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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位国家领袖比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更关切约翰·肯尼迪如何处理此次猪湾事件，更希望从中获得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
赫鲁晓夫身材矮胖，为人大胆，精力充沛，喜欢虚张声势和夸张表演，与肯尼迪这位年轻美国总统的形象迥然不同。赫鲁晓夫出身贫寒，来自社会底层，无论在家庭教养、职业轨迹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都与肯尼迪截然相反。如果说肯尼迪的雄心壮志源于他不想辜负父亲殷切期望的决心，那么赫鲁晓夫的雄心壮志则是受到了母亲的鼓舞，她渴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取得成功，而不要像她软弱的丈夫那样被认为是家族中的失败者。肯尼迪接受了美国最顶尖的精英教育，而赫鲁晓夫却连大学都未能读完。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唯一的团队管理经验就是在二战时担任过PT-109 号鱼雷艇的艇长，而赫鲁晓夫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负责大型项目和大批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肯尼迪从小就开始为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做准备，而赫鲁晓夫则是在 60 岁以后才第一次参与高层外交事务。除此之外，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很大。1917 年的俄国革命对当时 23 岁的赫鲁晓夫来说是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而这一年，肯尼迪才刚刚出生。 [1]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多次命令U-2 侦察机秘密飞越苏联领空，赫鲁晓夫和他的幕僚们对此颇有微词。1960 年 7 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也就是在此时，赫鲁晓夫和他的行政班子第一次注意到肯尼迪。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1959 年，尼克松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出访苏联，其间与赫鲁晓夫有过交锋
。在苏联高层看来，相较于尼克松，肯尼迪似乎没有那么强硬，也似乎更容易被赫鲁晓夫的诡计和恐吓所影响。比如，肯尼迪认为在导弹实力方面，美国要落后于苏联，他的这个想法一方面是受到了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被赫鲁晓夫的炫耀与鼓吹迷惑了。而艾森豪威尔派出的U-2 侦察机则有可能查实其中的真相。
赫鲁晓夫想要帮助肯尼迪赢得选举，并命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克格勃）尽其所能来实现这一目标。克格勃奉命行事，并安排了一系列会面，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些会面就是肯尼迪总统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相互“勾结”的铁证。在肯尼迪赢得党内总统提名后不久，克格勃特工尤里·巴尔苏科夫（Yurii Barsukov）假扮成苏联《消息报》（ Izvestiia ）的记者，敲开了罗伯特·肯尼迪办公室的门。罗伯特·肯尼迪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时正负责统筹总统竞选活动。巴尔苏科夫询问罗伯特，苏联方面能为他的哥哥做些什么。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Aleksandr Feklisov）的回忆录中记载，罗伯特拉开了墙上的一块幕布，幕布后面是一张美国地图，地图上标注着每个州民主党与共和党选票的预测数量。他请巴尔苏科夫记录下这些数字，巴尔苏科夫照做了。罗伯特随后提出，对苏联来说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中立，这样的话，一旦他的哥哥赢得了选举，美苏之间的关系将能够得到改善。 [2]
1960 年夏天，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宣传机构听从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建议，没有对约翰·肯尼迪进行任何声援。赫鲁晓夫转而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暗示肯尼迪所说的美苏导弹实力差距确实存在。1960 年 9 月，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赫鲁晓夫突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他一如既往地恐吓道：“你们想让苏联把军备竞赛变成一场恶性竞争吗？我们不希望那样，但也不怕变成那样。我们会打败你们的！我们的导弹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此话一出，印证了肯尼迪关于美苏间导弹实力差距的说法，对肯尼迪的质疑之声也渐消。 [3] 美苏导弹实力差距的说法帮助肯尼迪赢得了总统竞选。
1960 年 12 月 1 日，此时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还不到一个月。这天上午 10 时，克格勃特工尤里·巴尔苏科夫再次敲开了罗伯特·肯尼迪办公室的门。“来自《消息报》的巴先生进来了。”罗伯特的日程本上这样写道。事后，巴尔苏科夫在关于此次会面的报告中指出，罗伯特已经准备好代表他哥哥发言，而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报告中写道：“如果美苏双方都能有所让步，肯尼迪总统希望最早于 1961 年签署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罗伯特·肯尼迪还向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特使保证，总统将“尽其所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罗伯特在会面结束时暗示了美苏就共同关心的中国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他告诉巴尔苏科夫，“在未来几年内，根本问题将不再是美苏关系，而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4]
赫鲁晓夫读到巴尔苏科夫的这份报告时非常高兴。肯尼迪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也就是 1961 年 1 月 21 日，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媒体刊登了这位年轻总统的就职演说。他还同意释放两名关押在苏联的美国飞行员，而在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期间他一直拒绝释放二人。［1960 年 7 月 1 日，两名空军上尉—弗里曼·布鲁斯·奥姆斯特德（Freeman Bruce Olmstead）和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驾驶的一架满载电子监视设备的RB-47H同温层喷气式飞机，在巴伦支海的科拉半岛附近被苏联米格-19 战斗机击落。］1 月 25 日，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行电视直播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宣布了苏联将释放两名飞行员的消息。1 月 27 日，肯尼迪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与两名飞行员的妻子共同迎接英雄的归来。此时的肯尼迪沉浸在全国的关注和赞许之中。 [5]
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要归功于自己，并期望得到回报。“我们帮助了肯尼迪当上总统，”他在 1961 年夏天对一群苏联政治官员和科学家宣称，“可以说是我们选上了他。”赫鲁晓夫希望尽快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以借此机会试探肯尼迪的虚实。而猪湾事件的发生非但没有让他举行首脑会晤的想法破灭，反而进一步激起了赫鲁晓夫的兴趣。一个缺乏经验、自信不足的总统，是他能想象到的商讨国际事务的最佳对象。在猪湾事件的打击下，为了恢复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约翰·肯尼迪踏进了这个“陷阱”—两位国家领导人同意尽快会面。 [6]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于 1961 年 6 月 3 日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首次会晤。尽管会面地点在美国大使馆，但赫鲁晓夫比肯尼迪更加放松，表现得好像是一位资深政治家与年轻且稚嫩的对手见面一样。赫鲁晓夫提醒肯尼迪，他们之前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就在1959 年他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时，那一次肯尼迪迟到了。接着他们又聊到了肯尼迪的年纪。赫鲁晓夫说，他很乐意“把自己的年龄匀一些给总统”。这是一个友好的开端，但赫鲁晓夫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 [7]
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在古巴的溃败似乎已经让举行美苏首脑会晤的希望变得极为渺茫，然而令肯尼迪始料未及的是，赫鲁晓夫在5 月初又重提了这个想法。1961 年 5 月 4 日，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在办公室会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ompson）。葛罗米柯告诉汤普森，苏联领导人准备照常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葛罗米柯表示，猪湾事件表明两国之间有必要建立沟通渠道。5 月 16 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对肯尼迪提出的私下会晤的建议表示欢迎，并表示此举将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有利于和平解决国际分歧。另外，他也同意了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于 1961 年 6 月 3 日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的方案。 [8]
赫鲁晓夫提议双方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裁减核武器以及西柏林局势等议题进行商讨。肯尼迪此时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绩，于是对此欣然接受。肯尼迪希望在老挝内战中支持不同阵营的美苏两国能够在老挝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他认为商讨裁减核武器将可能成为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敲门砖，这也是他一直希望实现的目标。西柏林局势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对于此事，肯尼迪决定在会谈中只简单交换一下意见。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赫鲁晓夫最想讨论的就是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希望美军撤离柏林，为此，赫鲁晓夫准备对这位因猪湾事件而内心不安且自信受挫的年轻美国总统使用攻心术，通过威逼令他屈服。 [9]
西柏林，这个东德社会主义之海中的资本主义孤岛，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从斯大林和杜鲁门手中继承来的遗产，也是波茨坦协定的产物。西柏林虽位于苏联控制的德国东部境内，距美、英、法三国控制的德国西部超过 160 公里，却由美、英、法三国部队占领。1945 年，战后德国的占领区划分就是在西柏林商定的。当时，柏林被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由刚刚获胜的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这一划分表面上是同盟国协商一致的结果，但实际上由于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分歧和敌意，柏林很快就分裂为由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和由美、英、法三国控制的西部地区。
1948 年 6 月，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切断了从德国西部通往柏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通道，从而封锁了柏林的西部地区。他们想迫使美国与其盟友退出西柏林，让德国东部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波茨坦会议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曾通过决议，建立了三条进出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美国利用这一决议从空中打破了封锁。在12 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空军每天为 250 万西柏林居民空运 1.3 万吨食品供给，累计完成了 20 多万架次的飞行。
最终，苏联选择了让步，于 1949 年 5 月解除了对西柏林的陆路封锁。同月，西方盟国结束了对德国西部地区的占领，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10 月，苏联紧随其后，宣布在其占领的区域内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这意味着，除了仍处于四国控制之下的柏林外，德国东、西两个区域的主权分别得以恢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一直未从柏林退出，苏联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军事、政治甚至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来自经济领域。1947 年，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向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提供了价值 170 亿美元的援助，包括西柏林在内的西德也在该计划的帮助下创造了经济奇迹。而苏联由于资源匮乏，无法重振以农业为主的东德经济，相比之下，西柏林很快成为东德人向往的地方。 [10]
柏林危机愈演愈烈，这在赫鲁晓夫当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 年 6 月，东柏林的一场工人罢工运动演变成一场反对东德共产主义铁腕人物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权的运动，最终这场运动在苏联坦克的镇压下失败。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起行动，逮捕了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一举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最高领导集团中的一号人物。对贝利亚的指控之一就是他准备在德国问题上向西方让步，放弃在东德开展的社会主义实验，并允许建立一个统一的、披着资本主义外衣但实际保持中立的德意志国家。 [11]
赫鲁晓夫巩固最高权力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就是在 1957 年 7 月与占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席位的反对派一决胜负。这次对决也与德国问题密切相关。赫鲁晓夫提出向经济低迷的东德提供价值 30 亿卢布的贷款，而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反对派对此感到不满。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立场。随着政敌逐一下台，“反党”团体被击溃，赫鲁晓夫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东德即将崩溃的经济。 [12]
1958 年 11 月，赫鲁晓夫在会见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赫鲁晓夫透露了他解决柏林问题的计划。他提议将西柏林变为一座自由城市，这意味着美、英、法三国军队必须撤出西柏林。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相当于向这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西方三国不接受他的提议，苏联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退出 1945 年签订的四方协议，并将西德通往柏林的通道管理权移交给东德。此举将很可能导致美、英、法等国与东德之间的武装冲突，许多人担心这一地区冲突将进一步升级为全球军事危机，甚至是核战争。因此，在准备与肯尼迪举行维也纳会晤时，赫鲁晓夫把柏林问题当作首要议题。他的计划是把肯尼迪“吓”出这座城市。 [13]
1961 年 6 月 3 日，赫鲁晓夫开始对肯尼迪发起攻势，他用最浅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美国的帝国主义制度，并宣布他坚信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尽管肯尼迪被迫卷入了意识形态的辩论，但他仍专注于现实的政治议题。在谈到“现代武器”时，他警告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两国做出误判，两国人民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恶果。”肯尼迪表示，他的目标是和平。赫鲁晓夫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误判”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表述，美国“希望苏联像学生一样乖乖端坐，双手放在桌子上”。然而，赫鲁晓夫已经准备好要“胡闹”一番了。 [14]
6 月 4 日，双方会晤第二天，赫鲁晓夫利用肯尼迪对“误判”的担忧威胁他。他告诉肯尼迪，“如果美国误解了苏联的立场”，美苏双边关系将受到很大影响。他希望签署一份全面的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战争，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并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苏联将保证这座城市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自由往来，并承诺不干涉其内部事务。赫鲁晓夫暗示将不会再实施封锁。美国甚至可以保留其在西柏林的驻军，当然如果那样的话，苏联也会在城市的西部区域驻军。他表达了同肯尼迪达成协议的愿望，但如果愿望无法实现，他将准备与东德单独签署一份协议。赫鲁晓夫还从道义层面论证了自己的想法：苏联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2000 多万人，这场战争必须正式结束，没有理由在敌对状态结束16 年后还继续推迟签订和平条约。
肯尼迪的辩论则完全基于征服者的权力逻辑，以及维护大国声望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并不是轻轻松松被请进柏林的。虽然美国的伤亡人数可能没有苏联那么多，但我们也是一路浴血奋战来到柏林的。”肯尼迪没有讲明美国具体的伤亡人数，因为这个数字（大约42 万）要远低于苏联的。他没有理会赫鲁晓夫关于美军可以留在作为自由城市的西柏林的建议，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被驱逐出那个地区，如果我们接受主权的丧失，那便无人再会相信美国的承诺和保证。”肯尼迪甚至表示：“如果我们离开西柏林，也就意味着抛弃欧洲……我们退出西柏林会导致美国被孤立。”
赫鲁晓夫非常愤怒。他再次提及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概括了他之前的观点，并对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苏联将签署和平条约，民主德国的主权将得到保护。任何对这一主权的侵犯，都将被苏联视为对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公开侵略，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要由来犯国自负。”当肯尼迪问苏联与东德的协议是否会影响美国进出西柏林的权利之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会。随着这场不愉快的辩论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不能再等了，并将在年底签署和约，将控制西柏林进出通道的权力移交给东德政府。
会谈气氛愈发紧张，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很快从和平走向了战争。当赫鲁晓夫提及苏联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时，肯尼迪回应称，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牺牲，美国才希望不要再生战事。赫鲁晓夫勃然大怒，回应道：“如果美国想以柏林问题发动战争，那苏联也无可奈何！”他再次谈到“误判”问题：“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确保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战争问题也十分执着，他对肯尼迪说：“如果美国想要在德国发动战争，就随你们吧；也许苏联应该马上签署和平条约，然后结束这一切……如果有哪个疯子想要战争，就应该给他套上枷锁。”肯尼迪心中一惊，意识到赫鲁晓夫是在以发动战争来要挟自己。 [15]
当天晚些时候，肯尼迪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私下会谈，重新讨论了柏林问题，但并未取得任何结果。赫鲁晓夫态度坚决，表示“必以武力还击武力”。最后，肯尼迪以“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结束了会谈。 [16]
肯尼迪带着深深的挫败感回到了美国。他认为这是自己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遭遇的第二次重大失败。在肯尼迪结束与赫鲁晓夫的会谈后，《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第一时间采访了肯尼迪。“相当艰难吧？”赖斯顿问道。肯尼迪坦率地回答：“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他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因为猪湾事件的失利。肯尼迪推测，赫鲁晓夫认为“当一个如此年轻且经验不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时，应该很容易被拿捏住……并且任何参与其中却不能善始善终的人都是懦夫”，因此，“他决定给我个当头痛击”。尽管赫鲁晓夫从未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夸耀自己曾“痛击”肯尼迪，但他与身边的一个顾问讲过：“这个人非常缺乏经验，甚至还不太成熟。与他相比，艾森豪威尔才是一个睿智且有远见的人。” [17]
肯尼迪感到身心俱疲。在会晤开始的几周前，他背部的伤病再次发作。在谈判过程中，肯尼迪一直强忍疼痛，依靠服用药物和洗热水澡来维持身体状况。回国后，他的疼痛加重，即使稍作挪动都需要依赖拐杖。尽管他在镜头前努力保持微笑，但懊恼的神情根本无法掩饰。6 月 6 日，肯尼迪在电视观众面前承认，谈判没有取得他所预期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德国问题的商讨—他称之为“最令人沮丧的对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相比之下，维也纳会晤结束后，赫鲁晓夫的心情要好得多，尽管他也没能获得期望中的大胜。他称这次会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一致称颂他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进取精神”。随后，赫鲁晓夫于 6 月 11 日公开了他在维也纳递交给肯尼迪的备忘录，并威胁将在 6 个月之后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肯尼迪又一次颜面扫地，因为他在有关此次会晤的讲话中从未提及这份备忘录的存在。6 月 15 日，赫鲁晓夫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垄断者”在柏林问题的谈判中故步自封，并再次暗示战争的可能性。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示，“显然，冷战是为战争做准备、积蓄力量的时期”。 [18]
另一边，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肯尼迪，也令他感到害怕。肯尼迪曾询问他的军事顾问：假如与苏联发生核战争，美国的预计死亡人数是多少？他得到的答案是 7000 万人。要知道，1960 年美国的总人口数刚刚超过 1.8 亿，7000 万人意味着每两到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亡。而一枚核弹击中一个大型城市将可能造成 60 万人死亡。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肯尼迪表示，60 万人相当于美国内战期间的总阵亡人数。他接着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都没能从那时的伤痛中走出来。” [19]
肯尼迪必须回应赫鲁晓夫的挑衅，但又不能因此加剧紧张局势，让赫鲁晓夫所谓“序幕”般的冷战发展成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他不仅没有完成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时就开始筹备的古巴入侵计划，还不顾前任总统的劝告，准备在老挝问题上与苏联妥协，甚至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公开羞辱。肯尼迪必须做些事情来改变赫鲁晓夫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国内反对派对自己的看法—这些人认为肯尼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统，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肯尼迪回想起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论文结论是英国在二战初期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军备松弛。基于这种考虑，肯尼迪开始向公众展示他积极备战的决心。
1961 年 7 月 25 日，肯尼迪拄着拐杖来到白宫，并就日益严重的柏林危机发表演讲。他向电视机前的观众表示，面对苏联的恐吓，他将奋起反抗。就在 4 天前，国会批准了超过 120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购置肯尼迪先前就要求为美军配备的新型飞机、导弹和舰艇。在演讲中，他又要求增加 32.5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并为海军和空军征召 9 万名新兵。军费的激增与艾森豪威尔在任时尽力降低国防开支的政策大相径庭。肯尼迪要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不会像二战前的英国那样坐以待毙，而是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我们不愿战斗，”肯尼迪解释道，“但我们也曾战斗过。早些时候，有些国家也犯了同样危险的错误，认为西方国家太自私、太软弱、太分裂，无力抵御发生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侵略行径。那些威胁要以西柏林争端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人，应该回想一下这句名言—‘制造恐惧的人也无法摆脱恐惧’。”
1961 年 7 月末，肯尼迪政府裁军谈判首席代表约翰·杰伊·麦克洛伊（John Jay McCloy）在黑海度假胜地皮聪大（Pitsunda）拜访了赫鲁晓夫。他回忆说：“赫鲁晓夫当时非常生气。”赫鲁晓夫称肯尼迪的演讲是“战争的预备宣言”。他威胁说无论如何都要和东德签署和平条约，并警告称这场战事的规模不会太小—这将是一次核战争。 [20]
对赫鲁晓夫而言，肯尼迪的好战言论和刚刚发表的扩军声明，意味着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的攻心战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他看来，肯尼迪就是一个在两国首脑会晤上被吓破胆，回国后又被身边幕僚操纵的软弱总统。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帮助肯尼迪当上了总统，但他的表现却让人非常失望。“你看，我们去年帮助肯尼迪当选了总统，”赫鲁晓夫在 1961 年 7 月 10 日就曾对一群苏联官员和科学家说，“然后我们在维也纳与他会谈，这次会谈本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他是怎么说的？‘不要要求太多。别让我为难。如果我做出太多让步，就要被赶下台了。’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参加首脑会晤，却无法像首脑一样做出承诺。我们要这样一个人做什么？为什么浪费时间与他沟通？”半个月后，肯尼迪于 7 月 25 日的演讲更加深了赫鲁晓夫对他的失望和不满。 [21]
赫鲁晓夫需要一个解决柏林危机的方案，这个方案既不是他一直声称要与东德签署的和平条约，也不是剥夺美国进出西柏林的权利，更不能是军事对抗。在当前局势下，也许一个软弱的总统比一个强大的总统更容易引发热核战。赫鲁晓夫心知肚明，他没有什么资本能与肯尼迪抗衡，因为所谓的美苏“导弹实力差距”，真正落后的其实是苏联，况且他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更无法对抗肯尼迪启动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行动。但是他也不能坐以待毙，柏林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东德民众被西德更高的生活水平吸引，越来越多人离开了东德。由于人们可以在东柏林与西柏林之间自由通行，因此东德民众很容易就能通过西柏林到达西德。
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用墙包围西柏林。然而，这个方案实行起来是很困难的。首先，东柏林与西柏林共同构成了一个铁路枢纽，没有它，东德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其次，苏联领导人及其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盟友们担心，在修建隔离墙之后，整个东欧阵营都将受到经济封锁的影响，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这样苏联就要提供更多补贴。乌布利希却并不在意。1961 年 5 月，一个有利于隔离方案实施的情况出现了：东德的工人们已经完成了外环铁路线的建设。这意味着可以在不损害东德经济的前提下将东柏林与西柏林分隔开来。现在只需要赫鲁晓夫点头。但赫鲁晓夫犹豫了，他仍寄希望于逼迫肯尼迪屈服。 [22]
1961 年 8 月 1 日，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发表演说的一周后，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可以开始修筑围墙了。8 月 13 日星期天凌晨，东德军队和边境警察封锁了西柏林，并在建筑工人的帮助下，用带刺铁丝网包围这片区域。赫鲁晓夫曾提议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但它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在施工开始前，赫鲁晓夫访问了东柏林与西柏林，猜测美国可能对此做出的反应。肯尼迪曾在维也纳坚持维护美方在西柏林的通行权，赫鲁晓夫并不打算干涉这一权利，也几乎放弃了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因为修建柏林墙的初衷就是在不与东德签署和约的情况下解决柏林问题。但他仍然十分忐忑。 [23]
肯尼迪听到修建柏林墙时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随后又松了一口气。感到震惊是因为他之前并未预料到苏联会修建围墙，因为他安插在西柏林的间谍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修建前的准备工作。但肯尼迪很快意识到，这堵墙并没有侵犯他曾承诺要用武力捍卫的通行权。随后，肯尼迪批准国务院就此事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柏林墙的修建违背了苏、美、英、法四国就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且“当前这些措施的直接受害者是东柏林和东德的居民，而美、英、法三国对西柏林的军事占领及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行均未受影响”。
然而西柏林人民却并不认同这份乐观的声明。他们认为这堵墙是针对西柏林人修建的，并要求美国出手制止。肯尼迪又一次表现得软弱无力，也又一次被迫在既不能加剧紧张局势又不会背负渎职罪名的前提下，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此时，增加军费和征召预备役人员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因此，当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提出希望美国加强在西柏林的驻军力量时，肯尼迪欣然同意。8 月 20 日，也就是西柏林被封锁一周后，1500 名美军遵照肯尼迪总统的命令，沿着西柏林与西德之间唯一的高速公路向西柏林进军。此举一石三鸟，既重新确认了美国的通行权，又巩固了驻军力量，还有效安抚了西柏林居民的情绪。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希望美军此行能够畅通无阻、一切顺利，而结果也正如他们所愿。 [24]
此时，柏林墙的存在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仍未可知。虽然柏林墙没有立刻引发冲突，但它是否会在未来导致美国与苏联之间爆发新的冲突呢？赫鲁晓夫在 1961 年 9 月下旬联系了肯尼迪，依然主张签署和平条约。肯尼迪拒绝了这个提议。10 月 17 日，肯尼迪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西柏林的局势，因为那里的人民现在既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也有能够维护这种自由的保障。”他接受了这堵墙的存在，但这也是他在此事上能够容忍的极限。赫鲁晓夫于 10 月 19 日收到了肯尼迪的这封信。10 月 2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但没有提及年底这一最后期限。乌布利希曾把柏林墙视为与苏联达成和平条约的垫脚石，以及他在东柏林组建政府并插手西柏林事务的跳板。然而赫鲁晓夫的这次表态让他十分失望。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表达自己的不满。 [25]
赫鲁晓夫很难掌控乌布利希，而肯尼迪也有一位让他头疼的手下，那就是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他是继艾森豪威尔之后的美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也是 1948—1949 年建立柏林空中补给线的英雄。1961 年 8 月，作为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和代表，克莱被派往西柏林安抚当地居民。克莱虽不辱使命，却也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微妙。10 月 27 日，为维护二战后四国协议赋予美国在东西柏林自由通行的权利，他向位于东西柏林边界上的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派出美国坦克。作为回应，苏联军队也将坦克驶入该地区。
傍晚时分，双方的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对峙，每列坦克都距离边界线不到 100 米。坦克装备了实弹，双方士兵也都接到命令：如对方开火，则立即给予反击。美军司令克莱已经做好了用坦克摧毁一部分新建柏林墙的准备。暮色渐浓，对峙依然没有停止。直到第二天早上，双方的坦克才开始从边界线后撤。苏联坦克首先后撤了5 米，美国坦克也跟着后撤 5 米。然后双方开始轮流后撤 5 米。这场对峙危机自 27 日下午 5 时开始，到 28 日上午 11 时结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分别下达了停止对峙的命令。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不希望这场对峙升级为战争。 [26]
经过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磋商，一触即发的军事对抗危机被解除。这次危机的解决要归功于罗伯特·肯尼迪与当时驻华盛顿的苏联军方情报官格奥尔基·博尔沙科夫（Georgii Bolshakov）上校进行的两次会谈。会谈中，罗伯特警告苏方不要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否则美方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因此，赫鲁晓夫首先下令让坦克后撤，美军随后也做出了让步。作为交换，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包括禁止西德人进入东柏林。就这一点而言，苏联才是这场危机的赢家，但全世界都只看到了苏联坦克率先撤退，就误以为是苏联输了。而让美苏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危机的顺利解决，将为之后发生的一场更为严峻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案上的参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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