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战争年代20世纪40年代

1941年12月，来自日德兰半岛西部的青年工匠伯恩哈德·邦德·克里斯蒂安森（Bernhard Bonde Christiansen）来到乐高，开始了他在乐高第一天的工作。他的工作是照看奥莱·柯克投资的那台昂贵的刨槽机。这台刨槽机是用来雕刻各种带轮子的动物玩具的。那个时代的孩子都喜欢拖着带轮子的玩具走来走去。他的起薪是每周三十五克朗，外加食宿。伯恩哈德三餐都在狮屋吃。而他的床和一小块储物空间在工作间上方的房间里，他和另外三名员工共用这个房间。

乐高形形色色的员工都有，这一点一开始让他感到惊讶，尤其是公司里有一些较大的男孩，还有些年龄较大的妇女。那时，乐高公司一共有十八名员工。据伯恩哈德·邦德所知，他是唯一一个完成了学徒生涯的人。但是，乐高公司气氛很好，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每天，伯恩哈德·邦德穿着他的卡其色工作服走来走去，和“小伙子们”——他这样称呼这些年轻人——聊天，和那些给玩具上漆以及包装玩具的姑娘开玩笑。

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九小时。当时，世界正处于战争状态，丹麦被德国占领。所以在这一特定时期，员工们每天下午会早些下班，并在次日黎明时分前来工作。这样做可以节省电力，因为电是限量供应的。在乐高，工作日正常是从早上七点开始的，伯恩哈德上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中午有一小时休息时间，这段时间用来吃午餐，大家是在狮屋吃，都是热饭；下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可以喝杯咖啡。大家伙儿每天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半，最后会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收拾东西下班。虽然这么说，但在打烊后，所有员工都有义务打扫卫生。

对伯恩哈德·邦德来说，一天中最值得期待的是中午那顿热腾腾的午餐，还有下午的咖啡，这两次餐点都是在狮屋享用的。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就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餐桌的一头堆满了菜肴，这些菜都是苏菲和女帮佣做的。穿着破旧的工作服的奥莱·柯克也坐在这一头。他每逢餐前必定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所赐予我们的一切。阿门！”除了男主人和女主人，坐在桌子周围的还有他们的女儿乌拉，儿子哥特弗雷德和约翰内斯，要是赶上格哈特和卡尔·乔治回家探亲，还会有这哥俩。此外还有工厂里其他吃住都在狮屋的工人，如伯恩哈德·邦德。

吃饭之前，如果奥莱·柯克在打电话，或者在心爱的花园里陷入沉思，他会让大家伙儿等他来到桌前再开饭。等待开饭的时候，大家伙儿饿着肚子枯坐在桌边，这时候，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就会一起合唱起来，歌词是这个大家庭里精神头总是十分昂扬的儿子们写的，唱歌的时候，大家的音量会渐次升高。歌词是：

我们在等老板，

我们在等老板……

我们快饿死了！

1942年3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伯恩哈德·邦德被房间里另外一个工人叫醒了。这名工人把伯恩哈德摇醒，告诉他说，自己听到楼下有奇怪的声音。伯恩哈德立刻坐了起来，闻到了烟味。他冲下楼梯，一把推开工作间的门，发现那里的干木料已经烧着了。伯恩哈德冲过堆满积雪的院子，一边猛敲后门和狮屋的窗户，一边大喊：“工作间着火了！工作间着火了！”

很快就从外面听到了屋里传来说话声和喊叫声，但是因为夜里停电了，大家伙儿都摸着黑，啥也看不见。

就像奥莱·柯克后来描述的那样，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所有人似乎都依照自己的本能运作起来。那天夜里，暴风雪摧毁了比隆大部分的电话线和电线，只有一条电话线还畅通。卡尔·乔治在电话局工作的女朋友辛恩（Sine，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设法打通电话，通知了格林斯泰兹消防局。此时，着火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当地人耳朵里，不论是成年男性，还是年龄较大的男孩子，都迅速带着水桶和其他消防设备，赶到火灾现场，来到了狮屋外面。奥莱·柯克试图拿着灭火器冲进工作间，但是由于火势猛烈，房间内温度过高，热得连机器都在熔化，所以他不得不退了回来。苏菲用毯子把乌拉裹起来，把她抱到奶业合作社。她和奶业合作社经理的女儿坐在窗前，看着对面烟雾弥漫，火光在暗夜里闪耀。那一幕她永生难忘。

多亏了当时的风向，也多亏了消防队及时赶到，只有厂房被烧成了平地，狮屋和比隆的其他几户人家以及农场都化险为夷。火灭了之后，消防队员、镇上来帮忙的人，还有工厂的工人，帮着奥莱·柯克和他的三个儿子尽力挽救能挽救的财物，其中就包括哥特弗雷德的发电机。据伯恩哈德·邦德回忆说，其后那台发电机一开动，总是发出“哔哔——哔哔——”的声音。

卡尔·乔治当时正住在菲尔斯考（Filskov）的叔叔家，他在帮这位叔叔盖房子。但是他的女朋友，就是在电话局工作的辛恩，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在当时当地，开车或搭车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卡尔·乔治决定在雪地里步行六英里回家。他借了一双厚袜子裹在鞋子外面，方便他在湿滑的地面上行走。就这样，卡尔·乔治在雪地里跌跌撞撞，穿过荒原和沼泽，半走半跑地回到了比隆的家。好在天气严寒，荒原和沼泽地冻硬了，还能找到落脚之处。

他还是来迟了，救火的场面都过去了，只看到了冒烟的废墟：煤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烧焦的工作台残迹，熔化了的机器残骸和工具残骸。此次火灾损失总计七万到八万克朗，此外，还有原本正在生产或计划生产的订单所能带来的预期收入。然而，他们家仅仅投保了六万克朗。第二天，奥莱·柯克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沮丧，这是自克里斯缇死后他从未有过的感受。在苏菲进入他的生活后，奥莱·柯克第一次怀疑神对他的安排。

奥莱·柯克：大家都知道，赶上了逆境，就要想办法克服。经过逆境的锻炼，人们才得以完善自己。这是我第三次看到自己的公司在火灾中化为灰烬。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绝望中，我只能回卧室祈祷。然后我经历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对神的祈祷全然变成了对神的感谢，而我也得到了神的赐福。我得到了无形的帮助。我所面临的困难仿佛被神从我身边带走了。

就像之前的很多次经历一样，乐高的创始人奥莱·柯克向神寻求帮助，积蓄力量。在灾难发生的几天后，他再次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奥莱·柯克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此时此刻，他应该离开比隆，去丹麦其他地方扎根吗？

火灾发生的几天后，沉着而坚决的奥莱·柯克寄出了几封重要的信件，其中一封是给乐高在哥本哈根的销售代表阿克塞尔·巴福德（Axel barford），告知他这个不幸的情况，并告诉他，乐高目前暂时不能接受新的订单了。这封信的结束语是：

公司未来的计划还没有确定。但是，假设公司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便打算接管另一家工厂，可能是一个目前没有开工的工厂，在某城镇附近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在城镇之内。如果你听到任何对我公司有帮助的消息，我公司将非常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另一封更加简明正式的信件则寄往《日德兰邮报》和丹麦保守派日报《贝林时报》（ Berlingske Tidende ）。其中有一则广告，于1942年3月28日，即火灾发生后的第七天，刊登在这两家报纸上：

诚寻厂房。最好具备木工机械。占地七千平方英尺 ，办公住宿地点最好靠近国有铁路。最好地处中心位置。急买急租。需六套公寓及一些房间。

比隆乐高工厂

这则广告吸引了来自各个城镇的各大店主和房东，他们主要是日德兰半岛的居民，总共有三十多封来信。奥莱·柯克、苏菲和哥特弗雷德参观了来信中提及的待售厂房。奥莱·柯克立即回绝了位于哥本哈根和奥胡斯的一些待售厂房的来信。这是出于奥莱·柯克的核心观念——他把这个观念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工业应该散布在丹麦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几座丹麦的主要城市及其周围。这一家人不仅参观了日德兰半岛的待售厂房，还去了其他地区的几个有趣的地方，此外他们还去了菲英岛。这一趟，他们穿过了当时正在施工建设的小贝尔特桥（Little Belt Bridge）。在该桥上，汽车与丹麦国家铁路公司的红色高速列车Litra MS并驾齐驱。乐高公司后来把这个列车制成了玩具，成了20世纪40年代乐高产品名录中最受欢迎的玩具列车之一。

在丹麦西部游历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奥莱·柯克确定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并确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看得越多，就越喜欢比隆。”

克伊尔德：我父亲确实参与了爷爷的搬迁计划，后来他自己也考虑做出同样的选择。有一次，有人建议把海曾斯泰兹（Hedensted）作为乐高集团的新址，可能因为这里更靠近市中心的主干道——我父亲是这样想的。但是，就像我爷爷在1942年做的那样，我父亲得出的结论是：比隆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应该长期驻守的地方。在比隆，乐高公司的员工愿意为乐高赴汤蹈火。而且，我们的亲戚家人也都在比隆。我认为这一决定对乐高来说意义重大。当时我的爷爷和家人决定留在比隆，从头开始重建工厂。我一直对比隆这个小镇和这个地区怀有同样强烈的崇敬之情，这就是比隆仍是乐高总部的原因。

奥莱·柯克贷了一笔新款项。并且，按照当时的标准和现实情况，奥莱·柯克设计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厂。工程于1942年夏末开始，在次年新年之前完工。工程由当地泥瓦匠大师索伦·克里斯滕森（Søren Christensen）掌舵。索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与奥莱·柯克共事，他们是在宣教屋的集会和教会活动中相识的。新建成的乐高工厂是一栋长长的红砖建筑，有两层楼，外加一个阁楼和地下室。建筑风格上，新建成的乐高工厂让人想起了狮屋。并且，新工厂围绕着奥莱·柯克的花园而建。这使奥莱·柯克一家和工人们在日常和休息时都能使用花园。

火灾过后，由于乐高的新厂还在建设中，奥莱·柯克就在比隆手工艺学院（Billund School of Handicrafts）中建立了一条临时生产线。这所院校是奥莱·柯克几年前帮忙创办的。哥特弗雷德得到了父亲的许可，能够在晚上用木匠师傅塔格·詹森（Tage Jensen）的工作间制作玩具模型。这样，当新厂完工并投入使用时，这些玩具模型就可以投入大规模的生产了。

建造新厂需要一笔巨额资金。部分资金来自奥莱·柯克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实行的“所有库存全部清仓大减价”的优惠活动，清仓商品是火灾过后狮屋里完好无损的玩具存货。这笔大促销回笼了很多资金。这使得奥莱·柯克能够做他多年来一直梦想去做的事情。奥莱·柯克偿还了从他兄弟姐妹和内省布道会几个亲密朋友那里借的钱。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奥莱·柯克度过了自己最糟糕的危机，并为奥莱·柯克的透支行为提供了担保。这些透支行为使乐高能投资购买机器。

包括利息在内，这些债务那时已达到九千克朗，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万克朗，或三万五千美元。发现自己还有能力偿还借款，这让奥莱·柯克重燃信心，去追求他正在努力建设的事业。几个月前，奥莱·柯克刚刚经历了财务混乱和潜在的清算危机，还面临不得不搬迁公司的压力。1942年夏天的一天，奥莱·柯克平静地坐在打字机前。奥莱·柯克需要向上帝阐述，他希望上天能让他对玩具行业充满信心。

奥莱·柯克：我们现在正在为建设乐高的新仓库和车间大楼打下地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也知道神曾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我们相信，我们都是按着这一点来思考计划、精确计算的。但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神，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生活在战争的恐怖中。丹麦被一个强取豪夺的民族占领着，食物供应日益短缺。我们为获取必要生活用品而斗争、挣扎。那一时期乐高公司的营业额很高，战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希望和平遍及整个世界，并祈祷：“主啊，我们把这些全权交到你的手中！”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出真正品质良好、结实牢固、像模像样的作品，让人看了就打心眼里认可乐高产品的质量。

1942年6月19日于比隆

在比隆，随处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1943年夏，乐高的所有员工，在克里斯蒂安森和他的儿子们的带领下，前往荒原，在沼泽中采集泥炭，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冬季为新建成的厂房和狮屋供暖。在这个小镇上，人们都涂黑了自家的窗户，日常用品实行配给制，这都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马路对面的合作社里，可供选择的商品越来越少。

此时，汽车在比隆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是，现在禁止将汽车用于个人用途，也禁止上路，不过，允许医生和一些搬运工在汽车上安装一个称为“炉子”的燃气发生器，这个“炉子”“必须用车辆上载着的废木料来加热”。电力供应也实行配给制，限量供应。每个家庭每天的电力供应是定好的。咖啡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的极富异国情调的饮料，就像奥莱·柯克最喜欢抽的手工捻制的雪茄一样。此时奥莱·柯克已经开始在他精心照料的肥沃花园里种植烟草。他把烟草放在阁楼上晒干，然后切碎，卷成雪茄，洒上几滴西梅提取物，最后用蛋清封上。

有那么一段时间，对每个人来说，唯一充足的东西便是现金了。但在这个国家的商店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了。在危机袭来，物质匮乏的时期，木制玩具总是供不应求。许多丹麦父母都竭力地想保护他们的孩子，使其免受苦难，所以他们喜欢给孩子购买木制玩具。在丹麦被德军占领的五年里，乐高公司的收入进项超过一百万克朗。

尽管1942年乐高公司蒙受火灾，但营业额也没有降低，依旧延续着迅速飙升的趋势。1940年，乐高公司的营业额是七万四千克朗，到了1945年，已经增长到三十五万七千克朗。

然而，玩具生产并非没有挑战。实际上，生产过程阻碍重重，部分原因是缺乏高质量的木材、像样的油漆、胶水和清漆，同时也是比隆城里驻扎了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的缘故。这些德国士兵原本是被派驻到万讷尔（Vandel）的，那里计划建设一个机场，即瓦埃勒航空基地（Fliegerhorst Vejle），现在这些士兵搬到了比隆，要求当地提供住宿，并征用比隆的一些较大的建筑。

1943年的一天，一名德国军官闯入乐高的办公室，说德国国防军希望把新工厂用作兵营和仓库。哥特弗雷德只会说丹麦语，听不懂德语。尽管他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还是表现得好像听不懂的样子。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是这样解释的：

哥特弗雷德：德国士兵需要放置装备的空间。当然，他们有人有枪，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唯一一次不会说德语反而大有优势的情况。那个军官咆哮着，说的都是不完整、破碎的句子，但我们只是冷冷地对视着。然后，他突然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在1943年到1944年，又来了一些驻扎在比隆的德国士兵。他们强占了市政厅、童子军的小木屋和比隆学校新建成的体育馆。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穿着钉靴的德国士兵。钉靴严重磨损了新体育馆的清漆地面，让比隆镇的乡民感到无比愤慨。更高级别的德国士兵不住营房，可以分配到私人的住宅借住。在狮屋，苏菲年迈的母亲不得不和两名德国军官共住一层楼。她是从哈斯莱乌搬到比隆来的，现在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也不会说德语。然而，她却知道如何与这两个外国人下棋。

奥莱·柯克尽量把与这两名不速之客的交流次数降到最低，表面始终保持着一种恰当的礼貌。之所以这么做，他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他的儿子和家人对他的理由都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他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在1944年到1945年发生的这场运动中，流传着一份机密文件。在该机密文件中，“制造商克里斯蒂安森”是以丹麦地下军的城镇和小组领袖的身份出现的。这支地下组织在全国各地总共约有五万名男女成员。他还被列为比隆镇“守望者”（Watchmen）的领导人。1944年9月，丹麦警察被占领丹麦的德国军队解散。此后，“守望者”组织负责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身居这个职位，当局发给了奥莱·柯克几支BSA步枪。1945年5月，丹麦解放期间，这几支步枪派上了用场。当时，他和其他在比隆的“守望者”组织成员被派去保护许多德国难民——超过三十万名来自德国的难民和东欧国家的平民乘坐拥挤的船只，越过波罗的海，逃到了丹麦。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乘坐专列从哥本哈根抵达日德兰半岛西部。

格林斯泰兹和布兰讷（Brande）中的活跃分子们经常破坏铁路，这是他们的一种抵抗行动，而奥莱·柯克这位乐高的创始人从未直接参与这样的行动。但他确实在抵抗运动中经常为许多极其重要的任务出力。比如，帮助完成运输和储存从英国飞机中空投的军火。在抵抗运动的机密文件中曾提到，奥莱·柯克是格林斯泰兹地区特遣警卫队的领袖。该特遣警卫队由比隆的十七名男性成员组成，包括一名铁路工人、一名农业劳动者、一名机械工人、一名园丁、一名裁缝、一名家具制造商、一名会计、一名镇委员会主席和一名玩具制造商，以及其他一些普通职员。

该特遣警卫队的任务是，取回空投在该地区的武器，并在德军到达之前清理掉降落伞和包装箱。不过实际上，战争期间，比隆从未被用作空投地点。所以，奥莱·柯克只是在关键的军火运输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帮忙运送武器的时候，他把武器装在马车上，车上装满了标有“乐高”字样的盒子，让人以为里面装满了木制玩具。他多次用这种办法把马车赶到日德兰半岛西部的经销商那里。奥莱·柯克去世多年后，哥特弗雷德讲述了这段故事。

哥特弗雷德：这件事我是战后才知道的。我父亲会把手榴弹与其他东西一起放在空木箱里，平常这些空木箱都是用来盛木制玩具的。在我们当地，很多人家里都住有德国军官，我家也是这样，但是我父亲并未因此感到害怕。反正，他也没让这事影响到他。这些箱子和山毛榉木一起存放在我们的仓库里。抵抗运动期间，人们就是这样传递物资的。

1945年5月，丹麦解放后，奥莱·柯克也带着武器，在战后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上街巡逻。

当时，丹麦警方还没有恢复工作，愤怒的民众在全国各地随意逮捕卖国者。从1945年5月4日开始，奥莱·柯克和乐高的会计阿克塞尔·斯瓦雷（Axel Svarre）以及镇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霍斯特德（Christian Horsted）三人每天晚上都扛着一把步枪巡逻。他们这么做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在比隆，不经过审判，任何人都不会就此受到惩罚。他们还保护住在城镇大厅的德国难民，这些德国难民睡在从农场运来的一堆堆稻草上。

尽管乐高公司1942年遭遇了火灾，也面临原材料短缺的困境，但在战争中，乐高的盈利增加了。在1939年到1946年，乐高公司的玩具销量每年都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增长，另外，这一时期乐高公司员工的数量翻了两番。乐高此时是丹麦最大且享有盛誉的玩具制造商之一，仅次于丹麦玩具工厂（Dansk Legetøjsfabrik），后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通过监狱系统生产木制玩具。

在战后，如果你问一个丹麦女孩，她最想玩的玩具是什么，答案可能是乐高的玩具熨斗和玩具熨衣板，而大多数男孩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则更可能是乐高的玩具汽车或玩具火车。许多父母会花钱给年幼的孩子买一个漆成红色的积木盒子“乐高积木”（LEGO Blocks），里面装满了积木，用于孩子早教。这些积木是一种抛光的木块，刷有清漆的表面用三原色印着字母和数字。这些小巧的手工制品反映了奥莱·柯克对自己生产的玩具质量毫不妥协的坚持和他对玩具行业成功的定义：“最好的玩具是父母乐意购买的玩具，也是孩子们爱玩的玩具。玩玩具的时光不拘于孩子们的生日或是圣诞节。”

在20世纪40年代剩下的几年里，比隆的工厂一直保持着在战争期间的巨大增速。当时，丹麦玩具制造商仍然受益于进口禁令。乐高公司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奥莱·柯克的一大决定，那就是，把公司改制，转变成一家有限公司。1944年，“比隆乐高玩具有限公司”（The LEGO Toy Factory，Billund A/S）注册成立，股本为五万克朗。乐高公司的目标是最终实现自筹资金。这样一来，在每次购买额外机器或扩建工厂时，乐高公司就不必向外部借钱了。

这一决定终结了苏菲·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对公司近十年的所有权。奥莱·柯克的旧债此时已经还清了，他可以自称为家族董事会和股东集团的合法所有者、董事总经理和董事长了。股东成员除了他自己和苏菲，还有他的四个儿子。由于乐高处于持续增长的轨道上，1946年，公司做出了拆分的决定，成立了一个子公司——“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有限公司”（A/S O. Kirk Kristiansen）。这一子公司将单独负责生产，而母公司仍然负责所有的销售和营销。“克里斯蒂安森”的拼写是“Kristiansen”，首字母为“K”，而不是英文中那样用“Ch”开头，因为奥莱·柯克的官方出生证明上就是这样拼写的。

重组公司并不是奥莱·柯克的主意，而是乐高公司一位富有事业心的会计师提出的建议。这名会计师了解税收相关的法律，知晓如何保护家族企业。奥莱·柯克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了这一切，在采访中他还强调了让乐高基业长青的父权制继承路线。苏菲是董事会成员。未来，他们的女儿乌拉将继承她的份额，获得乐高股份。但毫无疑问的是，经营公司的是男性家庭成员。

奥莱·柯克：我跟几个儿子负责整体的安排。因此，我们注册了两家有限公司。一家叫乐高有限公司，专门销售乐高的产品；另一家叫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有限公司，负责制造。

战争的最后一年，克里斯蒂安森一家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哥特弗雷德向比隆杂货店老板的女儿、二十岁的伊迪丝·诺雷加德·克努森（Edith Nørregaard Knudsen）求婚了。哥特弗雷德年少有为，精力充沛，并雄心勃勃。而伊迪丝很有眼光，她对自己与哥特弗雷德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谋划。她想象他们未来的孩子会成为“在他父亲的木工作坊里做工的小工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伊迪丝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在1945年，伊迪丝对于乐高这家小型家庭公司的温馨想象还算比较现实，她对哥特弗雷德这位基本在家工作的丈夫形象的想象也还不算太离谱。乐高公司的规模当时还不大。在旺季时，奥莱·柯克的儿媳伊迪丝会帮公司打扫办公室，并包装木制玩具。

克伊尔德：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想买一辆车。他们想，这是组建一个新家庭的全部所需。但是我父亲自己买不起，所以他跟奶业合作社经理豪格森商量好，两人一起买了一辆1931年的雪佛兰。这辆车他俩轮着开，这周是豪格森开，下周就轮到我父亲开。多年以后，我父亲在一家二手车行又找到了当年那辆车。当时，车况已经很差了，但我父亲把车买了回来，重新修理好。他把车漆成了原来的黑色，并挂上了和之前的那辆雪佛兰汽车一样的车牌——Z8300。如今，这辆车在我收藏的所有老车中依旧闪闪发光。

1944年10月，哥特弗雷德和伊迪丝结婚了。婚礼上，杂货店老板克努森把自己私人储藏室里真正的咖啡豆拿了出来，还从奶业合作社董事会那里搞到了额外配给的黄油，给宾客享用。由于当时的丹麦正处于艰难时期，这对夫妇的结婚礼物很简朴，包括被褥和用来盛面粉和糖的麻袋缝制的茶巾。新郎设法为他和伊迪丝即将组建的家庭盖了一所房子。房子坐落于主街（Hovedgaden，即“主要街道”的意思）旁。这条街也在狮屋后花园和乐高工厂边上。后来，这条街被正式命名为“系统街”（Systemvej）。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这条街成为欣欣向荣的比隆镇的中心大道，乐高工厂和办公大楼也成了镇上的重要地标。从他们的红砖瓦房里，哥特弗雷德和伊迪丝可以将乐高工厂和奥莱·柯克的花园景色尽收眼底。花园仍然对着比隆北部的公寓，那里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土地。在不远的未来，那里将会修建一个大型机场、一个公园和一座酒店。1943年至1944年，哥特弗雷德在建造自己的房子时，不得不创造性地将材料从森德·欧米（Sønder Omme）的砖厂运到比隆。他后来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形：

哥特弗雷德：我借了一名搬运工的卡车。白天，这名搬运工得在万讷尔机场为德国人工作，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借他的卡车去拉砖头。我们当时要造的房子占地六百平方英尺。房子带地下室，一楼是卧室，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带洗手池的卫生间。我记得很多比隆人当时都说，建个房子还要两个室内卫生间，简直是太奢华了！

1945年5月，丹麦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对这个国家的创伤。不久后，哥特弗雷德把他设想中的一种产品变成了现实。他已经琢磨一年了，那就是一款木制半自动玩具手枪。这款玩具手枪与传统男孩武器玩具的设计大相径庭。那时候，男孩子爱玩的武器玩具包括木剑、弓和牛仔的枪。1945年，在丹麦，当局禁止出售玩具枪和仿制枪。但这并没有阻止哥特弗雷德这位富有创造力的乐高主管申请专利。这把玩具小木枪是一位技术天才的灵感突现。玩具小木枪结合了木材和钢等多种不同材质，加上各种弹簧装置，可以向手柄上方的弹膛里自动装载木头子弹。虽然这把玩具手枪“开火”时发出的响声并不太大，但男孩们在玩耍时非常喜欢手枪发出的那种声响。

哥特弗雷德无意煽动任何人的暴力行为，所以决定给他发明的玩具取名为“和平手枪”。乐高为了确保玩具能够对玩具的新主人有教育意义，于是在玩具包装的背面写道：“所有健康的男孩都想要一把和平手枪。你，作为枪的主人，请记住枪的法则——永远不要朝玩伴开枪，不论是开玩笑，还是玩真的！”

1945年秋，丹麦禁止出售玩具枪或仿制枪的禁令解除后，玩具手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乐高公司一时间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新的一年刚一开始，一位来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销售代表便迫不及待地追了过来。这名销售代表就是阿克塞尔·巴福德。尽管知道比隆的木材严重短缺，但阿克塞尔还是向乐高公司请求供应“额外一千支和平手枪和一千包弹药”。乐高公司同时也用光了那种赋予黑色手枪真正光泽的混合清漆。

木材短缺问题促使奥莱·柯克寻找其他材料制作和平手枪。酚醛塑料，俗称胶木 ，进入玩具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新一代和平手枪制作材料的首选。尽管在丹麦玩具行业尚未有人使用过塑料，但是许多人看好塑料，认为塑料是未来的神奇材料。

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一直在试验合成材料，如赛璐珞、酚醛塑料、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和密胺。“二战”期间，塑料工业开始真正得到人们的关注，这为1945年后的各个行业创造了新的工业机会。不幸的是，在欧洲，塑料的产量很难提上去，这是因为“二战”期间，许多机器遭到了破坏，剩下的也都损耗严重。要想购买设备或原材料，丹麦新的塑料制造商也不得不在官僚主义规章制度的“丛林中”摸索、开路。

尽管如此，在1946年到1947年，雨衣、鞋子、尼龙袜和其他塑料制品开始出现在战后的丹麦商店里。在玩具行业内部，人们普遍认为塑料会给停滞了十年之久的玩具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战争期间，每逢圣诞节，货架上都是些木制玩具，父母和孩子对这些玩具都感到厌倦了。此外，行业外的专家也毫不怀疑地认为，塑料的时代即将到来。1947年，一家丹麦报纸评论道：“未来的玩具将由五颜六色的塑料制成，这是制作玩具的理想材料，因为塑料触感极佳，环保卫生，安全无害，而且基本上也玩不坏。塑料玩具改进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塑料玩具是模塑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五十五岁的奥莱·柯克展现出了一位真正的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精神。他从不墨守成规，而是更喜欢标新立异，为了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也甘冒风险。跟儿子哥特弗雷德不同，奥莱·柯克对新材料，尤其是塑料很有信心。他认为，如果他们决心大规模生产用于出口的和平手枪，塑料将是理想的材料。

1946年1月，奥莱·柯克和他的内弟机械师兼铁匠马丁·约根森（Martin Jørgensen）决心用塑料而非木头，定额生产制作一批特殊的玩具。他的计划是，在马丁位于哥本哈根比约根森路（Bjørnsonsvej）的地下室里，用胶木或塑料制作一万一千五百把和平手枪。首批玩具枪目标是要投放到丹麦市场。但如果计划成功，他们会很快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市场。正如奥莱·柯克在给马丁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能很容易在丹麦卖掉这批产品，但现在还不是出口的时机。”

两人只有一个地下室的空间，里面放着一台注塑机，几件模具，还有用于调整和抛光的小型机器及各种工具，以及重达五吨的胶木粉或塑料粉。在1946年，仅仅是搞来这些机器和原料就很不容易了。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更好的生产方式是使用塑料，因为使用注塑机，在一小时内就造出了一百六十支手枪枪管，而用胶木成型机只能造出十五支，而且后者还需要硬化的时间。不过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要考虑，塑料成型机的成本是胶木成型机成本的六倍。但这样的投资肯定是值得的吧？马丁·约根森在给奥莱·柯克的信中说道：“有传言说，另一家玩具公司Tekno从英国订购了一种注塑制造玩具汽车的机器。乐高难道不应该大胆尝试，成为第一个使用该技术的公司吗？”他们理应大胆尝试该技术。马丁忙着订购塑料粉、购买注塑机和模具，并且设计一个能够印在和平手枪枪柄上的标志。与此同时，奥莱·柯克决定拨出乐高大半盈利，用于购置新机器和新工具。奥莱·柯克在写给他在哥本哈根的“商业伙伴”的信中说道：“我们用公司的财富购置工具。这样做，我们可以将公司的财富转化为工具，这些财富不用计入股份。这样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这些积累可以帮助我们，为我们带来转机。”

奥莱·柯克一开始并没有让公司的那位财务主管参与购买注塑机的决策。他知道，哥特弗雷德是不会同意这一想法的，为了购买设备，投入的可用资金会达到公司现金的极限。一涉及风险问题，父子俩的行事作风一个像白昼，一个像黑夜，截然不同。

克伊尔德：在那个时候，财务问题对我父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他是那个必须掌控大局的人。他必须待在办公室里，不仅要确保公司利润能不断累积，还要确保公司辛苦获得的利润没有被一点一点浪费。毫无疑问，当我爷爷购置了一台昂贵的注塑机时——事实上，他一度甚至打算买两台——我父亲显然很不情愿。毕竟，在1942年的火灾后，公司财务状况才刚刚稳定下来，并且才刚刚把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制。

1946年5月，马丁·约根森写道，霍夫曼公司（Hoffmann & Co.）在哥本哈根的港口有一台温莎SH型三重注塑机。他们正在演示该机器的使用方法。不过，奥莱·柯克不可能及时赶到首都哥本哈根。马丁·约根森当场完成了交易，在7月底，马丁写信来确认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买下了注塑机，也已经下了订单购置了模具。”

这台产自英国的机器花费了奥莱·柯克三万克朗，占了乐高公司最近所积累的营业利润的一半还多。不要忘了，同时期公司还有其他的支出。再加上模具、塑料粉、抛光机、弹簧和螺丝的费用，他们总共需要投资五万克朗，才能开始生产塑料和平手枪。这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万克朗，或十六万美元。由于战后的时局动荡不定、难以预测，投入这笔资金很可能会把公司拖垮。然而，奥莱·柯克却无所畏惧。他经历过、付出过，他喜欢用这样的话来描述20世纪30年代初那些极其艰难的岁月：“是的，我们时不时会面临破产。好吧，虽然说是‘破产’，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产’好‘破’的。”那年的暑期过后，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霍夫曼公司通知乐高公司，注塑机要到11月才能交付，模具也将延期交付。马丁一直在四处寻找塑料粉，但丹麦商品供应理事会发布的限制令阻挠了他的计划。马丁写道，乐高公司本来可以很幸运地从一名丹麦进口商那里得到半吨塑料粉，但前提是该公司得有进口许可证，而且他们得有库存。或者，乐高公司可以自己尝试获得“进口许可”，但乐高公司必须向丹麦央行提出购买外汇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烦琐的手续似乎没完没了，时间也快要不够用了。奥莱·柯克和马丁·约根森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圣诞节前准备好一万一千五百支塑料和平手枪。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出口玩具手枪，为此，他们开始研究一种美国产的注塑机，这台机器甚至比英国的还要贵。尽管如此，美国产的注塑机要快得多，效率更高，而且可以用于更复杂的成型过程。

1946年8月，奥莱·柯克和马丁·约根森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目睹了美国机器的操作过程。结果证明，这台机器的运作和广告宣传中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于是，奥莱·柯克这位乐高公司的所有者订购了第二台注塑机，这一次的价格是五万三千克朗，可以说价格高得令人眩晕了。乐高公司随后申请进行一笔一万一千美元的外汇交易。交易申请是马丁代表乐高写的：“这台注塑机将用于出口贸易，可以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乐高公司的专利产品。”

战后的进出口官僚制度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是，当你下单时，几乎不需要支付任何定金。这意味着，在1946年到1947年的冬天，奥莱·柯克在机器未交货的情况下，成了两台注塑机的未来所有者，并且没有为这两台机器支付一分钱。然而，还有许多其他材料费用需要支付，这些物品目前都堆积在马丁·约根森在哥本哈根比约根森路的地下室里：一台抛光机、偏心压力机、包装用的纸板、工具、螺钉和钉子，以及一台带制表机的打字机。

等待两台注塑机的日子非常难熬。看着地下室里的东西积满灰尘，奥莱·柯克对内弟地下室里临时的装配线有了更现实的看法。他们能不能用现有的设备先干起来？丹麦工作环境管理局（Danish Working Environment Authority）会批准将地下室用于生产吗？经过进一步考虑，奥莱·柯克认为唯一明智的做法是把生产线从哥本哈根迁到比隆。奥莱·柯克等不及跟商业伙伴马丁·约根森讨论这一情况，就从万讷尔的一个农民那里买下了一片德国的旧兵营，这些兵营后来被拆掉，并在比隆工厂附近重新组装起来。

此时，两个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做个决定了。1946年11月，奥莱·柯克给马丁写信说：“我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这样是最好的。因为与此同时，这会让事情变得井然有序。”在奥莱·柯克看来，“井然有序”意味着不仅要把塑料制品的生产线搬到比隆，还要把马丁和他的家人迁至比隆，尽管他知道他的内弟更希望保持独立。在1946年11月19日一封措辞华丽的长信中，马丁下定了决心。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并祝他的姐夫好运，而且还颇带预言性地写道：“愿你实现你的宏伟计划，在比隆建起一个玩具小镇，把它建成丹麦的纽伦堡。”

1947年春，奥莱·柯克还在等待英国的温莎SH型注塑机。哥特弗雷德现在参与到了他父亲的计划之中，即把塑料生产带到比隆的计划。令他欣慰的是，他父亲取消了购买美国造的注塑机的订单。在内心深处，哥特弗雷德希望他的父亲也能放弃温莎注塑机，并放弃完全用塑料制造玩具的想法。哥特弗雷德这个年轻的乐高管理者对用塑料制造玩具的想法深表怀疑。他悄悄地给哥本哈根的马丁·约根森写了一封信。

哥特弗雷德：纵观塑料玩具的生产历史，它只是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失望和高昂的费用。塑料玩具的未来看起来不太乐观，因为当局现在已经禁止生产塑料玩具、塑料小摆设、塑料小饰品、塑料办公用品或家庭用品。出口也很困难，因为很多国家都严禁进口塑料制品。

然而，1947年初夏，在乐高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情。霍夫曼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普林茨（Printz），也就是向奥莱·柯克出售温莎注塑机的人，前来比隆访问。他刚从英国回来，带来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砖形小塑料块，这些是他在伦敦的英国工业博览会上看到的。他认为，一旦温莎注塑机抵达丹麦，并在比隆安装调试好，乐高公司应该也能做出类似的东西。

奥莱·柯克被这些由英国温莎注塑机生产的塑料块迷住了。这些塑料块是空心的，顶部有凸起。有了几件这样的小玩意儿，任何孩子都可以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工匠，假装自己是泥瓦匠。他也立刻注意到了塑料这种材料的优越性。塑料甚至比木材更耐用、更卫生，而且制造起来也快捷方便。与木材不同，塑料既不需要经过置放、蒸煮、烘干、研磨、抛光、喷漆、上漆，也不需要用螺钉、钉子组装起来，再印上商标标牌。一块木头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人之手，必须经过许多工序。而塑料似乎是为简单、快速的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台机器即可。

在工厂里，几名员工注意到奥莱·柯克每天在车间里走动时，大衣口袋里总是有东西在咯咯作响。会计室的奥尔拉·约根森（Orla Jørgensen）和木工车间的伯恩哈德·邦德回忆说，克里斯蒂安森先生停下来，向他们展示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塑料小砖块，并且问他们，这样的玩具适合丹麦儿童吗？

如果奥莱·柯克当时问的是哥特弗雷德，答案就会是否定的。尽管八年后，哥特弗雷德成了乐高积木背后的主要策略师，这种塑料积木以创纪录的时间迅速征服了欧洲市场，然而直到1951年，哥特弗雷德还对塑料玩具持怀疑态度。他对一家丹麦报纸说：“塑料玩具永远不会取代坚固的优质木制玩具。”

与哥特弗雷德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是会计奥尔拉·约根森和审计员洛伦岑（Lorentzen）。二人支持哥特弗雷德的观点，认为拿塑料这种新材料做试验，代价实在高昂。在20世纪40年代末，任意选择一天，查看一下当日的公司财务状况，一看自明：钱柜里有一百克朗，转账账户中有两千四百克朗，瓦埃勒银行账户中有三千三百六十四克朗。并且，乐高公司还欠瓦埃勒银行五十万克朗。后来，哥特弗雷德曾回忆起那个阶段自己经常和父亲就乐高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发生的争执。

哥特弗雷德：我父亲经常对我说：“你只需保证我们能够卖出产品，赚到钱，我来负责公司的厂房建设，并负责购买机器。”我们就财务问题激烈地讨论过很多次。我不喜欢公司老是处于资金短缺的境况，一到那时候，我就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伐，去求见瓦埃勒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贡纳·霍尔姆，去借更多的钱，或者求他把贷款的还款日期再往后延一两个月。

根据洛伦岑的说法，他们父子俩的分歧最常出现在奥莱·柯克正一股脑地搞创新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掏空哥特弗雷德的可用资金。这些资金是为清偿严格必要的信用债务而留下来的，当时我们的债务额是很高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视频中，哥特弗雷德的三个兄弟回忆说，有一天，哥特弗雷德说服他们和他一起去父亲的办公室：“咱们要阻止父亲再搞这些荒谬的塑料制品，这些塑料有可能会毁掉我们。”

卡尔·乔治也记得，温莎注塑机首次出现在工厂不久后，当时奥莱·柯克他们还在做试验，哥特弗雷德大声地对父亲喊道：“咱们根本就不应该买那台该死的注塑机，它快让咱们破产了！”

1947年12月，温莎注塑机运抵比隆。奥莱·柯克已经准备好了用木头搭建的营房，这里暂时是塑料制造部的所在。他们还在等待制作各种塑料玩具的模具到货。在圣诞节和次年新年的那几个月里，他们组装起了机器，并熟悉了机器的操作方法。这一切都是在哥特弗雷德和伊迪丝家的地下室里进行的。就在这个时期，伊迪丝正怀着第二个孩子。1947年12月27日，伊迪丝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克伊尔德。

克伊尔德：跟我姐姐甘希尔德和妹妹汉娜（Hanne）一样，我母亲是在家里生下我的。每次我母亲临盆，我父亲他们都会派人去耶灵（Jelling）找接生婆来。那个接生婆的丈夫是我父亲的堂兄。人们后来告诉我，我出生的时候，新进的注塑机就放在我家的地下室里。白天，说不定什么时候整栋房子里就会来一些人，闹闹嚷嚷的。我出生的头几个月里，我母亲和我整日都待在家中，家里这么喧闹让她很不高兴。但事实已经这样了。注塑机占据了优先权。一开始，机器在地下室。后来，地下室变成了我的游戏室，我在那里用乐高积木在两张大桌子上拼装玩具房子、玩具桥梁和玩具轮船。

虽然从一种材料转换到另一种材料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但在比隆乐高公司的人们彻底完成测试注塑机的任务之前，奥莱·柯克已经生产出了更小的塑料制品，比如乐高桌游“Monypoli”中使用的塑料小砖块。这是一款以交通为主题的儿童游戏。1948年夏，由乐高生产的第一款塑料玩具开始销售。这款玩具是专为婴儿设计的彩色小球，每只售价八十三欧尔。第二年，乐高公司的价目表上又出现了几款系列塑料玩具：一款玩具鱼，一款玩具水手，一些微型玩具动物，婴儿摇铃和一款塑料手枪（这款玩具手枪不再被称作“和平手枪”）。1949年秋，丹麦的玩具商店开始出售五颜六色的塑料小砖块。

直到最后一刻，人们还在争论着管这些砖块叫什么名字好。和往常一样，奥莱·柯克积极寻求大家的建议。1949年春，奥莱·柯克派他在哥本哈根的销售代表阿克塞尔·巴福德去询问他的朋友和熟人，看他们能否想出一个好名字。

巴福德是这样答复奥莱·柯克的：“好几个人都在忙着想合适的名字。我希望在几天的时间内能够与您分享最终的结果。”不过，最后看来，他没有必要答复了。因为乐高公司决定把这些塑料砖块命名为“自动组装积木”（Automatic Binding Bricks）。

乐高第一块塑料积木的起源是无可争议的。哥特弗雷德多次解释说，他们的灵感来自英国的Kiddicraft公司。Kiddicraft公司由希拉里·费舍尔·佩奇（Hilary Fisher Page）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佩奇是儿童塑料益智玩具领域的先驱人物。这种玩具在英国以“益智玩具”（Sensible Tys）的名称销售。但“二战”期间，佩奇离婚了，由于在美国长期逗留，佩奇的这种创意玩具的生产被暂时叫停。

1942年，佩奇回到英国，继续他的工作，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开发塑料玩具。他立即为一种针对年龄较大儿童的塑料积木系统申请了专利，该系统名为“自锁积木”（Self-Locking Building Bricks）。1947年，专利申请成功。佩奇不仅在英国申请了专利，还在法国和瑞士申请了专利。

在普林茨带给奥莱·柯克的盒子正面，印有“英国与国外专利保护”的字样。哥特弗雷德也注意到了这一信息。他在为自己的几项发明（包括和平手枪）申请专利的过程中，对丹麦的专利法有所了解。1949年1月，在乐高公司开始生产积木之前，哥特弗雷德向北欧专利局（Nordic Patent Bureau）提出了申请。他想知道英国Kiddicraft公司的塑料砖块是否在丹麦申请了专利，结果Kiddicraft公司的塑料砖块并没有申请丹麦的专利。

奥莱·柯克不像他的儿子哥特弗雷德那样了解与剽窃和专利相关的法律。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玩具制造商。在20世纪30年代，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进入这个行业的，当时人们还不太注重保护自己的原创作品。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许多玩具制造商仍然互相模仿，并复制对方的产品。奥莱·柯克告诉他的律师弗莱明·弗里斯·叶斯帕森：“这就是玩具行业的现状。”这名律师讲述了多年之后与哥特弗雷德信函往来中的一件事。在信中，弗里斯·叶斯帕森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奥莱·柯克将来自英国的空心塑料小积木拿给他看，并询问他的意见。弗里斯·叶斯帕森回答说：这是个好主意，但英国人可能已经申请了专利。这种塑料积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专利法保护呢？对此，奥莱·柯克做了回答。

奥莱·柯克：在我们这个行业，人们不太认真对待专利这种事。如果我们都认为这种积木大有前途，那我就继续做。不管怎么说，丹麦是个小国。英国人要想发现我们在做什么，恐怕要等上好几年呢！玩具行业的寿命通常是相当短暂的。

当时，哥特弗雷德负责乐高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对公司负有更多的责任。他意识到，玩具行业正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包括对版权法和专利法的总体的态度。与父亲不同，他确信，到底是从一件专利玩具中“获得了灵感”，还是在“模仿”一件专利玩具，这两者之间会有越来越明显的界限。

几十年后的1986年，在中国香港的一场漫长的法庭诉讼中，美国泰科公司（Tyco）制造了自己的一种版本的乐高积木，侵犯了乐高在美国市场的专利，哥特弗雷德站上了证人席。在法庭上，美国人据理力争，称乐高积木最初是从英国人的发明中抄袭来的。法官要求时年六十六岁的哥特弗雷德解释，1949年第一批乐高积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我们决定生产一些非常类似于英国Kiddicraft公司的组件，但在开始生产之前，我们想确保这种东西在丹麦不受专利法保护，不会禁止我们生产类似组件。”

哥特弗雷德还解释说，他们曾经请哥本哈根的一家工具公司Bodnia为乐高的塑料小积木制作模具，分别是四个凸起的和八个凸起的模具。正如法庭记录所显示的那样：

哥特弗雷德：这些塑料积木看起来像我们从英国Kiddicraft公司得到的样本，但有三个不同之处。我们需要尖角、凸起和八毫米的模块。要知道，不同之处在于，在欧洲——除了英国——我们使用国际公制，而在英国他们使用英制。

克伊尔德：那时，有很多人在做不同类型的塑料积木。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Kiddicraft公司制作积木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在试验着制作顶部有嵌入的凸起的积木。制造这些积木的材料有木头、橡胶、黏土和塑料等。所以我们不能说——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是我们发明了这种积木。是我的祖父一眼就看出了英国的这种积木的潜力，而我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把它发展成一个更大的积木系统，然后在1958年发明了乐高的专利——“凸起管”。这意味着乐高积木能更好地相互“锁”在一起，这是别家公司以前从未做过的。在20世纪40年代，几乎没有法律保护产品的形状、外观和设计。我们今天会说，这是“开源”的，即大家可以免费获取。多年来，我父亲一直不愿意解释这个想法的起源。我想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现在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以前也做过。

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Kiddicraft公司的积木在英国卖得并不好。与此同时，在丹麦国内，乐高的自动拼装积木也没有在顾客中引起多大兴趣。也许是因为产品的名字不够好，也许是包装太过时——盒子上的彩色图画上有两个小孩，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盒老式的木块。玩具销售商对这些塑料小积木没有信心，后来，公司答应他们，如果卖不出去就可以把产品退回来，他们才同意把这种玩具放在货架上。

极低的销量让哥特弗雷德感到沮丧，这加剧了他对塑料玩具的厌恶。他再次跟兄弟们商量，希望他们能跟他一起说服父亲，让他专注于乐高的知名产品，就是那种销路好的乐高产品——木制玩具！

奥莱·柯克坐在办公室里那张巨大的黑色办公桌后面，仔细听了哥特弗雷德所说的话。这里靠窗，可以俯瞰比隆的主街。

哥特弗雷德说完之后，这位父亲看着四个儿子的眼睛，慢慢地说：“孩子们，你们难道没有足够的信心吗？我向上帝祈祷过，我相信这些塑料积木！”

许多年后，格哈特和卡尔·乔治将这次谈话视为乐高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时的决定是，乐高公司会继续生产塑料积木，要再给这种产品一次机会。“‘我们只需要把事情交给上帝，他会确保一切都顺利的！’这是我们的父亲当时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就悄悄溜出了办公室，讨论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