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狄奥尼索斯与基督

受难在狄奥尼索斯与在基督身上是等同的，一如两者具有同样的激情。它是同一种现象，却是相反意义上的现象（《权力意志》，第4部分，464）。一方面生命为苦难辩护，肯定苦难；另一方面苦难谴责生命，提供不利于生命的证明，使生命成为某种必须得到辩护的东西。对于基督教而言，生命中的苦难首先意味着生命不是公平的，甚至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它用苦难来抵偿本质的不公：因为它承受苦难，所以理应遭到责难。于是意味着生命必须得到辩护，换言之，必须把它从不公平中解救出来。解救则通过刚才还在责难生命的苦难进行：既然生命该受谴责，它就必须受苦。基督教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尼采称为“内疚”或 痛苦的内向化 的那种东西（《论道德的谱系》，第2部分）。它们界定了真正属于基督教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界定了基督教否定生命的方式。一方面它是制造内疚的机器，是将痛苦与惩罚对等的可怕等式，另一方面，它是繁殖痛苦的机器，是痛苦的理由，是邪恶的作坊。 即使基督教为爱和生命高唱赞歌的时候，歌里蕴涵着何等的诅咒，爱的后面又掩藏着何等的怨恨！它对生命的爱宛如猛禽对羊羔的爱，脆弱、支离破碎、奄奄一息。辩证家将基督教的爱作为一个对立项，比如说与犹太的恨相对立。在一切需要进行更精细的评价、对协调关系加以诠释的地方设置 二元对立 （antithèses），是辩证家的职业和使命。花是叶的对立面，花“拒斥”叶——这是非常有名的、为辩证法所珍视的发明。基督教的爱之花以同样的方式，换言之，以一种完全是假惺惺的态度将怨恨“拒之门外”。“千万不要以为爱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从仇恨中生发出来，作为它的树冠，骄傲地伸展着自己的枝叶，蔓延到纯净而温暖的阳光里，然而，在这由光明和崇高统治的新王国里，它总在追逐着同仇恨一样的目标：胜利、征服、诱惑”（《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8）。 基督教的快乐是“解脱”痛苦而获得的快乐：痛苦被内向化，以这种方式传给上帝，“给那个矛盾体，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那位有着无法想象的终极残酷的神秘神灵”（《论道德的谱系》，第1部分，8）。这是真正基督教的意义上的疯狂，是已浸透了辩证精神的疯狂。

这与真正的酒神精神相差何其遥远！尽管在《悲剧的诞生》中，狄奥尼索斯仍然致力于“解脱”痛苦，他体验的快乐仍然是解脱痛苦的快乐，是在本原的统一中找到解脱的快乐。但现在他掌握了自我转变的意义和价值，对他来说，生命无须辩护，它本质上是正当的，更何况辩护是由生命来承担，“再深重的苦难它也会加以肯定”（《权力意志》，第4部分，464）。我们必须明白，生命不会通过使痛苦内向化来摆脱痛苦，恰恰相反，它从生命的外在性元素中来肯定痛苦。于是，狄奥尼索斯与基督的对立一步步发展成为肯定生命（对生命极尽溢美之辞）与否定生命（对生命极尽贬低之能事）的对立。酒神的疯狂与基督的疯狂、酒神之醉与基督之醉、酒神撕心裂肺的苦痛与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酷刑、酒神的再生与基督的复活以及酒神的价值重估与基督的圣餐变体如此等等对立，是因为存在着两种苦难和两种受难者。“苦于生命丰盈的人”使苦难成为一种肯定，正如他们使迷醉成为能动的行为；在酒神的受难中，他们只看到了肯定最极端的形式，而看不到减弱、反对或选择的可能。“苦于生命贫乏的人”则使迷醉变为一阵痉挛和麻木；他们让苦难成为谴责生命和反对生命的手段，甚至成为替生命辩护以及消除矛盾的手段。 所有这些实际上恰好属于救世主的思想；没有一个救世主比同时是刽子手、受害人和抚慰者的救世主更美妙，他是神圣的三位一体，是内疚灵魂的美梦。从救世主的视角看，“生命必须成为通往圣人的道路”；狄奥尼索斯则认为“生存本身为更深重的苦难正名，仅凭这一点，似乎便足以显出它的神圣”（《权力意志》，第4部分，464）。酒神的受难是多重肯定的直接象征；基督的十字架符号却是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象征，生命屈从于否定的劳作。“展开矛盾、解决矛盾、调和矛盾”——所有这些概念对于尼采而言是陌生的。查拉图斯特拉曾高声宣称，“ 那高于一切和解的 ”便是肯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卷，“救赎”）；那高于一切展开、解决与抑制矛盾的便是价值重估。这是查拉图斯特拉与狄奥尼索斯之间的共通点：“我把祝福的肯定带进一切深不可测的地方……但这又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观念”（《瞧！这个人》，第3部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6）。狄奥尼索斯与基督之间或者查拉图斯特拉与基督之间的对立不是辩证的对立，而是与辩证法本身的对立；区分性的肯定与辩证的否定相对，与一切虚无主义及这一虚无主义的特定形式相对。关于尼采对酒神的阐释，没有人比后来的奥托更离谱了：他呈现的是一位黑格尔式的狄奥尼索斯，是充满辩证精神的、活脱脱的一位辩证家！ zetW+wu7+dSXP5rtOEQp1avlHscuD6Z5HW2pSjzqAXAozgPlq5EerGiHwCO6Mt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