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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坚定信念20世纪30年代

在1931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怀着沉重的心情,一名男子开着他的福特T型车出城了。漫长的一天在等着他呢!木匠大师奥莱·柯克打算把本地区乡民所欠的债务尽量追回来,至少设法让某些债务人给他打白条、签期票。这是农村人缺钱时互帮互助的一种常见方式。

讨债从来都不是奥莱·柯克的强项。遇到有账单到期,他通常都会把它交给十岁的儿子哥特弗雷德,让他去收账,因为他很少空手而归,这一点跟他父亲讨债时的情形截然不同。但是今天与往日不同,奥莱·柯克此时面临破产的威胁。他需要挺身而出,保护他的狮屋和木工作坊免受法律制裁。

那天他最后拜访的一个人是詹斯·里斯·詹森(Jens Riis Jensen),这位债务人有一座农场,就在格林斯泰兹的马路边上。很久以前,他请奥莱给他建一个干草仓,欠下了债,后来还了一部分,如今还欠奥莱三十五克朗。看见奥莱高大的福特T型车驶入了院子,里斯出来迎接。奥莱·柯克打开车门,但没有下车。

他冲着里斯说:“里斯,欠我的那三十五克朗你能还上吗?我今天已经找了十五家了,他们都欠我的债,可是谁也没有钱还,他们也不敢再写期票了。”听罢,农场主里斯绝望地摇了摇头。

“对不起,克里斯蒂安森先生。上次我把出栏的猪送到屠宰场,结果得到的钱比买猪崽的价钱还少。我名下现在连一个克朗都没有。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带些奶酪回家。”

奥莱·柯克回答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但是,里斯,你能不能签一张期票,这样我明天好歹能挨过去?”

里斯答道:“嗯,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你钱,因为谷仓剩下一些地方还要建,也需要用钱……”

奥莱·柯克听了说道:“里斯,到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你也许可以从我这儿再借些钱!”农场主笑了,找出笔,签了张期票。

20世纪30年代,比隆的乳业合作社购置了一台电动咖啡研磨机,并购置了一个安放在路边的汽油加油泵。汉斯·尼尔森(Hans Nielsen)是合作社的经理,他和街对面的克里斯蒂安森一家关系不错,来往密切。他很乐意接受奥莱·柯克手下员工的无担保支票。只有当他知道奥莱·柯克的账户里有了余额之时,他才会把支票寄给银行。在比隆这个小镇上,人们尽力互帮互助。

格莱尼教区地方志档案馆供图。

奥莱·柯克感激地说道:“你是我今天一路奔波后第一个签期票的,也是唯一一个签期票的。但现在我认识到,我们至少还能再挺一天。”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不论是詹斯·里斯,还是任何其他的丹麦农夫,生产的东西都很难卖出合理的价钱。人们没有足够的钱修理任何东西,也没有钱更换门窗。后来有一天,奥莱·柯克发现,他再也赊购不到木材了。那一次,他家附近的一个农场遭了大火,农场主请他为自己重建谷仓和房子。奥莱·柯克像往常一样,从位于科灵的约翰内斯格伦堡木材厂(Johannes Grønborg's Lumberyard)订购木材。因为有大量的商人破产,格伦堡对于准备赊购的订单,哪怕是很小的订单,都深感担忧,于是向银行寻求建议。格伦堡如是询问银行:比隆的克里斯蒂安森信用如何?

格伦堡立即得到了答复。“我们并不建议您批准信贷。即使是对方准备贷的金额已经投保,也不批准信贷。因为你所提到的木匠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的处境非常不好,他随时可能破产。”

奥莱·柯克的处境的确极为危险。尽管如此,在1932年年初,他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这也许是他相信神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帮助他的缘故。1928年,小克努德(Little Knud)开始跟随奥莱·柯克学徒。和维果一样,他住在工作间上方的阁楼里。工作间条件艰苦,每逢冬季,工作间脸盆里的水都会上冻。1931年,他在比隆为老板奥莱·柯克当年最后一个房屋建筑项目忙碌,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帮工。当时,小克努德和维果两人正在帮助木匠作坊生产各种各样的木制物件。克里斯蒂安森一家希望在圣诞节期间出售这些木制商品——踏梯、凳子、圣诞树底座和几辆玩具车,于是拿出这些物品向他的四个孩子征求意见。

制作这些小物件给奥莱·柯克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对他来说很是容易。虽然这些产品并不像热卖的抢手货那样畅销,但是他对儿童产品极为用心和关注,就像他对大人用的产品一样投入,因此制作这些物件对他来说大有好处。20世纪20年代,在几个儿子的童年时期,奥莱·柯克偶尔会从地板上捡起木头块,用小刀或锯子把它们削成小马、小牛或房子的形状,又或者将木块制成象征速度与激情的现代奇迹:汽车、火车或飞机。

克伊尔德:我爷爷是一个体贴的好父亲。在抚育培养男孩方面,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则。在他空闲时——基本上只有在周日他才会有空——他会陪孩子们一起玩。他总是认为周日是一个小假期,是一个与家人共度时光的好机会。他给他们雕刻和制作小玩具,而且,他会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在玩具上印上自己特有的印记。1932年,当他真正开始生产玩具时,他年龄较小的两个孩子(我的父亲和格哈特叔叔)尝试在玩具上印上特有的印记。这么做好不好呢?玩具商的设想是不是足够好呢?20世纪5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我父亲找到我,跟我一起做了跟如前所述一模一样的事情。当时,他突然出现在地下室的游戏室里,看我这次做了些什么,并且仔细观察一个孩子会用新型塑料积木做些什么——这是乐高最新重点开发的产品。

1932年初春的一天,狮屋外响起了敲门声。门外来客是詹斯·V.奥尔森(Jens V. Olesen),一位来自腓特烈西亚的木材商人,人们也管他叫“木头奥尔森”(Wood Olesen)。詹斯·V.奥尔森带了一个同事随他一同前来。这两个人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进来看看克里斯蒂安森先生在工作间里都做些什么。这是因为当时建筑业生意惨淡,木工作坊也一个又一个地关门歇业。两位来宾称赞奥莱·柯克所制物件的质量着实令人满意,高超的技艺令他制作的梯子、凳子、挤奶凳和熨衣板与其他作坊的产品相比十分不同。当二人看到奥莱·柯克制作的所有漂亮玩具车时,他们展现出了很高的热情。这些玩具车中的几辆已经涂上了华丽、闪亮的颜色。奥尔森当场订购了一大批奥莱·柯克的货物,与他约在当年8月份交货。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全国各地的商店店主和合作社经理那里找到市场与商机,因为这些店主和经理需要为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准备圣诞节礼物而囤货。奥尔森认为,这几年可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孩子们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奥莱·柯克邀请二人喝咖啡。他们一边喝咖啡,奥尔森一边谈论起“丹麦制造组织”(Danish Work,丹麦语作“Dansk Arbejde”)。这是一个鼓励丹麦人购买丹麦制造的商品的组织,并且,这一组织还帮助手工艺人建立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奥尔森预测,木制商品——尤其是玩具——在未来几年将特别受追捧。他还表示,丹麦制造组织为腓特烈西亚的年度贸易博览会(Købestævnet)上的新晋制造商提供免费展位,制造商们可以在那里展示他们的产品,与供应商和批发商建立新的联系。同时,他们也许能够获得大量的订单。

奥莱·柯克对此事闻所未闻。但他后来提到,当时他和妻子克里斯缇“愿意接受这种宣传方式”。两个木材商人走后,奥莱·柯克问道:“也许该走这条路,是吗?只要有一些熨衣板、踏梯、木车和其他玩具的存货,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

这次会面被证明是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工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决定改进自己的生产方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用的木制产品和木制玩具上。为了给自己的工作间雇用帮工,也为了印制一份价目表,他向几个兄弟借了钱。不过这笔钱他此后十多年都没还清。

并不是家里的每个人都理解他的决定——事实远非如此。比隆的其他乡民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并未对奥莱·柯克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寄予厚望。一个成年人竟然喜好摆弄玩具,这简直荒唐可笑!因为奥莱·柯克的勤奋态度和高超技艺,所以这些乡民一直挺尊敬他。但现在他们都对他摇头。有些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克里斯蒂安森先生,你非常优秀,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你为什么不找点更有用的事做呢?”

奥莱·柯克的第一份产品价目表,包括各种木制产品,如梯子、凳子、熨衣板和圣诞树底座,等等。另一整页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玩具的价格。克里斯蒂安森木制品玩具厂正在成形。

克伊尔德:在最初的几年里,我爷爷觉得不只是镇上的乡民和当地教区的乡民瞧不起他做木制玩具,他的亲兄弟也瞧不起他。他们认为他这么做完全是胡来,我爷爷的生意也没有立即腾飞。在我爷爷晚年所接受的一些采访中,他有时会说自己是一个败家子。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当时木工生意不好。在这个背景下,他不得不另辟蹊径,生产主妇需要的家用产品以及供小孩子游戏用的玩具。那时候人们还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

与此同时,奥莱·柯克努力为奥尔森的订单赶工。对于克里斯蒂安森木制品及玩具厂来说,木制玩具的产量逐渐占了半壁江山。1932年夏,在工作间后面的家庭花园中拍摄的照片使这家工厂的产品被永久记录了下来。木制汽车、木制有轨电车、木制飞机和其他许多木制玩具被陈列在熨衣板和梯子上。在陈列台的后方站着的是奥莱·柯克的助手和帮工们——包括他的儿子约翰内斯、哈拉尔德·邦加德(Harald Bundgaard)、小克努德、尼尔斯·克里斯滕森(Niels Christensen,人称“泥瓦匠尼尔斯”)和十三岁的凯伦·玛丽·杰森(Karen Marie Jessen)。他们站成一排。摄影师可能是奥莱·柯克本人,也可能是孕妇克里斯缇,她正怀着第五个孩子。

不过在这张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中,我们并未看到当时最受欢迎、最畅销的玩具——溜溜球!对奥莱·柯克来说,这是神的启示。他后来解释说:“神给了我继续做玩具的信念,带给我信念的正是那些溜溜球。”

1932年初夏,克里斯缇的第五个孩子即将出生。怀孕让她的身体负担很重,她不得不使用拐杖。这张照片上的人从左到右分别是:奥莱·柯克和妻子克里斯缇,还有他们最小的儿子格哈特,以及帮工哈拉尔德·邦加德。

全球范围内溜溜球的热潮,既吸引了孩子们,也吸引了成年人。这个玩具让人们暂时忘记了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1931年年末,溜溜球传到了丹麦。在哥本哈根的技术研究所(Technological Institute)举办的“丹麦圣诞礼物展览”上,丹麦人第一次看到并可以试玩溜溜球。1931年冬到1932年春,对溜溜球的痴迷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像奥莱·柯克这样的木匠则享受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丹麦当地报纸的报道助长了这一最新流行的热潮。据报纸报道,溜溜球起源于古希腊:“溜溜球热潮席卷各地,不论是在有轨电车上、在自行车上,还是在工作场所、在公共办公室里,人们都爱玩溜溜球。如果邮局的营业员无暇为顾客服务,那就是他们在柜台下面练习着玩溜溜球。”

对奥莱·柯克来说,对溜溜球的需求来得太突然了,在奥莱·柯克1932年的产品价目表上都没有列上溜溜球,但他抓住了这次意外的机会,开始大量生产溜溜球。对于木工作坊的工人来说,溜溜球这种小玩具制作起来又快又容易。在狮屋后面的小社区里,家家户户的成员都十分勤劳能干,他们在木工工匠制作完溜溜球之后,给这一玩具涂颜料、上清漆;然后再把棉线缠上去;最后,溜溜球被装进货箱,从比隆火车站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批发商和分销商。

多亏了1932年的溜溜球热潮,克里斯蒂安森一家的工厂里有了足够的工作量,并且能够把工作分给一些幸运的工人,比如“泥瓦匠尼尔斯”这样的工人。工人每做一个溜溜球,奥莱·柯克就付他一欧尔。在效率高的日子里,尼尔斯可以一气儿做一千个溜溜球。这样加起来,尼尔斯的日薪就能达到十克朗,比他当泥瓦匠时挣得还多。尽管如此,奥莱·柯克还是尽量从他妻子和儿子那里得到帮助。

他后来解释说:“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工作得特别辛苦。渐渐地,情况开始好转。无数个日子里,我们从清晨忙到半夜,我买了一辆装有橡胶轮的手推车,这样当我深夜把包裹送到比隆火车站时,就不会惊扰到邻居们了。”

1932年夏拍摄的那张老照片中,一切都显得平静祥和,有着田园诗般的宁静。克里斯蒂安森手下的人个个都十分自豪,对老板忠心耿耿。在照片中,克里斯蒂安森的手下被他们自己制作出来的各种漂亮的木制品包围着。不知怎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奥莱·柯克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的头几行:“在险境中,没有人比神的儿女更加平安喜乐。”

1932年夏,克里斯蒂安森手下光荣的员工聚集在第一批制成的木制玩具后面。从左往右数,依次是:凯伦·玛丽·杰森、詹斯·T.小克努德(Jens T. Little Knud)、尼尔斯·马蒂森(Niels Mathiesen)、迈杰·克里斯滕森(Mejse Christensen)、哈拉尔德·邦加德和奥莱·柯克的大儿子约翰内斯。

然而,对于这位四十一岁的大师级工匠和前程似锦的制造商来说,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待着他。1932年8月,溜溜球的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克里斯蒂安森一家似乎头一次能够通过制造木制玩具稳赚不赔了。可就在那时,几近临盆的克里斯缇突然身患重病,住进了格林斯泰兹的医院。经检查得知,克里斯缇腹中的胎儿已经死了。此后,她似乎刚从流产中恢复过来,然后突然又病倒了,患上了静脉炎。1932年9月6日,她去世了,终年四十岁。

整件事情来得极其突然,让人一时难以接受。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极度悲伤的奥莱·柯克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奥莱·柯克的孩子们,尤其是十二岁的哥特弗雷德,亲眼见到自己的父亲服丧,永远不会忘记这般情景:

我记得他走进前屋,我正在那儿弹风琴,他告诉了我们母亲去世的噩耗。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我们向神祈祷,然后我和父亲去接我的两个兄弟,他们当时正在外面工作。

妻子的死讯撼动了奥莱·柯克,他对神的信仰也动摇了。他退出了宣教屋的理事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只做宣教屋的一名普通成员。直到1944年,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的签名才出现在宣教屋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上。

克伊尔德:即使是临到事情看起来最为黑暗、最不可能成就的时候,我爷爷也决不轻言放弃。这是他的性格特点。他一定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内在动力。无论如何,他总能说服自己,相信事情会好起来的。遇到难事就放弃,这可不是他的性格。我父亲身上也有这样的特征,而且我也有。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执拗”,这种执拗与信仰有关。但这不一定是宗教意义上的执拗。这种劲头更像是一种更广泛、更普遍的信仰——对未来以及对自己所负责之物的信仰。由此产生的想法和感觉是:“这样的事我能应付得了!”

后来,当奥莱·柯克年事已高,担任乐高的董事会主席时,人们请他解释一下乐高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1931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他是如何应对自己的个人问题的。总的来说,他的回答是:“每每遇到困难,我都必须不断祈祷,祈祷自己能接到订单,祈祷自己能生产出产品,祈祷自己能赚到钱。”

奥莱·柯克:一天晚上,我坐在那里,阴郁地沉思着我所经历的所有挫折。我的债主们派律师来追我,我的家人和朋友责备我,说:“你所做的有什么用处呢?”我该怎么办?那感觉就好像,神的帮助距离我是如此遥远,仿佛永远无法及时到达我身边。然后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仿佛看见了在一家巨大的工厂里,人们熙熙攘攘地进进出出。在这家工厂里,都是原材料运进,成品运出。画面如此清晰,以至于我再也不会怀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梦中我所看见的工厂,今日已经成真。在当时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我竟然能获得如此的信念与信心,真是有意思。我十分确定,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幻象。就是那位我从小就相信的天父。

奥莱·柯克刚刚重组了公司。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要独自承担起管理家庭的责任,还要抚养四个年龄在六岁到十五岁的儿子。他的四个儿子都处于丧母之痛中。六岁的格哈特还太小,不能给他父亲多少实际的帮助,而十三岁的卡尔·乔治不久就要开始他的木工学徒生涯了。在狮屋住着的,还有十二岁的哥特弗雷德。哥特弗雷德幼年时十分虚弱,以至于奥莱·柯克和克里斯缇一度觉得这个儿子很可能活不到成年。如今,在他和他的兄长约翰内斯不上学的时候,两个小伙子就在工作间里帮忙。哥特弗雷德手艺很好,对数字也很在行。而他的兄长约翰内斯则从小就有癫痫,终生未愈。尽管如此,约翰内斯还是始终面带微笑。

除了这些悲伤和痛苦以外,奥尔森的玩具大订单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奥尔森本来应在8月份取走这些玩具,但是他没有如约前来。此时,这些玩具仍然放置在架子上,积着灰尘。奥莱·柯克原以为奥尔森的订单是万无一失的,但后来奥尔森破产的消息传到了奥莱·柯克耳朵里。像往常一样,当他需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帮助时,奥莱·柯克就会双膝跪下,把他的烦恼陈明在神面前,神会为他指明一条出路。第二天他起得很早,给旧福特T型车里装满了此时已经没人来收的货,他叫孩子们照顾好彼此,然后动身出发,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从一家合作社到另一家合作社,去推销他的玩具产品。

他此行并不怎么成功。虽然他最终设法把大部分玩具产品从手头卖出了,但奥莱·柯克不得不承认,他不是干推销的料。他发现,自己很难做到每到一个地方就自卖自夸,因为在他看来,产品的质量好不好,只要看货品就行了。然而,在埃斯比约(Esbjerg)小镇,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迎头痛击。

奥莱·柯克:店里有位女士对我的产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不敢进行适当的反驳。在恶意攻击之后,她却说,如果能再打七折的话,她会买一些。最后,在离开那家商店时,我非常高兴。

在其他地方,奥莱·柯克只能勉强接受物物交换。因此,他带着葡萄干、木薯粉和二十公斤带壳的杏仁回到比隆的家中。这就意味着狮屋里的小家庭——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管家——在圣诞节时可能会比周围的家庭过得稍好一些。狮屋的邻居中有许多人买不起肉或甜点,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依靠吃土豆、卷心菜过日子,仰赖教区委员会发放的少量救济金度日。

溜溜球的热潮几乎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了。到了1933年秋,靠卖溜溜球越来越难以维持收支平衡,尽管当年的营业额略有增长。奥莱·柯克被积压下来的大量溜溜球困住了,处理不掉。奥莱·柯克于1933年11月4日在《日德兰邮报》( Jyllands-Posten )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出售玩具轮或彩绘溜溜球。立即交货。一次购一千件,价格更优惠。

比隆木制品玩具厂
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
比隆

奥莱·柯克在溜溜球热潮中下了很大的赌注,以致在1933年,奥莱·柯克手里积压了大量的溜溜球产品。

当奥莱·柯克在失去克里斯缇的悲痛中挣扎的时候,经济问题在奥莱·柯克面前堆积起来。克里斯缇是他们家十五年来的关键人物,她生前不但需要抚养他们的四个儿子,还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与此同时,奥莱·柯克被旧债缠身,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出于好心签署了一份担保合同,这份合同是为一个地方建设项目而做的担保。

奥莱·柯克:我们这些商人经常做担保,通常情况下,这么做没有任何风险,几乎就是走个过场。但当时的情况是,其他担保人都在苦苦挣扎,所以他们想把整件事都推到我身上。一开始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的财产会受到威胁。但是后来,那些当初把我引诱到薄冰上,并以最友好的语气向我保证不会有任何风险的人,却开始没收我的股票。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切时都要崩溃了。

1933年夏末,奥莱·柯克濒临绝境,几乎马上就要放弃,不得不宣布破产。就在这个阶段,弗莱明·弗里斯·叶斯帕森(Flemming Friis Jespersen)来到了奥莱·柯克的家门口。叶斯帕森是来自瓦埃勒的一名律师,他在附近出差时,决定去拜访一名当地的木匠,那名木匠并没有回复他的提醒信函,或者说是“传票”,并因此被判未按时出庭的罪状。叶斯帕森认为,他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满意。许多年后,在一封写给哥特弗雷德的信中,叶斯帕森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奥莱·柯克时,所看到的这个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惧,心志幻灭的人——

叶斯帕森:在一座非常大的房子后面,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工作间里,我见到了一个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分令人同情的人。

奥莱·柯克向我解释道:“说实话,我已经放弃了,去年我建了两栋房子,一栋是为一名客户建的,另一栋是为了出售而建的,结果那名客户却付不起钱,另一所也没人买。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两栋房子都拍卖掉,我自己的房子可能很快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我到处欠着债,我的妻子死了,剩下四个孩子要靠我养活。我该怎么办?我还是现在就放弃吧。”

叶斯帕森告诉他,什么都不做是最愚蠢的行为,因为这样一来,每一笔小小的索赔都会因复利而成倍增长,等他清醒过来时,债务已经翻了一番。他建议资不抵债的木匠奥莱·柯克立即列出他的债权人,并写下他们的要求。然后叶斯帕森会用这个列满债权人的清单,为狮屋提交一封赔偿保证书,这不仅会给债权人一些保证,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会给奥莱·柯克一些喘息的空间来巩固他的小生意——并让他找到一名新管家。

虽然克里斯缇去世后的一年中,能干、勤劳的尼娜一直在照顾家庭,但是,1933年10月1日,她突然辞去了这份工作。在提到这位虔诚的年轻女子时,奥莱·柯克写道:“她渴望做天国的工作。”并解释说,“她不仅每天为十二个人做饭和打扫卫生,而且会演奏风琴,并且会边弹边唱。他到哪里去找一个新的尼娜呢?”

很少有人知道乐高公司的第一个所有者是一位女性。1933年10月的一天,苏菲·约根森(Sofie Jørgensen)来到哈斯莱乌(Haslev)的南西兰小镇(South Zealand town)去拜访一位朋友。厨房里的椅子上放着一份报纸。若非这份报纸,情况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了。三十七岁的苏菲刚从较大的城镇奥胡斯(Aarhus)回到家乡,希望能在当地道达尔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打算应聘该公司在当地的经理一职。这是一家销售肥皂、香水和其他个人卫生用品的连锁企业。

在此前的几年里,苏菲曾在奥胡斯的“问题男孩之家”工作,努力地攒钱,以便将来实现自己开店的梦想。不幸的是,那天她没有得到在哈斯莱乌的工作机会,失望的苏菲骑自行车去朋友家,想忘掉这件不如意的事情。咖啡煮好,她们摆好桌子,苏菲翻了翻放在椅子上的《基督教日报》( Kristeligt Dagblad )。当她读到就业招工的栏目时,她的目光很快落在了题为“管家”的条目上。

《基督教日报》:诚求一位真诚、虔诚的女孩,勤俭节约,能做所有的烹饪工作,并能承担家庭主妇的所有职责。截止日期:1933年11月1日。工作环境优渥,家庭地处良好社区。男主人育有两名男孩,一个十三岁,一个七岁。男主人希望管家怀有爱心,把他们抚养成人,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更多信息详见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的比隆木制品玩具厂。请把先前雇用公司的推荐信发送给我们,并注明预期薪酬。

奶业合作社经理豪格森帮助他参阅和评估了一些人对比隆木制品玩具厂招聘广告的回复,最终奥莱·柯克选择了苏菲·约根森,这是因为她的推荐信极为出色,而且她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来自哈斯莱乌,这里是内省布道会在丹麦的关键据点。哥特弗雷德在比隆火车站接到了新来的女管家,并把她带到狮屋,奥莱·柯克打开前门时,情不自禁地喊道:“苏菲·约根森,如果我知道你的头发这么短,我就不会雇你了!”

根据《基督教日报》上的一则广告,三十七岁的苏菲·约根森应征了这则招聘启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她在“问题男孩之家”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在作为年轻妓女“拯救之家”的内省布道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加起来有十年之久。这一次,她想尝试着碰碰运气,做一名管家。

而倘若苏菲知道这所大房子里面一团糟的情形,她可能也不会提交申请——尽管这所大房子前的道路极为宽阔,狮子雕像很是宏大。而且,如果她知道这个家庭有四个男孩子,而不是招聘启事上说的两个,恐怕就更不可能提交申请了。不过,卡尔·乔治和约翰内斯只是在他们各自的学徒生涯的间隙,偶尔回来看看。奥莱·柯克告诉苏菲,十三岁的哥特弗雷德不仅要按时上学,还要在木工作坊里帮忙干活儿。而七岁的格哈特则爬上这个陌生女人的腿,说:“你认识我妈妈吗?我妈妈可好呢!”

新来的女管家虽然头发短,但她真是个好管家,她简直是神为奥莱·柯克一家预备的天赐之物。五十年后,四兄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一同说道:“苏菲成了我们的好妈妈。她有能力、有爱心,重新让这个家变得有条不紊。”

从一开始,苏菲和奥莱·柯克之间的关系便非常融洽。在她来到奥莱·柯克家里的七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就在她位于哈斯莱乌的娘家举行。但是奥莱·柯克亡妻在日德兰半岛的家人觉得奥莱·柯克重新组建家庭的速度未免有点太快了。在1934年5月10日的结婚纪念日中,苏菲为奥莱·柯克写了一首歌,歌曲的旋律借用了B.S.英格曼(B.S. Ingemann)的《论塔夫·邦德的时代》( På Tave Bondes Ager )。在这首歌中,她描述了在比隆奥莱·柯克的家里,二人的爱情迅速绽放的情景:

她从未奢望过上平等的生活,

直到奥莱·柯克向她求婚。

他站在院子里,

这阳光灿烂的时刻完美无缺。

那天奥莱·柯克、苏菲·约根森二人说了些什么,在场的人谁都不知道。二人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分享的秘密,这便是通往二人彼此理解的道路。

在他的余生中,奥莱·柯克经常说,如果苏菲没有在1933年来到比隆,如果她不允许他使用她的积蓄,乐高就不会存在。

就是这么简单。在1934年3月,苏菲用她带来的一千克朗——相当于今天的三万七千克朗——将丈夫从另一次破产中拯救出来。再加上奥莱·柯克的兄弟们出资的几笔小额贷款,苏菲的“嫁妆”构成了即将建立的乐高公司的财务基础。用奥莱·柯克的话说:“1934年,我娶了我的女管家。她有一千克朗,我用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还清了我最急迫的债务。我的家人也尽他们所能帮助我,所以我得以逃过了严厉的惩罚。”

此后,克里斯蒂安森木制品玩具厂改名了。弗里斯·叶斯帕森曾帮助奥莱·柯克免于破产。更重要的是,他也曾建议奥莱·柯克为自己的玩具厂取一个顾客能记住的名字。1936年,奥莱·柯克前往腓特烈西亚参加一场大型贸易会。因为他意识到,贸易会上的所有大型公司都是极为新颖和独特的,所以他召集了八名员工,并宣布拿出两瓶苹果酒作为奖励,看谁能为公司想出一个好名字。

也许是老板奥莱·柯克自家酿的酸溜溜的果酒并未起到任何激励的作用,被评选出的两个最好的建议——LEGIO和LEGO——都是奥莱·柯克自己想出来的。哥特弗雷德后来解释说,第一个取名的建议与“大批玩具”(英文作“legions of toys”,是“玩具军团”之义)有关。“我父亲认为,如果玩具制造生意想要起步,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生产。”另一个取名的建议“乐高”(LEGO)是丹麦词语“leg godt”的缩写,即“玩得好”的意思。这个名字更符合“时代精神”,而当时的奥莱·柯克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怎样,最终第二个建议胜出,因为“LEGO”一词的发音听起来不错,而且大人和小孩都能念出来。好几年之后,当比隆的乐高玩具公司开始向全世界出口塑料积木时,他们才发现“LEGO”在拉丁语中是“我收集”的意思。

克伊尔德:乐高公司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驱使我爷爷制作玩具的不仅仅是生活所迫和家庭贫困。在建筑行业的工作枯竭之后,他开始制造实用的家庭用品,但很快就转向制作木制玩具。首先,他是一个爱玩的人,他总是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并认为:“孩子们应该玩得开心,我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制造好玩具让孩子们感到开心。”我想,这个想法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司刚起步的困难时期。这就是为什么他很容易就想到了“LEGO”这个名字。但他喜欢这么说:“我现在所做的工作至少和普通的细木工工作一样重要。”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奥莱·柯克和苏菲的婚姻以及牢固的家庭纽带形成了“乐高工厂”的基石,“乐高工厂”(LEGO Factory)这一名字被印在公司信纸的信头,既新颖独特,又庄重优雅。1935年春天,奥莱·柯克和苏菲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的女儿乌拉(Ulla)。她在比隆小镇上长大,那里人人互相认识,人们互相帮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在狮屋后面尘土飞扬、喧嚣嘈杂的玩具工厂里谋生,那里弥漫着木材和清漆的气味。到1935年年底,他们的营业额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了一万七千二百克朗。1936年,营业额又翻了一番,工厂里的工作间看起来越来越像神曾在幻象中给奥莱·柯克展示的大工厂。

然而,由于公司创始人奥莱·柯克的旧债问题,以及他孜孜不倦投资新技术,乐高这家小公司仍然受到流动资金问题的困扰。1937年,在德国的一个贸易博览会上,奥莱·柯克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台德国品牌埃尔兹与海斯(ELZE & Hess)的刨槽机看来看去。这是一款可以在木头上进行精细切割的设备,可以为乐高流行的带轮子的木制动物添加合适的圆角。但是,这台机器太贵了,需要四千克朗。两个月后,他通过哥本哈根的一家供应商订购了一台刨槽机。在那一刻,奥莱·柯克简直是孤注一掷,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1936年是奥莱·柯克最后一次参加在腓特烈西亚举行的贸易会。多年来,这个贸易会对他的小公司至关重要。比隆木制品玩具厂在企业名录上展示了他们的新名字“乐高”,公司的电报地址当然就是“Lego”。

格莱尼教区地方志档案馆供图。

几年后,当他们的会计约翰森(Johansen)坐在乐高的办公室里填写员工薪资支票时,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瓦埃勒银行。

“约翰森,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若是公司无力支付,就不能再开支票了!”

之前,会计约翰森也曾听过这种说辞,因此他不予理会,还辩称银行有很多钱,而乐高几乎没有多少钱。当电话另一端冰冷的声音回答说这个决定是来自银行高层时,约翰森觉得应该通知奥莱·柯克。

他发现老板奥莱·柯克正跪在花园里种花,而老板听了汇报之后唯一的反应是,约翰森应该在需要的时候继续开支票。“我还有更大的问题呢!”

奥莱·柯克的财务状况一片混乱,花钱大手大脚,背负繁重旧债。正因如此,公司在1935年到1944年是注册在“苏菲·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名下。如果奥莱·柯克本人被迫宣布破产,债主无法没收苏菲的财产。这一安排同样也意味着,从法律上讲,直到1944年,也就是直到乐高成为一家有限公司之前,所有的收入和资产都属于苏菲。

就是这样,这家比隆木制品玩具厂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发展。

1936年夏天,乐高公司于腓特烈西亚的贸易博览会上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新名字和商标。贸易会大获成功,包括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 Christian X,又称“基士扬十世”)在内的八万二千人参观了该贸易博览会。该贸易博览会展馆是一座有城墙环绕、宏伟壮丽的建筑。

奥莱·柯克的展位在主楼的三层,旁边有颇有声望的大公司,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承包商和小企业家,他们都在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商品,从钢琴、紧身胸衣和果酒,到洗衣粉、肉干和雪茄干燥盒,一应俱全。在过去的几年里,路过的参观者已经注意到奥莱·柯克所制作的玩具质量颇佳,并对各种玩具汽车上的细节大加赞赏。这些玩具汽车被称为比隆汽车(Billund Auto),玩具汽车轮子是用积压的溜溜球做的。1933年,奥莱·柯克制作的溜溜球积压了一大堆,于是他把它们锯开,改换了用途,做成了汽车轮子。这些玩具汽车轮子做工精细,十分逼真,最后的工序是由十三岁的凯伦·杰森负责完成的。

凯伦·杰森:每个轮子我都要经手三次。首先,要把轮子涂上底色并烘干;其次,把轮子涂成灰色,再晾干;最后,要非常精确地沿着边缘,在中间涂上一层亮红色。每制作三个轮子我就能得到一欧尔,每周我能涂制九百个轮子,折合三个克朗。我还记得每到周六晚上我把挣到的钱交给妈妈时,她是多么高兴。

在20世纪30年代,乐高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没有任何行业学徒经历的年轻人,还有来自比隆和其他地区的女孩、家庭主妇和寡妇,奥莱·柯克对这些员工的身世都了如指掌。这些员工大多数来自受农业危机重创的家庭,他们需要在圣诞节高峰期在家做点零工来贴补家用,而那时,乐高的工厂总是特别忙。

理查德·克里斯蒂安森(Richard Christiansen)正在操作1937年奥莱·柯克花了好大一笔钱买的刨槽机。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因为可以拉动的动物玩具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是经典的玩具灰鸭,还有玩具猫和玩具鸡。这些玩具都安装在轮子上,玩具主人的小手可以拉着玩具走。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丹麦的各家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营运资金问题,既需要为员工支付工资,又需要支付原材料和投资机械的费用。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时,木材行业的流动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供应商统统都不愿意提供信贷。即便如此,乐高还是成为一家声名远播到日德兰半岛之外地区的公司,年营业额接近四万克朗。1939年,奥莱·柯克向菲英岛(Funen)上的达文德锯木厂(Davinde Sawmill)下了一笔大订单,并被要求从银行那里证明他自己公司的信誉。而瓦埃勒银行向锯木厂发送了评估。

瓦埃勒银行:乐高公司的所有者是柯克·克里斯蒂安森夫人,而她的丈夫是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受人尊敬,精力充沛,并且生活非常节俭。我们相信,他们所建立的企业很有可能是盈利的。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给我们看了该公司1938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有少量的营业利润。因此我们的评估是,给予该公司合理数量上的信贷是并无多大风险的。

此时的乐高公司全速发展。1939年,乐高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五万克朗,这多亏了乐高专为男孩和女孩设计的玩具,玩具种类齐全,包括受欢迎的手拉动物玩具,其中有能用嘴啄食的半机械鸭玩具、高速红色火车、娃娃推车,以及能在沙滩上玩的玩具、各种玩具汽车。

奥莱·柯克已经将业务拓展到了丹麦国境之外。有几次,他前往德国的莱比锡博览会(Leipzig Fair),寻找灵感和点子,回来后如法炮制并投入生产。在玩具业,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专利法”在那时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奥莱·柯克还考虑过出口他的产品。1938年1月,他写信给丹麦外交部,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销售木制玩具的可能性”。外交部的答复包含了几个进口商的地址、其所在国家的关税信息,以及一份问卷,要求乐高的所有者更详细地描述他的公司及其产品。

几十年来,欧洲玩具市场一直被德国主导,这个邻国的面积比丹麦大很多。对于德国生产的木制玩具和机械玩具,注重质量的奥莱·柯克称之为“纽伦堡的锡制垃圾”。一言以蔽之,他对德国的玩具行业不以为然,认为乐高在工艺方面比对手强多了。

与该行业其他公司的负责人不同,奥莱·柯克拒绝使用廉价的原材料,比如蓝变木材,也就是被蓝变真菌染色的木材,如果木材完全浸泡在油漆中,就可以盖住并隐藏这种颜色。乐高的木制玩具完全采用无节材(没有节子的木材),在生产的所有阶段,团队都优先考虑需要技能的严格工序,每一个部件都要经过额外的最后加工工序和质量控制检查工序。

乐高木制玩具的原材料是质量最好的山毛榉木。而且,直到原木运到比隆以后,才会对原料进行切割。待山毛榉木晾干、风干后,再用蒸汽处理,最后用烤箱烘干。从1932年早期开始,乐高的核心产品就是优质、坚固、耐用的木制玩具。奥莱·柯克相信,质量本身就是卖点。正如他在莱比锡博览会上看到的一家德国泰迪熊公司的标语中所说的那样:“对孩子来说,只有最好的才足够好。”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关于儿童和游戏的理念越来越先进,席卷了整个欧洲。这些思想理念在很多层面都是德国著名学前教育家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öbel)较早学前教育理论的延续。1837年,福禄贝尔创建了一所学前教育机构,并于1840年正式命名为“幼儿园”,成为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他还为儿童设计玩具,并办了一份期刊,其座右铭为:“加油!一切为了儿童!”

瑞典作家爱伦·凯(Ellen Key)于1900年出版了个人著作《儿童的世纪》(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该书探讨了类似的主题,并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在此前的育儿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她所提出的观念。她探讨了理想的养育方式,呼吁父母与孩子之间要饱含爱意,并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原材料”永远是经由我们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晚年关于游戏功能的文章《超越唯乐原则》(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中,童年也是一个富有争论性的话题。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声称,儿童玩游戏主要是因为游戏与快乐有关。同样是在20世纪2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各种科学文章中描述了儿童如何通过玩耍来探索世界。皮亚杰认为,玩耍有助于儿童理解因果关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心理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哲学家都在研究童年和游戏的普遍意义,包括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英国教育家A.S.尼尔(A.S. Neill)、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936年,赫伊津哈出版了《游戏的人》( Homo ludens ,英文 Man at Play )一书,该书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所有文化都是在游戏中产生和发展的”。

在斯堪的纳维亚,在20世纪30年代及随后的几十年,一种关于童年和儿童的独特观点悄然发展,这种观点具体表现在玩具和文学作品中。1932年,奥莱·柯克重整木工生意,艺术家和工匠凯·波约森(Kay Bojesen)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型展览上,展示了自己设计的华丽木制玩具,吸引了国际的目光。此前一年,在奥斯比(Osby)的伊瓦兄弟(Ivarsson brothers)子承父业,继承了父亲在瑞典的玩具事业,并开始在他们五颜六色的木制玩具上印上他们公司的名字——“布里奥玩具公司(BRIO)”。他们制作木制玩具已经有二十年了。伊瓦兄弟意识到玩耍的重要性,并希望给孩子们带来最好的体验。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出版了几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儿童书。在世界文学中,成人作家第一次敢于把儿童和各种天真烂漫的人物形象作为儿童读物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让孩子们听到更为自然的声音。这些突破性的变化在各国艺术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有: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丹麦插画家埃贡·马蒂森(Egon Mathiesen)、挪威画家托比扬·埃格纳(Thorbjørn Egner)和芬兰作家兼画家朵贝·杨松(Tove Jansson)。就像伊瓦兄弟、波约森和奥莱·柯克制作的玩具一样,这些成人作家、成人画家为儿童创作的艺术作品有助于增进父母对儿童世界以及游戏的本质的理解。

在斯堪的纳维亚青年文化繁荣期间,在对儿童、游戏和玩具的相应关注之中,乐高继续扩大其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奥莱·柯克逐渐发展转型成为玩具制造商。起初,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尽管他所生产的玩具构成了这一变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像“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这样的词汇和概念,对奥莱·柯克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他多次去国外参加展览和贸易展览会,这使他收获了新知,拓展了视野。并非偶然的是,奥莱·柯克收藏了一份报纸的长文,这是丹麦的一家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是关于人们对儿童游戏和玩具日益增长的兴趣,特别是科学家对儿童游戏和玩具的关注。

报纸评论:教育家反思了这一兴趣对父母养育方式的价值;医生考虑了这一兴趣对孩子健康的利弊;化学家考虑了玩具所使用颜料的组成成分,这些颜料的组成成分必须是完全无毒无害的;发明家创造了新的玩具模型;工程师把对玩具的想法变成现实;商人开始琢磨玩具最有利的销售策略。在过去,人们可能满足于给自己的孩子一匹雕刻的马、一些彩色剪纸,或一个布娃娃玩。而现在,孩子们变得更加挑剔,玩具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影响着丹麦的贸易平衡。

克伊尔德:毫无疑问,我爷爷本能地意识到,高质量的玩具是玩好游戏的基础。但我认为他在教育方面或游戏与学习之间的联系上还缺乏思考,而这些对如今的乐高非常重要。我父亲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尽管我父亲确实使用了“孩子的创作冲动”这样的表述,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还是产品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为乐高公司提出了“通过玩乐高玩具进行学习”的理念。

后来,在奥莱·柯克的四个儿子长大后,他们回忆说,自从母亲去世之后,他们的父亲是他们的一个“好伙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很长的电视采访中,奥莱·柯克的四个儿子都是这样描述他的,哥特弗雷德在采访中补充道:“我父亲向来十分风趣幽默。虽然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想做,但正是在父亲的要求下,我留在家里帮他。”

哥特弗雷德比他的三个兄弟更具木工天赋,他从骨子里热爱木工。最重要的是,他善于计算,也善于与人相处。甚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工作间里帮忙。他帮他父亲处理账目,骑着自行车处理必须支付的账单和必须签署的期票。作为奖励,当他长成一名少年时,奥莱·柯克允许他驾驶自己的福特T型车。不过,用他表妹达格尼·霍尔姆(Dagny Holm)的话说,自己的表兄哥特弗雷德开车有时不要命。

20世纪30年代中期,乌拉出生后柯克·克里斯蒂安森一家的全家福。后排,从左往右分别是卡尔·乔治、约翰内斯、哥特弗雷德。前排,从左往右分别是苏菲、格哈特、乌拉、奥莱·柯克。

达格尼·霍尔姆是乐高集团模型制作部门的负责人,也是一名艺术家,她为乐高乐园中的各种城镇和童话人物设计模型,于20世纪60年代走红,是乐高公司的幕后人物。

20世纪30年代初,达格尼住在丹麦的斯凯恩(Skjern),她的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自行车店。达格尼一家每逢周日总会拜访住在比隆的奥莱·柯克一家。从比隆回斯凯恩时,哥特弗雷德偶尔会开车送达格尼一家。

“有一次,他开车撞上了斯凯恩市中心的一根电线杆。后来电力公司打电话给我们说:‘下次,比隆的那些小流氓来拜访你们的时候,请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大家伙儿就不会因为交通堵塞而耽误回家了。’你瞧,正是由于他开车撞上了电线杆,整个城镇陷入了黑暗之中!”达格尼这样解释道。

她还回忆道,这四兄弟真是他们父亲的缩影,不论相貌还是性格,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在玩恶作剧、戏弄他人的时候。达格尼十八岁时,在去西兰岛的问题少年收容所工作之前,曾在比隆住过一段时间。

她的表兄们决定好好为她送行。所以有天晚上,他们试图把一头活生生的猪崽放进表妹的房间里。不过,那天晚上达格尼及时关上了半开的窗户,她的表兄们没能得逞。但是,她的表兄们第二天晚上又来了,并且这一次,他们成功把猪崽放进了表妹的房间里。第三天早上,当达格尼起床拉开窗帘时,她大吃一惊。在她的窗外,有一个摇晃的人形,原来是一个脖子上挂着绞索的稻草人。

先是达格尼,后是哥特弗雷德的兄弟们,他们接二连三地离开比隆,去找一份工作或学习一门手艺。哥特弗雷德的大多数校友也是这样。十五岁时,哥特弗雷德期待着在瑟伦森汽车公司(Sørensen's Auto)开始他的学徒生涯,但这个梦想一直未能实现。一天晚上,奥莱·柯克坐在他儿子哥特弗雷德的床边,解释说他的工厂离不开他,因为他头脑精明、技术高超,并且足智多谋。

克伊尔德:家族的厂子成了我父亲命中注定的归宿。我父亲只在比隆上过小学和中学,此外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的教育。那时候,他是每隔一天才上一天课,而且从七年级开始就不再上了。之后,我父亲和我爷爷一起在工作间工作,他帮着我爷爷开发玩具、生产玩具、管理账簿,并且来往于银行。我爷爷并不能算是财力雄厚,赚钱的责任很早就落在了我父亲的肩上。我父亲从中学到了很多。

至于哥特弗雷德接受过的高等教育,也不过是每周有几个晚上在格林斯泰兹的技术学校所上的课。白天,他便在工作间里帮忙。到这时为止,工作间里已经在生产五十多种不同的玩具。除了各种各样的玩具汽车以外,还有带轮子的玩具动物、玩具婴儿车、玩具熨衣板、玩具熨斗、玩具滑翔机、带梯子的玩具消防车,以及一种他们称之为“柯克沙滩游戏”(The Sand Game)的玩具——这种玩具由长木块组成,可以组装成一条轨道,让玩具车在沙坑中或海滩上绕着一堆沙子滑下来。

20世纪30年代,也是丹麦人越来越喜欢户外活动的时期。丹麦人每逢周日便会和家人一起去森林或海滩游玩。在比隆,乐高公司顺应了这一趋势。比如,开发“柯克沙滩游戏”这款玩具便是乐高顺应这一趋势的绝佳范例。这款玩具装在盒子里出售,盒子上印着韵律优美的短诗:“阳光、沙滩和树林,无论你去哪里,‘柯克沙滩游戏’都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盒子里装的不仅有木制品,还有一面颇具丹麦特色的旗帜,上面印有“柯克的球道”字样。这款玩具可以放在孩子玩耍的沙堆上。对于父母来说,下面的相关信息十分具有吸引力:“乐高玩具益于开发您孩子的天赋。”

在1936年至1940年,奥莱·柯克和哥特弗雷德的关系越发亲近,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仅是灵感创作的源泉,也使乐高公司能不断地开拓进取。二人的关系奠定了乐高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大获成功的基础,在这十年中,乐高公司玩具销量剧增。父子之间的合作几乎是毫无摩擦。奥莱·柯克专注于产品质量和员工福利,而哥特弗雷德专注于开发设计,同时需要做到玩具实用并简便易懂,还要具有益智性。

20世纪30年代中期,“柯克赛道”(Kirk's Ball Track)横空出世。这款玩具的玩法颇富教育意义,能够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照片为奶业合作社后面的沙坑里,乌拉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她的朋友库尔特(Kurt,奶业合作社经理豪格森的儿子)一起玩这款玩具。

图片系私人收藏。

在奥莱·柯克的心目中,早已选择了哥特弗雷德作为公司的继承者,当他自己无力经营时,哥特弗雷德会接管公司。对于奥莱·柯克的儿子哥特弗雷德来说,在哈斯莱乌著名的内省布道会职业学校学习是一项投资,这不仅激励了哥特弗雷德,也最终证明了这段学习时光对乐高公司的运营大有裨益。但这次冒险经历并不是很成功。哥特弗雷德在哈斯莱乌感到很不自在。他想念家乡,画了无数个汽车模型图纸,并在完成后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模型的图纸寄给他在比隆的父亲。

哥特弗雷德:亲爱的伙伴们!亲爱的爸爸!随信附上几张图纸!你们看看这些图纸是否可用。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可以画更多的玩具汽车图纸。我喜欢有挡泥板的汽车,而且挡泥板也比板条便宜,但如果我们能在几辆不同的玩具汽车上使用相同尺寸的挡泥板,那将是最好的。

在职业学校里,哥特弗雷德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被同学们排斥,因为他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而只是一个为孩子们装配玩具的人。他后来说:“人们不把玩具当回事儿。我父亲刚开始制作玩具的时候,可能也遭到过类似的不屑与轻视。”

20世纪30年代的这十年里,尽管汽车还远未普及,但汽车已成为人们最为喜爱的交通工具——家庭汽车虽远未普及,但玩具汽车早已普及了——你随时可以买一辆高质量的乐高玩具汽车。这些玩具汽车的外形最初非常简单,有棱有角。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乐高开发出的玩具汽车线条柔和,具有流线型的外形。也就是在这十年的末期,哥特弗雷德在哈斯莱乌的技术学校里设计出了玩具汽车的新模型,并把设计图纸寄给在比隆乐高工厂的父亲。

为了打发在职业学校的时间,哥特弗雷德致力于设计玩具汽车。他坐在教室的后排,为那些样子老旧、形态笨重的木制汽车赋予柔和的造型。他的灵感来自福特和雪佛兰等汽车品牌。至于他周围那些未来要成为细木工、瓦匠、木匠和铁匠的学生,则在练习他们的绘图技术,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黑板前的老师身上。

与此同时,奥莱·柯克对哥特弗雷德的继续教育有一个更大、更宏伟的计划。他正忙着为哥特弗雷德安排在德国一家木材公司的为期一年的实习机会。这样一来,哥特弗雷德从哈斯莱乌一毕业,就可以去那里实习。但是,1940年4月9日,德国占领了丹麦,于是,奥莱·柯克的计划突然中断了。哥特弗雷德不得不待在比隆的家里,在工厂里帮忙,他有了一个新头衔——工头。

在1940年,新的十年到来的前夜,世界各地开始硝烟弥漫,战火连天。这场世界战争历时弥久,破坏广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争却给像乐高这样的公司提供了一些新机会。 RcZoPfQ8Vs1A6FRJI58mcyfjJesftGrFtX14dt8cxymTOggyoSSc1q69EyHo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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