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在尼采和其他自称为或被称为“悲剧哲学家”的作家(帕斯卡、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Chestov]) 之间进行比较时,我们切不可看到 悲剧 一词就心满意足,我们必须考虑尼采的遗愿。仅仅这样问:“其他哲学家如何思考?他们的思想可否与尼采相比较?”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问:“这位哲学家如何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残存着多少怨恨与内疚的成分?在他对悲剧的理解中,禁欲主义理想和复仇精神是否继续存在?”帕斯卡、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天才般地将批评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然而,尽管他们悬置道德、颠覆理性,却依然未脱怨恨的窠臼,依然从禁欲主义理想中汲取力量。作为这种理想的诗人,他们用来反道德、反理性的,仍然是理性浸淫其中的禁欲主义理想,是理性生根其中的那个神秘物,即内趋性——毒蛛。为了显得哲学化,他们需要一切与内趋性、痛苦、悲哀和愧疚相关,以及与任何一种不满的形式相关的资源和线索。 他们投身于怨恨的代表人物——亚伯拉罕和约伯的名下。他们缺乏肯定意识、外向意识,缺乏无辜和游戏的意识。与他们相反,尼采认为:“我们无须像某些人那样,认为哲学源自不满,于是等候不幸的来临。我们应当在快乐中开始,在具有男子气概的饱满的成熟中开始,在只有获胜的成年期才拥有的快乐之火中开始”(《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从帕斯卡到克尔凯郭尔的时代,人们喜爱赌博和跳跃。但这些不是狄奥尼索斯和查拉图斯特拉崇尚的运动;跳跃不是舞蹈,赌博不是游戏。我们将注意到查拉图斯特拉如何不含先入之见地把 游戏 和 赌博 相对立,把 舞蹈 和 跳跃 相对立;只有那些蹩脚的游戏者才会赌博,也只有那些小丑才会跳来跳去,才会把这种跳跃当作舞蹈,当作最终的征服和超越。
我们提到帕斯卡的赌博,仅仅是为了最后下一个结论:它与掷骰子毫无相似之处。赌博根本不是肯定偶然,不是肯定作为整体的偶然, 恰好相反 ,它把偶然分解为概率,把它变成“得与失的几率”。因此,想知道赌博究竟是真正具有神学意义还是仅仅为教义辩护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帕斯卡的赌博并不关注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赌博是人类学的话题,它只关注人的两种生存方式:相信上帝存在的一类人的生存方式和相信上帝不存在的另一类人的生存方式。上帝不是在赌博中存在,而是被赌博预设的视角或是立场,根据这种立场,偶然被分解成输赢的几率,而选择权完全被禁欲主义理想和对生命所持的贬抑态度所把握。尼采明智地把自己的游戏与帕斯卡的赌博相对立。“帕斯卡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信念,那么你就会为自己,像自然和历史那样,成为一种怪物或混沌。 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预言 ”(《权力意志》,第3部分,42)。尼采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发现另一种游戏,另一种玩法:我们已发现超人,他超脱于以上两种过于人性的生存方式;我们已知道肯定一切偶然,而不是把它分解成输赢的几率,听任这些碎片像主子那样发号施令;我们已使混沌成为肯定的对象,而不是把它作为否定的对象 。每当我们在尼采与帕斯卡(或与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之间进行比较时,我们不得不作出相同的结论——比较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这种提炼来自于尼采的基本思想和他的思维方式。而从微小的细菌中所提炼的便是宇宙中被尼采诊断为复仇精神的东西。尼采说:“渎神是所有赫拉克利特主义者的试金石。他必须在此表明他理解还是误解他的大师。”怨恨、内疚、禁欲主义理想以及虚无主义是每一位尼采主义者的试金石。他必须在此显示他已经理解了还是没有认识到悲剧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