬家，还在老内科楼的四楼，从后楼道可以直接走到这个孩子住的最西边的那张病床，这么走确实也不会影响到别的患者。
那天晚上，我和护士们都假装没看到她，任由她一遍遍地在孩子耳边喊：“儿啊，你睁开眼，你睁开眼。”
从那天后，每天晚上她都会偷偷地从后楼道上来，护士们给她留好门，其他医生值班的时候也会默许，她每天晚上都在孩子耳边小声地一遍一遍地喊。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他长得白白净净，有着长长的睫毛、浓密的眉毛，但眼睛紧闭，没一丝反应。
每天晚上，他母亲几乎把嘴贴到他的耳朵边，一遍遍轻声地喊着：“儿啊，儿啊，你睁睁眼。”
转眼过去半年了，她的很多亲戚朋友开始劝她：“算了，别让孩子受罪了。”
她说：“我儿子能醒。”
她还是每天晚上从后楼道爬上来，摸着孩子的头一遍一遍地喊。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母亲坚持来ICU呼唤儿子，是一种对孩子的执念，也是一种不理性的“自我牺牲”。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为什么？
首先，尽管这个孩子处于深昏迷，尽管依旧危机重重，但他的瞳孔反射还在，自主呼吸也有；尽管刚来ICU的时候他的很多生理反射消失了，但是随着治疗，他的生命体征变得越来越稳定，很多反射逐步恢复。这些客观指标说明，尽管渺茫，但孩子还有醒过来的希望。
其次，在我看来，母亲的呼唤不仅是爱的召唤，也是一种治疗。对陷入昏迷状态的患者而言，维持血压、血氧、颅内压、血糖的稳定，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预防血栓形成，给予充足的营养等，这些治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治疗是亲人的呼唤。这位母亲每天对着孩子的耳朵轻声地喊着“儿啊，你睁睁眼，你睁睁眼”，这种呼唤就像每到炊烟袅袅，母亲扯着嗓子、拉长了声音，呼喊她因为顽皮忘了回家的孩子回家。
所以，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选择给这个母亲和孩子留了一条“后楼道”。有人说，教条之上有人心。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充满着人性。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比心痛的病例，这样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还有他每天喊着“儿啊，你睁睁眼”的母亲，再严苛的规则也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出些许调整，给这对母子多一点机会，和他们一起不放弃希望。何况迄今为止，医学上还有很多不能完全清晰阐述的现象，谁敢说人类的爱中没有促人康复的能量存在？谁敢说爱不是一种治疗？
而我坚信，爱的治疗作用尽管暂时还不可言说，暂时还无法准确定量，但爱的能量一定存在。
有一天我上夜班，这个母亲又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走到孩子的病床边，小心翼翼地摸着孩子的脸，弯下身子在孩子耳边喊。
“儿啊，你醒醒。儿啊，你醒醒，我是你妈。”
突然，孩子的眼睛动了一下。她瞪大了眼，怀疑自己看错了。
“儿啊，你睁眼啊，你可怜可怜你妈。”
突然，这个昏迷半年多的孩子睁开了眼……
我推断，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醒来，一定是他在心脏骤停时，好心的人们在泳池边的按压有效，使得他的大脑完全缺氧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所以他才有了这微弱的醒来的希望。这个孩子具体缺氧多久已经没办法再去追溯了，但这个病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力量。
在患者生死未卜、希望渺茫的救治现场，我们不放手地倾尽所能去努力，最后很可能还会以失败告终，那我们还要不要抓住这微弱的希望？
这个病例告诉我们：要！
很多人会把希望看作是一种感性的、理想化的、口号式的东西，可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不放弃希望需要理性的思考。不放弃希望不是单纯依靠勇敢和不怕牺牲，更不是鼓励盲目地飞蛾扑火。不放弃希望是在充分考虑患者病情、家庭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运用医学发展到今天所总结出的最有益于患者的治疗方法，给患者的绝地重生提供机会。在我看来， 医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大技术和理论的突破，都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胜利， 而是在危机当头，在患者命悬一线时，医生、患者、家属不放手带来的奇迹。
有人说：“希望就像太阳，如果你只在看见的时候才相信，你就无法度过漫漫长夜。”
而这个病例告诉我们： 希望有时遥不可及，但我们不放手，或许就近在咫尺。
这个孩子出院了，智力没受到影响。我后来听说，他休学了一年后又去上学了。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想，他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吧。
[1]戴臻，林全洪，徐耀伟．院外心脏骤停复苏结果5年趋势观察研究［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22，31（4）：497-503.
[2]Shao F, Li H, Ma S,et al. Outcomes of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n Beijing: a 5-year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J Open, 2021, 11(4):e04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