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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只是心理上的差异？只是语气或语调的不同？我们要提出尼采哲学在总体上依赖的一个原则：即怨恨、内疚等绝非是由心理学决定的术语。尼采将否定生命和贬低生存之举称为虚无主义。他分析了虚无主义中包括怨恨、内疚和禁欲主义理想在内的主要表现形式；他把整个虚无主义及其形式称作复仇精神。但是，虚无主义表现及其表现形式决不能简化为心理学的定式，更不能简化为历史事件或意识形态潮流，甚至不能简化为形而上学的结构。
的确，复仇精神是通过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形而上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也是一种类型，与作为尼采哲学基石的
类型学
密不可分。但问题在于：这种类型学的性质是什么？复仇精神远非一种心理学的特性，相反的，它是我们整个心理学所依赖的原则。怨恨并非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整个心理学是怨恨的一部分，尽管它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样，当尼采指出基督教充满怨恨和内疚时，他并没有把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毋宁是这样一种历史因素，一种普遍历史的原动力，或是著名的“历史性意义”或“历史的意义”，一度在基督教中找到它们最恰当的表述。当尼采批判虚无主义时，他把虚无主义当作一切形而上学的预设，而不是某一特定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没有哪种
形而上学
不是以
超感性
世界的名义来审判和贬低生命。我们甚至不能说虚无主义及其形式是思想的范畴，因为思想或理性思想的范畴——同一、因果关系、终极目标——本身就预设了某一种对力的阐释，即对怨恨的阐释。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尼采说：“数个世纪以来复仇的本能牢牢控制着人类，以至于所有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学、尤其是道德全都留下了它的印记。人一旦开始思考，便把复仇的病菌带进了事物”（《权力意志》，第3部分，458）。我们必须这样理解这段话：复仇的本能是构成我们称之为心理学、历史学、形而上学以及道德规范的本质的力。它是
我们
思想中的系谱学因素，是
我们
思维方式的先验原则。于是，尼采反对虚无主义和复仇精神意味着形而上学将被颠覆，历史（作为人的历史）将会终结，科学将经历转变。而我们的确不知道抛却怨恨的人会是什么模样。不谴责或不贬低生存的人还是人吗？还会像人一样思考吗？他不是已经变成了某种有别于人的东西，几乎是超人了吗？心存怨恨与消除怨恨，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差异了。它超越了心理学、历史学和形而上学。这是真正的差异或是先验的类型学，是标示系谱和等级的差异。
尼采宣称他的哲学目标就是帮助思想摆脱虚无主义及其表现形式。这意味着会有“质的变化”发生，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思想先前依赖的原则将被颠覆，而系谱学的原则将得到澄清——一次彻底的“嬗变”。长久以来，我们只会依据怨恨与内疚的原则进行思考，除了禁欲主义理想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理想。我们把知识与生命对抗，以便审判生命，使它变为某种该受谴责的、该承担责任的或错误的东西。我们把意志变为某种恶劣的、陷入基本矛盾的东西：宣称要对它进行矫正、抑制、限制甚至否定和压制。只有付出这种代价后，它才是好的。没有一个哲学家在发现意志的本质时不哀叹自己的发现，没有一个不像胆怯的算命先生那样，一眼从中看到未来不祥的征兆和往昔万恶的源头。叔本华把这古老的概念推到极端，他曾把意志描述为监牢和使伊克西翁
受罚的地狱车轮。唯独尼采不抱怨他的发现，不打算替意志驱魔或限制其作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肯定性的思想、肯定生命和生命意志的思想以及最终驱逐了所有否定性因素的思想；坚信过去与未来的无辜，并坚信永恒回归的到来。生存不再被认为该受谴责，而意志也不再为自身的存在感到内疚：这正是尼采所谓的喜讯。“意志，正是被称为解救者和报喜者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卷，“救赎”）
。喜讯是悲剧性的思想，因为悲剧既不存在于满怀怨恨的反责或内疚的冲突中，也不存在于饱含着负罪感与责任感的矛盾意志中，甚至不存在于反对怨恨、内疚或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在尼采看来，悲剧从未被理解为悲剧=快乐，如果用另一个伟大的等式来表述这一思想，那么就是意志=创造。我们不知道，悲剧其实是纯粹的和多样的肯定，是动态的欢乐。悲剧就是肯定：因为它肯定偶然以及偶然的必然性，肯定生成以及生成之在，肯定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统一。悲剧是掷骰子。除此以外，其余一切，包括基督教和辩证法的感伤、对悲剧的滑稽模仿以及关于内疚的喜剧都是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