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木匠手艺20世纪20年代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

这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传奇——《星球大战》（ Star Wars ），在科幻迷中声名远播，故事的开端就是上面的那段话。这一传奇在读者即将看到的故事中，也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故事开始于丹麦。

1915年秋，在丹麦偏僻遥远的乡下，住在日德兰半岛西部的一名青年木匠听说，在半岛中部的小镇比隆，有一间木工作坊亟待出售。这名青年木匠名叫奥莱·柯克。他和他的未婚妻汉森·克里斯缇·瑟伦森（Hansine Kristine Sørensen）都是在丹麦乡下的荒郊长大的，这片荒郊常年狂风肆虐。那年月，丹麦乡下物质匮乏，大多数乡民都要做些零工，贴补家用。孩提时，奥莱·柯克就开始放牛养羊，学会了如何在野外避开泥灰坑，如何躲避蝮蛇。每当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即将来袭，他就要为牛羊挖出躲避的洞穴，他挖的洞穴比当地乡民挖的都要坚固、牢稳。

成人后，奥莱·柯克成了一名技艺熟练的木匠，憧憬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造栋房子，娶个老婆，经营起自己的生意。奥莱·柯克的几个兄弟姐妹帮他从银行借贷了一万克朗 ，于是，1916年2月，奥莱·柯克就买下了比隆郊外的一所带有木工作坊的房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亟待出售的木工作坊。倘若得到神的怜恤，再加上丹麦瓦德银行的借贷，似乎没有什么事是奥莱·柯克做不到的！同年4月，在他二十五岁的生日上，奥莱·柯克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了。次年，妻子生下了他们的长子。二人一生共育有四子。

克伊尔德：我的爷爷（奥莱·柯克·克里斯蒂安森）是1891年在丹麦的布洛霍伊（Blåhøj）出生的。这个地方在比隆北边，离比隆大约有十二英里 远。我曾祖父一家有六男六女共十二个孩子，每个孩子的中间名都是我曾祖父自己取的，而没有使用现成的名字。不过，女孩并没有中间名，因为她们结婚后自然要改掉自己的姓，随夫家的姓。我的祖父排行老四，老大名叫兰德贝克（Randbæk），老二名叫坎普（Kamp），老三名叫邦德（Bonde）。而我祖父的名字和中间名，也就是“奥莱·柯克”，是取自日德兰半岛西部的一位受乡邻尊敬的农夫的名字，这个人是庄园议会 的议员。由于我的曾祖父曾为这个农夫帮工，因此十分敬重他。我的祖父奥莱·柯克六岁时就开始照看牲畜了，给好几座农场干过活儿。不过，他后来跟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兄长一起做起了木匠学徒。学成之后，他像其他熟练木工一样，先是四处游走，找些活计，不过很快就回到家乡，帮助他的兄长在格林斯泰兹（Grindsted）修建那里的邮局。然后，到了1916年，他就在比隆安家了。

“一战”临近尾声之时，比隆这里不过百十口人，实在只是个“小”镇，位于比自己大得多的两个大城镇瓦埃勒（Vejle）和格林斯泰兹之间的铁路线上。1916年，比隆的镇上有个铁路站房（同时也做邮局使用），还有四五个比较大的农场，有几间房子是镇上留给无法再劳作的老年人居住的。除此以外，镇上还有一所学校，一家乳业合作社，一家食品店，一座名为宣教屋（Mission House）的福音派传教聚集场所，还有一家酒吧。不过，酒吧刚刚营业便被吊销了酒类的营业执照，无法继续售卖酒水，随后就改作旅馆重新开张。镇上的房子加起来不过三十来栋，排列在铺着沙砾石子的乡村道路两旁。道路两侧有深深的沟渠，镇上的人出了门要想到马路上去，必须小心翼翼地踩着搭在沟渠上面的木板，跨过沟渠。

奥莱·柯克与妻子汉森·克里斯缇的房子坐落在穿过镇子的乡村道路的尽头，木匠作坊就在他们房子的后面。过了他家的房子，再往外，便是几片农田。除此以外，目之所及，都是一片荒野。沿着砂石铺就的乡间小路往西看过去，一丛一丛的石楠在路边艰难扎根，奋力生长。

人们说，曾有一位来自科灵港口的富人路过格莱尼教区（Grene），看到比隆的时候，禁不住慨叹这里真是个“荒凉之地”。的确，在20世纪初，比隆只是乡村小路连接不同城镇的长弧线上的一个小点。不过，“一战”过后的那些年里，出于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原因，这个小镇开始涌动出生命的活力。

柯克夫妇在比隆安顿下来的时候，恰逢丹麦历史上教会动荡时期，宗教运动在整个丹麦迅速蔓延开来。除了丹麦几大主要城市中日益发展的工会运动，内省布道会（Inner Mission）作为基督教复兴福音派的慈善组织，成了丹麦参与人口最多的社会组织。在丹麦，宣教屋在敬畏神明且勤劳质朴的乡民农夫中悄然兴盛起来。大约在1920年，有超过三十万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信奉内省布道会的原则，并分别形成了当地小型的社区群体。内省布道会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有许多分支的宗教网络，每个分支的信徒都在丹麦国家教会的整体框架内过着自己虔诚的基督教生活，不过当时丹麦国家教会的许多牧师都不允许内省布道会的成员进入丹麦的教堂布经讲道。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基督教信仰的教会运动浪潮早已涌入了格莱尼教区。几十年间，多有不同的声音在基督教会中传经布道。在这些声音中，不乏天主教会、路德教会的牧师、虔信派教徒和莫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的信徒，同时有当时虔诚的礼拜者和所谓的“格伦特维格派”（Grundtvigians）。格伦特维格派是丹麦哲学家、牧师及诗人尼古拉·福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格（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的追随者，坚信他关于基督教、文化、教会以及祖国的想法。

克伊尔德：那时候，比隆镇上的居民不外乎两派。其中一派属于内省布道会，人们多以为内省布道会的成员是那些教条的圣洁信徒，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内省布道会中度过的；另外一派是“格伦特维格派”，人们多认为格伦特维格派成员在与神的关系上更加务实。格伦特维格派成员喜欢在镇议事厅聚集。像我的祖父母一样，镇上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内省布道会。但这两派都各自认为，除非有必要，否则最好不要与另一派的人士来往。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已经上学了，我和我的两个妹妹都晓得如何分辨谁是内省布道会成员、谁是格伦特维格派成员。我的爷爷奶奶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但从我爷爷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同样也是一个快乐且热爱世俗生活的人，性格极为单纯。他对自己的信仰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在涉及公司运营的信件中，他喜欢加上类似“神的旨意”这样的话。虽然从未见过他直接劝说他人信仰宗教，但是无人能撼动他的信仰。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都坚信，如果没有上天的帮助，他就永远想不起来要发明乐高玩具，也不会创建乐高公司。

奥莱·柯克新开张的木工作坊给客户的发票上方赫然印有“比隆木材加工商店”的字样。一提起奥莱·柯克，比隆镇上的人们大多都赞不绝口，说他技艺精湛、心怀壮志，且信念坚定。不过，奥莱·柯克的生意并不像他和妻子想象中的那么有利可图。虽然这桩生意一开始的确极具前景，但经营了几年之后仍然利润平平。丹麦在“一战”中是中立国，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比隆和其他地区的乡民农夫皆受益于此。他们向交战国家出售谷物和肉类等农产品，并通过采掘泥煤来赚取额外收入。

换句话说，这些乡民农夫手头有了必要的资金进行修复重建，并扩大生意。因此，从1916年到1918年，在比隆，勤奋的年轻木匠奥莱·柯克有大量的木工活儿可做。然而，1918年战争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影响了丹麦，当地的农夫突然发现钱不那么好赚了。对比隆及其周边地区的乡民来说，他们还要改良当地贫瘠的沙质土壤。

不过，技艺精湛的好木匠总是十分紧缺的——奥莱·柯克对此很有信心。因此，他雇用了一名刚出师的木匠和一名学徒。要是遇到更大的建筑工程，他也临时雇用当地工匠。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板，对手下的人干活儿要求也认真负责，所以在当地素有口碑。

这位老板经常挂在嘴边戏谑他人的口头禅是“你脑子进水了吧”。在奥莱·柯克的作坊里干活儿，如果你是个懒货，就不可能做得长久；如果你愿意不断努力，真正投入到工作中去，那么你就会受到奥莱·柯克一家很好的照顾。手下的人如果犯了错误，奥莱·柯克也很少训斥、责骂他们。他总是说：“人总归都是吃一堑，长一智！”

多年来，在奥莱·柯克雇用的众多工匠之中，与奥莱·柯克和他的家人关系最近的工匠叫维果·约根森（Viggo Jørgensen），人们管他叫“细木工维果”。1917年，维果在比隆木材加工店当学徒，在那里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的学徒生涯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年轻人，不仅塑造了他崇高的道德标准，也决定了他对待他人以及生活的态度。

维果在瓦埃勒附近的内省布道会孤儿院长大，他像奥莱·柯克的四个儿子一样，通过柯克的言传身教认识到，生命不仅仅是一份礼物，也是一种责任。人之为人，就有义务充分利用我们被赋予为“人”的一切。维果一生中从未忘记这一点，他在后来所作的手写回忆录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这本回忆录讲述了他与克里斯蒂安森一家相处的岁月，他最终把这本回忆录分享给了他老板奥莱·柯克的儿子们。

1917年春，十四岁的维果从瓦埃勒镇乘火车来到比隆，小手提箱里装的几乎就是他所有的家当，而口袋里则装着他全部的财产——一克朗八十二欧尔（折合美元约二十五美分）。奥莱·柯克在车站接到了这个小伙子，然后推着自行车，一起步行回家。奥莱·柯克的家住在镇上的乳品合作社对面。当地有太多人从合作社经理和他妻子那里赊购商品，弄得这个小店的账目一团糟。奥莱·柯克把自行车放在房子后面的小院子里，接着就领着这个害羞的男孩看了给他准备的住处，那是木工作坊上面的屋顶阁楼。

奥莱·柯克跟他说：“维果，这是你的房间。你一个人睡阁楼，害不害怕？”

维果勇敢地回答道：“不，不害怕！”不过，对这个来自孤儿院的男孩来说，突然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还有自己的床铺、桌子和椅子，这可是一种崭新的经历，令他很是不知所措。回到楼下的堂屋，维果遇到了老板的妻子克里斯缇。克里斯缇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

“奥莱，这孩子太瘦了。”

老板奥莱·柯克答道：“瘦是瘦了点，但不是什么大问题。”

很快，维果便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人也感觉自在了起来。他不再是布雷德巴孤儿院（Bredballe Orphanage）里五六十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中的一个了。如今，他有了家。在这个家中，三餐始末都要献上虔诚的祷告，感谢神的赐予。如果有客人来吃饭，克里斯蒂安森一家就会唱圣歌。而维果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也能和客人一起上桌吃饭。在平常的日子里，吃饭的时候，维果和其他工人一样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有时，餐桌周围能坐六七个工人，老板则坐在餐桌的主位。饭前，奥莱·柯克经常大声朗读《莫拉维亚弟兄会信徒的虔诚日历》（ Moravian Brethren's Devotional Calendar ）中的诗文，最后再从赞美诗集中挑上一两句他特别喜欢的赞美诗来念诵。

按照丹麦20世纪早期的习俗，维果当学徒的最初四年时间是没有薪水的，但老板会为他提供食宿。另外，奥莱·柯克允许他在木工作坊里捡拾小片的木材刨花，卖给镇上的人当引火柴，一袋十欧尔，作为他的日常花销。当镇上的人家有时晚上要去宣教屋或是平日里去朋友家喝咖啡，此时就需要雇人照看孩子，这就成了维果另一个赚钱的渠道。在学会熟练使用木工工具之后，奥莱·柯克允许维果在下班后使用木工作坊。维果就利用这些时间制作凳子、帽架、小书架、玩具屋家具和其他小玩具来练习手艺，并将这些物件在镇上出售。

奥莱·柯克对维果说：“维果，一定要记好用了哪些材料！另外，卖的价格也要合适。”对维果来说，定价这一点在格莱尼教区可能不太容易，因为那里很少有现金流通，以物易物是司空见惯的事。就算是修理窗户或更换旧的门部件这类活儿，乡民们也会问奥莱·柯克，他们是否可以以实物支付报酬，或者木工店是否可以给他们打折。

奥莱·柯克在1919年到1921年承包建设斯科亚德贝格教堂（Skjoldbjerg Church）的时候，相关款项甚至都是实物支付的。奥莱·柯克当时已经是那里受人欢迎的木匠大师，他曾受雇建造、装修格莱尼教区教堂的长廊，要求留出足够的空间，能够安下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增加一些座位。斯科亚德贝格教堂位于比隆以南，教堂旁边的路一直通向沃巴瑟（Vorbasse）。斯科亚德贝格教堂的装修工作是奥莱·柯克成为木匠之后接手的最大的项目。他负责教堂修建过程中所有重要的木工工作，诸如教堂的大门（上面装饰有锻铁配件）、教堂内的靠背长凳，以及布道台和祭坛装饰品，等等。一位来自比隆城外的木雕师负责制作主耶稣十二门徒的雕像，而维果则负责将十二门徒的雕像安在祭坛上的小壁龛之中。一位镀金工人在旁监工，等维果完工后，由他负责给主耶稣十二门徒的雕像贴上一层金箔。

斯科亚德贝格教堂建成之后，奥莱·柯克却一直没有收到剩余的款项。但他却心满意足，因为他知道——就像他后来说的那样——“这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实际上，在修建斯科亚德贝格教堂时，为雇工支付的酬劳过低，而市镇当局却免受其责。这一事实表明，奥莱·柯克虽然对他的手艺一丝不苟，但是对于账目的处理方面却并不在行。20世纪20年代前几年，维果多次发现奥莱·柯克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每当生意真的受到威胁的时候，每当神不顾奥莱·柯克的祈祷，久久未能眷顾他的时候，维果就会在老板的派遣下骑上他的自行车，前往格林斯泰兹的银行借贷。

往返格林斯泰兹的路程有十八英里，都是碎石铺的小道，每次出城都是逆西风而行。学徒维果从银行借到钱，用信封包好，揣在口袋里。他回到木工作坊后，老板就会用这笔钱打发上门催债的债主。

每次出门，奥莱·柯克都会严肃地跟维果说：“维果，但愿你的车别瘪了胎。如果你三点还没到银行，债主们就会从咱们的手里夺走木工作坊和整座房子。”但每次说罢，奥莱·柯克脸上都会露出顽皮的笑容。

维果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的老板克里斯蒂安森先生一直都乐观豁达，这些小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在内省布道会创始人维尔姆·贝克（Vilhelm Beck）的眼中，奥莱·柯克是这样的一位信徒：“像奥莱·柯克的这类信徒，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信仰的态度也更加自由。”不过，私底下，奥莱·柯克也很爱玩闹，时不时开个玩笑。有时，他的幽默感可能是相当标新立异的。例如，在新年前夕，他喜欢往人们的双腿之间扔鞭炮；又如，晚年时，他曾经让他的孙子扮演小狗，并将其锁进了汽车的后备厢。

克伊尔德：记忆中，我祖父这个人非常快乐，喜欢笑，性情温和。他经常和镇上以及厂子里的人开玩笑。有一次，他把我锁在他汽车的后备厢里。因为他突发奇想，想知道对于他的小狗来说，待在汽车的后备厢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跟我祖母开车出去的时候，经常把他们的小狗关在后备厢里。可是，对我来说，被锁在后备厢里一点都不好玩。因为刚把我关进去，恰好有人过来和他说话，结果他全然把我忘了，所以我在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听到我敲车厢盖的声音，才设法把我弄了出来。

在奥莱·柯克的一生中，幽默和无伤大雅的玩笑就像他无私的宗教信仰一样，是他性格的某一方面的真实反映。也许正是这种轻松愉快的态度，加上深深的信仰，解释了他为何在面对债务、逾期贷款甚至破产申请时仍能镇定自若。通常情况下，即使奥莱·柯克的生意并不景气，他最终还是与他的债主和众多债权人派来的律师建立了愉快、友好的关系。有一次，法院的法警来了，结果离开比隆的时候，并没有完成此行担负的公务，却给自己的家人买回了一大堆漂亮的木制品。

1921年11月，维果结束了他的学徒生涯，但在日德兰半岛西部的这一地区并没有多少全职工作可做。奥莱·柯克问道：“维果，你接下来想干什么？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吗？”但是维果并无可去之处。

“好吧，那我给你想个法子，你或采纳，或不采纳，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一直做好朋友啊！”

老板奥莱·柯克开出了如下条件：他给维果提供食宿，每周给他十克朗。条件是他留下来帮忙做更大的木工活儿。要是上帝眷顾，这些木工活儿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你可别因为我和你一样缺钱，而以为我只是想要廉价的劳动力。我只是觉得，你好不容易学到了手艺，我想让你能有所施展。维果，你有技术，就差活儿了！”

维果自然同意了这一提议。维果已经在比隆和奥莱·柯克一起干了四年活儿，他知道木工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大型工程时，工人一般在木工作坊里做些小物件。作坊的一个房间里装满了各样机器：带锯、钻机、刨床和刨槽机，所有机器都由长长的传动带连接到屋顶下的大轮轴上。另一个房间里，满是刨花和锯屑，还有几个长凳和用来加热胶水的炉子。他们在这里用加工好的木板制成门、窗框、厨房家具和配件、棺材、马车厢，以及年轻夫妇家中要用的衣柜和抽屉柜。

维果开始专心干一些细木工工作，但仅仅几个星期之内，附近的一个农场就有了更大的项目。这个项目一开始，奥莱·柯克就确保维果能得到熟练工应得的全部报酬——每小时一克朗十八欧尔。

克伊尔德：我爷爷是一名木匠大师，也是制造商，这么多年来，激励他不停地进取的不仅仅是对完美和质量的追求，还有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是说，他知道怎么跟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他对自己员工出色工作的尊重。他要求每样商品的质量都达到最高标准。

谁都不能投机取巧。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被我爷爷骂过一顿。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我爷爷已经开始制作木制玩具了。一天，我爸爸送出了一批木制的鸭子玩具，这批玩具的完工速度比平时快得多。他认为，当他把他的新发现告诉我爷爷时，会受到表扬——木制鸭子玩具只需要涂两层清漆，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涂三层。他这么做为公司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不是吗？结果呢，我爷爷盯着我的父亲，让他把所有的货物从车站取回来，给这批木制鸭子玩具再好好地上一层清漆。对我爷爷来说，产品的质量以及消费者的满意程度，意味着一切。

没过多久，奥莱·柯克和克里斯缇家要养活的人就更多了。继1917年的约翰内斯（Johannes）出世之后，奥莱·柯克的次子卡尔·乔治·柯克·克里斯蒂安森（Karl Georg Kirk Christiansen）在1919年出生；1920年，奥莱·柯克的三子哥特弗雷德·柯克·克里斯蒂安森（Godtfred Kirk Christiansen）出生（克伊尔德的父亲）；最后，1926年，四兄弟里最小的格哈特·柯克·克里斯蒂安森（Gerhardt Kirk Christiansen）出生。1923年，奥莱·柯克决定在作坊的顶部再加一层，在阁楼上加上一间，并且把底层的一间房出租出去。只要有进项，奥莱·柯克什么办法都想了。

1924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克里斯蒂安森一家正在午休，外面突然传来了喊叫声。“着火了！”木工作坊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火势迅速蔓延到主屋。几个小时后，整栋房子都被烧成了平地。

后来人们才发现，五岁的卡尔·乔治和四岁的哥特弗雷德（后来乐高意气风发的总经理，也就是奥莱·柯克的接班人，乐高的董事会主席），偷偷溜进了工作间玩耍，为邻居家的几个女孩做一些玩具屋里的小家具。因为兄弟俩太冷了，所以他们在工作台上找到火柴，试图点燃炉子。结果炉火里的余烬散落，点燃了木屑。两个男孩试图用棍子把火扑灭，但这只能使火焰跳得更高。很快，大火熊熊燃起，一个在楼上睡觉的学徒闻到了烟味。他冲下楼，发现工作间的门被孩子们锁上了，只好破门而入。

好在没有人烧伤，大家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一些家具和工具，但是机器都被烧毁了。虽然维果家当不多，但是仍受到了很大损失。维果热衷于读书和写作，大火不仅吞没了他的衣服和木屐，还烧毁了他的藏书，其中包括几本奥莱·柯克帮他装订的书。

看到自己的事业突然化为废墟，奥莱·柯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当地的乡民都伸出了援手。克里斯蒂安森一家很快被安置在合作社公寓楼上的阁楼里，就在火灾现场的对面。这样他们至少有了一个住处，奥莱·柯克也可以继续工作。他和其他许多商人正忙着在比隆的城镇中心新建一座奶业合作社，也就是今天“乐高之家”的所在地。

对整个比隆地区来说，新的奶业合作社都是至关重要的建筑。奥莱·柯克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努力不去想他个人的不幸，而去想他未来的房子，好取代被烧毁的那座。在这段时间，奥莱·柯克一直致力于奶业合作社的建设。他曾多次和建筑师攀谈，这位建筑师来自比隆东部的港口城镇腓特烈西亚（Fredericia）。像他的许多20世纪20年代的同行一样，这名建筑师加入了“最佳建筑实践”运动。这一运动倡导一种专注于简单材料和良好工艺的建筑风格，通常包含一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细节。

在奥莱·柯克的央求下，建筑师耶斯佩尔·叶斯帕森（Jesper Jespersen）为他设计了一栋毗邻木工作坊的新房子。最终，奥莱·柯克建成了一栋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但同时也欠下了一大笔债务。用奥莱·柯克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债务“在接下来的多年之中一直让我寝食难安”。许多教区居民斜着眼打量着这位木匠大师的新家，目光中流露出疑虑。在当地，即使是家里有个相当大的农场，主人在扩建的时候，通常也会从牛棚开始建起，然后再建谷仓，最后，如果还剩下钱，就去建农舍。奥莱·柯克反其道而行之。他一干就干了票大的！这座房子的户型设计极具前瞻性，很有远见，包括几间客厅、几间卧室、一间厨房和几间工作间。从本质上说，这个大屋子包含了所有的供人活动、生活和工作的空间，组合成了一个多功能的整体。

到了1924年夏天，房子的雏形已现。同年8月给建筑师的一封信中，奥莱·柯克先是说明白了几件关于主屋和工作间门窗的事情，然后，他问叶斯帕森，能否帮他说说情，让奶业合作社的管理层提前支付一笔工钱，作为他正给他们做的工程的预付款。“我们手头有点紧。”建筑师转达了他的请求，并附上了一张便条，要求他们尽快给奥莱·柯克寄去两千克朗。

就这样，比隆这位长期资不抵债的木匠大师最终建起了格莱尼教区最雅致且现代感十足的别墅，后面还有一个工作间和一个庭院。奥莱·柯克的一个儿子后来回忆说：“那可真算得上是一栋豪宅，我父亲一如既往地‘贪多嚼不烂’。”

在这幢富丽堂皇的砖房的一端，有一扇巨大的窗户，可以对街道上的情况一览无余，这扇窗户里面是一个店铺。奥莱·柯克可以像其他有头有脸的商人、匠人一样在那里展示他的商品。为了凸显砖房的工艺——“这本身就会吸引很多新客户”（奥莱·柯克这么说）——匠人们浇筑了一段水泥路面（这是全比隆当时唯一的一条水泥路面），并在前门两侧安置了两只用水泥做成的威武的狮子。两只水泥狮子刚安置就位，砖房投入使用，人们便开始称这栋房子为“狮屋”。

克伊尔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房子是我爷爷自己设计的。建筑师仅仅是照章办事。我爷爷很清楚这栋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了，这栋房子实在是太大了。你想想，我爷爷奶奶两个人，加上他们的四个孩子，外加所有的木匠工人，都塞不满这栋房子。他们雇的木工都寄居在此，人数有时多有时少。但我爷爷这一辈子建造的工程一向如此。他所建造的工程总是很宏大，对于这种追求“大”的特质，我爷爷跟我父亲有过好几次激烈的讨论。因为这座房子，包括主屋，一开始用起来显得太大了，所以他们把二楼租了出去。而在底层，除了临街的展示区，还有一间办公室；房子的另一半有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直到今天，这栋建筑恰好还在比隆的中心，在“乐高之家”的对角线上。这栋建筑不仅是对奥莱·柯克及其成就的纪念，也是对当代丹麦建筑实践的纪念。

乐高诞生的前几十年一直饱受意外事故的困扰。1926年8月的一天，也就是克里斯蒂安森一家搬进狮屋一年后，闪电击中了新建的工作间，工作间起火了，里面的机器、家具、配件以及大量的半成品都付之一炬。火灾造成的损失约为四万五千克朗。奥莱·柯克不得不再次从零开始，重整旗鼓。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11月，不幸再次降临。不得不说，这次事故是人为造成的，不过奥莱·柯克并未告知保险公司这一点。在当地的一个农场里，一项庞大的建筑工程正悄然进行。奥莱·柯克兴高采烈地与其他工匠和商人聊天，他以一种诙谐的口吻嘚瑟地说道，他可以用身体的特殊部位轻松地让乡民正在用的新型汽油发电机停下来。自然，他周围的人都说，得亲眼见证以后才能相信他的话。

结果，事实果然如此。然而没人能确切地辨明，在奥莱·柯克把背靠在传动带上的那一刻，是什么让机器倾斜了。不管怎样，他的这次遭遇可以说是一生中最糟糕的境遇。他一头栽倒在地，头骨骨折。几天后，当地报纸报道说：“兰格医生急匆匆地开车前往事故现场，车子发出刺耳的鸣声，他的车上挂着一面白旗，后面跟着一辆救护车。伤员很快在医院接受了治疗。他的伤势极为严重，需要留院观察。”

不过，这个“伤员”恢复得比较快，而且在保险公司理赔四千五百克朗后，他的情况甚至得到了进一步好转。这一大笔意外之财让痴迷于技术的奥莱·柯克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可是，买了收音机之后，他又开始梦想能有一辆所谓的“现代汽车”。在比隆，那种汽车只有一辆，车主是镇上的铁匠。到了1928年秋，奥莱·柯克又开始雄心勃勃，蠢蠢欲动，他不顾自己仍然债务缠身，张罗着投资购买了一辆二手福特T型车。

克伊尔德：我爷爷总是好买新鲜玩意儿。不过，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因为，对于所有的新技术，我爷爷总是充满好奇，想尝试尝试。他也是比隆第一个买电视的人，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对孩子和大人来说，买电视都是一件大事。有了电视，我们一帮孩子便坐在爷爷奶奶的旧式客厅里，守在电视机前看——天知道有多少人！爷爷有一个特点：只要他发现了某件事物背后的理性，或者只要他预感到某件事物十分可行，他肯定会大胆地尝试。

但比隆某些圈子里的人开始怀疑奥莱·柯克是否缺少对神的敬畏。首先，他建了一座超出自己财力的房子；后来，他又买了一台收音机；最后甚至买了一辆汽车。虽然如此，不过，木匠奥莱·柯克并不是唯一一个突然有钱之后便大手大脚地去挥霍的人。正如丹麦有句谚语所说的那样，“农民富则全民富”。1928年到1929年，丹麦农民遇到了难得的大丰收年景。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比隆及其周边地区迎来了砖石建筑、木工和绘画的大繁荣时期。

克里斯缇有时觉得奥莱·柯克对他人太过热心了。比如，他突然开始把他的全部精力——最重要的是，把他最好的木材——都投入到为牧师弗罗克亚尔·詹森（Frøkjær Jensen）制作一件漂亮的大型雪橇的工作当中。克里斯缇问道：“奥莱，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呢？”

奥莱·柯克根本不指望得到酬金，他说：“如果我能让牧师高兴，那我在神那里就应该有价值可言。”

大家也能想到，很多人开始委托他建房子、造谷仓。这意味着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尽管他可以开着那辆福特车去见客户，但他依旧很忙。他的福特T型车没有变速箱，而是用三个踏板代替。那辆车花费了他一千四百克朗，是分期付款购买的。

在那段时间，未来看起来充满希望。但是，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崩盘，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瞬间蒸发。这一冲击迅速蔓延到欧洲。丹麦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和英国受到了严重影响，粮食、黄油和猪肉价格暴跌。肆虐的农业危机不仅影响到农民，还影响到商人，导致建设工程数目急剧下滑，并引发了大规模失业、罢工和骚乱。农村地区的破产数量激增，许多农场主和手艺人被迫停工。不久，经济危机的大网收得更紧了，波及了比隆木材加工商店。 zRwbpra/lhokuvtRcbOSO99qVL37d8cMhzKuLNvqXHVP3nUpJFD/p67cSaTQSP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