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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存意义的探讨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即前基督时期。我们看到苦难被用来证明生存的
不公
，与此同时，又被用来为生存寻找更高和更神圣的
理由
。（生存因为受难理应受责，又因为受难需要赎罪和拯救。）希腊人已经把生存诠释和评价为过度行为、渎神和犯罪。泰坦的形象（“强加于泰坦式个体的犯罪必然性”）是历史上第一种赋予生存的含义。这种诠释对尼采的诱惑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无法抗拒它的魅力，并用它来为酒神推波助澜（《悲剧的诞生》，9）。然而，为了发现这种诠释背后的陷阱和目的——它把生存变成一种道德和宗教的现象——尼采不得不找出真正意义上的酒神。在成为一种罪恶即过度行为之后，生存似乎被赋予了如此众多的含义。它由此获得了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合理的赎罪。罪恶使它泰坦化，赎罪却又使它神圣化。
如果不是想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贬低生存，使之屈从于判断、道德判断、并且首先屈服于上帝的裁决，那么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据尼采看来，阿那克西曼德是完美地表达这一生存概念的哲学家。他说世间万物早晚要挨个儿为它的不公正受罚，付出赔偿的代价。这意味着：第一，生成是一种
不公正
（adikia），而万物所呈现的多样性正是这种不公正的总和；第二，事物之间相互斗争，并且要通过毁灭来为彼此的不公正接受惩罚；第三，所有事物起源于后来陷入生成、多元性和该受谴责的生育行为的本原存在（
不定性
），只有毁灭它们，本原存在才能一劳永逸地挽救它们的不公正（
神正论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叔本华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的阿那克西曼德。这两位哲学家究竟有何种魅力如此吸引着尼采，并由此能够解释在《悲剧的诞生》中为什么尼采仍基本忠实于他们对生存的诠释？毫无疑问，他们的魅力在于与基督教的区别。他们把生存视为有罪的、该受谴责的，然而毕竟不是错误的和该承担责任的。即使是泰坦式的英雄，他们对闪米特教和基督教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即内疚、错误和责任也一无所知。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泰坦和普罗米修斯之罪与原罪相对立，但他的描述十分隐晦，而且颇富象征意义，因为这种对立是他的否定性秘密，一如阿里安的神秘是他的肯定性秘密。他这样写道：“在原罪中，好奇、弄虚作假、易冲动、贪婪淫荡，一句话，一系列主要是女性的激情被视为罪恶之源……因此，雅利安人（希腊人）把渎神当作男性的，闪米特人把罪恶看作女性的”（《悲剧的诞生》，9）。这并非尼采厌恶女性的表现：阿里安是尼采的第一个秘密，是第一种女性权力，是酒神式
肯定的灵魂
，是与它不可分割的未婚妻。
然而地狱的女性权力却截然不同，她具有否定的、道德化的力量，这位可怕的母亲和善与恶之母，是她在贬低和否定生命。“除非先绞死那些道德家们，再也没有别的途径能让哲学恢复从前的光荣。无论他们怎样谈论快乐与美德，他们只能让垂老的朽妇皈依哲学。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辉煌了好几千年的圣人，无一例外是年老的或者成熟的妇人，像浮士德一样喋喋不休，这些婆婆妈妈们！母亲，母亲！多么可怕的字眼！”（《权力意志》，第3部分，408）母亲和姐妹，女性这第二种权力具有非难我们、迫使我们负责的作用。这是你的错，母亲说，如果我没有得到一个更好一点的儿子，更尊重他的母亲，更自觉地意识到他的罪行，这完全是因为你的错。这是你的错，姐妹说，如果没能让我更漂亮、更富有、更受宠爱，这全都是因为你的错。互相转嫁错误和责任、尖酸刻薄的反唇相讥、无休无止的责难和
怨恨
——这便构成了关于生存的道貌岸然的诠释。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错，这种持续不断的抱怨只有轮到被责难者说一声“这是我的错”时才会停歇。在此之前，整个荒芜的世界回荡着这些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它们的回声。“任何寻求责任的地方，一律是复仇的本能在寻求责任。这种本能牢牢控制着人类，以至于数个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学、尤其是道德全都留下了它的印记。人一旦开始思考，便把复仇的病菌带进了事物”（《权力意志》，第3部分，458）。尼采没有把怨恨（这是你的错）、内疚（这是我的错）和它们共同的成果（责任）视为简单的心理学事实，而是把它们看作闪米特与基督教思想中的根本类别，看作我们通常思考和诠释生存中的根本类别。尼采的任务是要提供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诠释方式和另一种思考方式（《论道德的谱系》，第2部分，23）；“给无责任（irresponsabilité）以肯定之意义”；“我希望拥有无责任的感觉，使自己超然于赞美与责备、此刻与往昔之外”（《权力意志》，第3部分，383和465）。无责任，这是尼采最高贵、最美好的秘密。
与基督徒相比，希腊人就像是孩子。他们贬低生存的方式和他们的“虚无主义”丝毫没有基督教追求完美的意味。尽管他们也把生存看作是该受谴责的，可是他们并未发明把生存断定为错误的和应负责任的精细手段。当希腊人谈及有罪的、“渎神的”生存时，他们想到的是众神使人们疯癫的事实；虽然生存该受责难，
但为此承担责任的是众神自己
。这便是希腊关于罪行与基督教关于罪恶的诠释之间的区别。这也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仍然相信生存有罪的缘故，因为罪行至少并不意味着有罪者应承担责任。“愚蠢、无知，还有点神经不正常——这就是即使处于最强盛、最勇敢的年代的希腊人也承认的导致不幸和灾难的原因。是
愚蠢
，而不是罪恶！你们明白这一点吗？……他肯定是被一位神愚弄了，他们会摇着头作出这种结论……在那个时代，众神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替凡人的邪恶辩护，众神成了罪恶之源。那时，他们承担的不是惩罚，而是以更高贵的姿态承担罪恶”（《论道德的谱系》，第2部分，23）。但是，尼采也开始意识到只要稍加反思，就会缩短希腊人与基督教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当生存被视为该受谴责的，那么只差一步便可使它变为该负责任的。这一切只需变换一下性别，将泰坦们换成夏娃，再变换一下神灵，将旁观的众神、“奥林匹斯山的审判者们”换成上帝，换成那唯一的主动者和审判者。神替凡人在他的授意下作出的蠢行承担责任，凡人替投身十字架的那个神的蠢行承担责任，这两种解决方案并无太大的区别，尽管前者较之于后者远为完美。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该受谴责的生存是否要承担责任？
而在于生存究竟是该受谴责的
，
还是清白无辜的
？正是在这里，狄奥尼索斯发现了他的多重真理：无辜，多元性的无辜，生成的无辜以及一切存在物的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