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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1 月 20 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华盛顿宣誓就职。那日天气冷冽，尽管背部疼痛，但身材高大而挺拔的他身穿燕尾服，与周围裹着冬衣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他展现出的年轻、活力、乐观与坚定让人印象深刻。就任时，他只有 43 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的形象和言辞让人们相信，他将在总统任期内甚至未来几十年里为他的国家和这个世界开辟新道路、创造新气象。
在这一天，美国国家领导人实现了新老交替，镜头捕捉到了这一更迭与传承的过程：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头发花白稀疏，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跟年轻的继任者同乘一辆汽车前往就职典礼现场，并在肯尼迪宣誓后跟他握手。艾森豪威尔是战争英雄，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之一，当时已经 70 岁了，但他并不是出席者中年龄最大的。为了欢迎新总统就任，也为了传递道德领导力的火炬，86 岁的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也出席了典礼。赢得大选后，肯尼迪邀请弗罗斯特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并致辞，弗罗斯特欣然接受并回复道：“如果您在这个年纪就能够承受成为美国总统的荣誉，那么我在这个年龄应该有资格参加您的就职典礼。” [1]
弗罗斯特深知肯尼迪担任总统后将会面临挑战，但他相信年轻是肯尼迪最大的财富，并设想这位新总统能够以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为榜样，引领美国进入一个光辉的新纪元。那将是一个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时代，一个文化与权力交融的时代。弗罗斯特曾专门为这场就职典礼创作了一首献礼诗，但由于典礼前一天夜里华盛顿下了一场大雪，而典礼当天天气晴朗，大雪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刺眼的强光，让这位老人无法看清自己的诗稿，因此他没能当众朗诵这首新诗。弗罗斯特在诗中预言：“新奥古斯都时代的荣耀/一个由能力与自豪领衔的强国/一颗渴望接受试炼的青春雄心/在与任何国家的博弈之中/我们的自由信仰坚定不移。” [2]
如果说弗罗斯特虽有远见却视力欠佳，那么比他年轻 40 多岁的肯尼迪则远见和视力兼备。他的就职演说是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并成为全美小学生的必读文本。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的网站称，演讲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有人认为这句话“使男女老少意识到公民行动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国内的公共服务并不是肯尼迪关注的焦点。对肯尼迪来说，要开创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设想的新奥古斯都时代，宣扬国际牺牲精神才是关键所在。“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任，面对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并反对任何敌人。”肯尼迪宣告。这次演讲中有关国际政治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内的社会动荡还持续存在，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对因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共产主义在亚非拉的发展而造成的恐慌。
在演讲中，肯尼迪警告他的同胞乃至整个世界：“人类最后的战争”将有可能发生。核军备竞赛及其后果一直困扰着他。尽管通篇演讲未提及苏联，也没有提到苏联领导人的名字，但其中的一部分关键内容确实是指向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肯尼迪隐晦地将苏联等国称为“那些要与我们为敌的国家”，并呼吁这些国家“重新着手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释放出的可怕破坏力有意或无意地使全人类沦于自我毁灭”。肯尼迪引用了他的演讲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过的一句话：“让我们绝不因为害怕而谈判。但是，也让我们绝不害怕谈判。”
肯尼迪承诺要让一个全新的美国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崛起。美国的崛起将以自由为基石，依靠所有美国民众的奉献和牺牲来实现。他对“姐妹共和国”（即拉丁美洲国家）做出承诺，要“把我们的美好诺言化作善行”，并为消除贫困而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联盟”。“但这一充满希望的和平变革不能成为敌对势力的猎物。”肯尼迪接着说，“让我们的所有邻邦都知晓，我们将与他们一同挫败发生在美洲任何地方的侵略或颠覆行动。还要让所有的外部势力都知晓，西半球的事情，应该由西半球的人民自己来管。”
肯尼迪希望效仿奥古斯都，开创美国版的“罗马和平”。但这个愿景有可能实现吗？一个年轻又缺乏经验的总统能够胜任于此吗？罗伯特·弗罗斯特心中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弗罗斯特的远见、肯尼迪的才干与决心也即将面临一次考验。它来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更早，也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接近美国海岸。
这次考验便来自古巴。
在 20 世纪，古巴是一个符号，象征着美洲未能完成其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最高目标，也未能达到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对其寄予的厚望。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相较于其他美洲国家一直较为滞后。1804 年，邻国海地摆脱了法国的统治；1821 年，墨西哥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宣布独立；同年，经过与西班牙的浴血奋战，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使委内瑞拉彻底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然而，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维持着对古巴的殖民统治。1868 年，古巴人民揭竿而起，发动了争取自由独立的战争，但经过 10 年的抗争，起义最终失败了。古巴人民又分别于 1879 年和 1895 年发动武装起义。最后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 [3]
美国军队于 1898 年 6 月登陆古巴。美国政府之所以介入，部分原因是美国民众要求西班牙停止对古巴人民的暴行。当时，西班牙对古巴实施的残暴统治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并时有夸大之词。然而，秉承数十年之久的“门罗主义”才是美国此举背后的根本原因。早在 1823 年，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就宣布，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意行为”，“门罗主义”就此诞生。1898 年，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不仅要维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更要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独立。在美国的干预下，西班牙不得不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的主权。
1820 年，托马斯·杰斐逊（ omas Je erson）曾经设想吞并古巴，使其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然而到了 1902 年，美国政府既没有要扩大美国边界、将古巴“收入囊中”的想法，也不愿意放手让古巴实现真正的独立。1901 年，作为美国陆军拨款法案补充条款的《普拉特修正案》得以通过。这项法案以其主要提出者美国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Orville Platt）的名字命名，要求古巴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并以实现“有效治理”为名干涉古巴内政，这极大侵害了古巴的国家主权。该修正案被写入古巴宪法，使得古巴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也吹响了古巴反对派和革命者的集结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反抗者的数量越来越多。美国取代了西班牙，成为古巴人民竭力反抗的“新主人”。 [4]
实际上，古巴已经成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古巴的农业、矿业、公用事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部分资产，最终都落入美国之手。为了维护美国在古巴的战略布局和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与古巴当地的庄园主和军方结盟。当时古巴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最受美国信任的盟友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将军，他曾在 1940—1944 年担任古巴总统，随后在 1952年通过发动军事政变重新掌权。他与古巴岛上两股最强大的美国经济势力—农业公司和黑手党家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迎合美国游客的需求，在他的纵容下，古巴的赌博和卖淫活动日益猖獗。 [5]
1952 年，巴蒂斯塔重新掌权之后，立即取消了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他的腐败统治不仅激起了贫苦大众的反对，也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反感。随着总统选举被取消，民主制度遭受重创，愤懑的年轻一代揭竿而起。1953 年 7 月 26 日，一群年轻的革命者攻打了位于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最终，起义被镇压，起义领导者被捕，其中就包括一名出身富裕庄园主家族的 26 岁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以及另外 24 名起义参与者。随后，菲德尔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
然而，幸运的是，巴蒂斯塔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于1955 年 5 月释放了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们的伙伴。由于担心再次被捕，卡斯特罗兄弟离开古巴前往墨西哥。至此，蒙卡达兵营事件似乎得到了圆满解决：巴蒂斯塔毫发无伤，并通过操纵选举继续统治古巴，革命者们也被驱逐出境。这一切都让他的美国盟友们甚为满意，因为美国政府既希望维护其在古巴的利益，又不愿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令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卡斯特罗兄弟于 1956年 11 月重返古巴。这一次，一群流亡海外的古巴爱国青年和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一同跟随菲德尔，他们乘坐一艘破旧的游船“格拉玛号”（ Granma ）偷渡入境，谋划发动新的起义。
这场最终迫使巴蒂斯塔下台的游击战争，开局并不十分顺利。这些革命者刚刚登陆古巴不久就遭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转战古巴东南部奥连特省（Oriente）的马埃斯特腊山区（Sierra Maestra）。登陆的 81 名革命者中，只有 19 人成功突围，到达山区的安全地带，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兄弟以及他们的亲密盟友—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尽管起步艰辛，但随着不满独裁统治的古巴城市青年和当地农民不断加入，这支革命队伍开始逐步壮大。
巴蒂斯塔政权对革命军发动了更为残酷的镇压，然而镇压举措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更多的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举措极大损害了古巴政权在海外的形象，美国的社会舆论开始强烈谴责这位古巴独裁者。迫于舆论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将驻古巴大使从哈瓦那召回，并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此举切断了巴蒂斯塔的武器供应，助推了革命队伍的迅速壮大。1958 年，当美国停止对古巴的军售之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迎来了重大转折。这一年夏天，在被巴蒂斯塔军队重挫后，卡斯特罗又重新集结队伍并发动了反攻。12 月 31 日，各路革命军合力攻打并占领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经此一役，巴蒂斯塔自觉大势已去，仓皇逃亡海外。
随着独裁者的下台，半年前几乎将革命武装赶尽杀绝的反革命力量也随之瓦解。1959 年 1 月 8 日，革命军攻下了哈瓦那，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入城游行仪式，庆祝革命胜利。巴蒂斯塔曾迫于国际压力将卡斯特罗从狱中释放，而卡斯特罗不管国际舆论如何，对新政权的敌人一律严惩不贷。数百名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被解职并接受审判，其中近 200 人被处决。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发动了清洗。一个腐败且极不受欢迎的独裁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不会腐败且魅力非凡的新人。
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将产生何种影响，无论是对古巴新政权的领导者，还是对古巴新政权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是未知数。在卡斯特罗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对古巴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当新政府实行了古巴急需的土地改革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59 年 5 月，卡斯特罗将私有农田的面积限制在约4 平方公里以内，其余部分由政府没收并重新分配。1960 年 7 月，古巴政府将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和资产全部收归国有，并表示由于政府资金与资源短缺，无法对没收资产提供任何补偿。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取消美国对古巴的主要进口商品—蔗糖的采购。 [6]
美国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与之前英国和法国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在其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处境极为相似。此时，古巴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有兴起之势，苏联也开始直接介入这个地区—这种模式在前殖民地国家中屡见不鲜。1959 年 4 月，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的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了美国。其间，卡斯特罗发表声明撇清了自己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我知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非常明确。”然而世事变化无常。1960 年 2 月，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高级顾问之一—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元老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访问了古巴。随后，他敦促赫鲁晓夫尽快为这个年轻的革命政权提供经济援助。5 月，赫鲁晓夫发表公开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对古巴的干涉，否则将使用核武器。这是苏联版的“门罗主义”。苏联决意维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使其免受美国的影响。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此举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无论卡斯特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都正在古巴蓬勃发展。幸运的是，总统的顾问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项应对危机的计划。几年前，也就是 1954 年 6 月，由于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对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利益造成了威胁，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成功策动了一场政变。1960 年 3 月，古巴的土地改革已经开始，但没收美国商业资产的消息尚未公布，艾森豪威尔决定在此时推翻古巴政权。按照计划，美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古巴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回国发动平民暴动，以这种方式逼迫卡斯特罗下台。美国中情局就此制订了详细计划，不过艾森豪威尔已经没有时间执行这个计划了。接手这项重任的是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7]
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是一位头发花白、爱抽烟斗的美国情报界元老，也是从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留任的官员，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继续担任中情局局长。1961 年 1 月 28 日，也就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约一周后，杜勒斯首次向总统呈报了入侵古巴的计划。
当时，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策划的副局长，曾负责马歇尔计划在战后德国的实施，入侵古巴的计划就是由他负责制订的。他提议在古巴的海外流亡者中招募一批游击战士，让他们在中情局危地马拉基地受训，随后帮助他们潜入古巴。比塞尔还建议在古巴领土上建立一个兼备入海通道和简易机场的滩头阵地，以此作为未来新古巴政府的行动基地。他希望这次入侵行动能引发古巴民众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抗议和暴动，但最终结果如何他并不在意。因为比塞尔设想的最后阶段的行动是“以终止古巴内战为名，美国将公开倡议，由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简称OAS）联军对古巴实施军事占领”。 [8]
这个最后阶段的行动计划让肯尼迪身边的一些顾问深感不安。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 ）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将军表示，鉴于卡斯特罗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目前正在受训的 6000—8000 人的部队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示，“最终计划还须包括提前商定的为古巴反政府军队提供额外支持的方案—这种支持很大概率将来自美国”。莱姆尼策知道，美国军方将不得不介入这项计划，他希望提前厘清责任。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担忧则有所不同，他认为美国的入侵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他和他的手下预见到“未经美洲国家组织授权和支持的任何公开军事行动，都将给我们国家在整个西半球的地位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
肯尼迪要求他的顾问团队重新审视这个计划。美国国防部奉命对此次行动进行军事评估，国务院则设法争取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各部门达成一项共识，即“美国必须明确澄清，其对古巴政府目前所持立场是出于坚决抵制共产主义向美洲国家渗透的需要，而并非为了反对民主革命与经济改革”。但对于如何将对民主革命的支持与对共产主义的抵制区分开来，却无定论。 [9]
1961 年 2—3 月，肯尼迪继续与其顾问团队商议中情局提出的入侵计划，想弄清楚这个计划是否确实是解决古巴问题的最佳方案。面对相互冲突的决策目标，肯尼迪进退两难。一方面，他决意阻止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传播；另一方面，为了向拉丁美洲的“姐妹共和国”展现新任美国总统的友好姿态，他又不愿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此时，肯尼迪希望改善的美苏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顾问告诉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采取行动。面对这种情况，肯尼迪很可能认为，在古巴采取秘密行动是兼顾各方需求的唯一方法。
1961 年 2 月 8 日，在与顾问团队开展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建议特遣部队以小组形式分头渗透古巴，他们的首次大规模行动的策源地应是古巴，且他们不是作为“美国派来的入侵部队”开展行动的。中情局和军方都不赞同这个想法。比塞尔于 3 月 11 日呈报了一份备忘录，有力地反驳了肯尼迪关于采用小股力量逐步渗透的设想。他在备忘录中称，如果没有空中支援和地面坦克配合，这些游击部队很难从海滩登陆并深入山区。比塞尔建议应“投入全部兵力实施登陆”。肯尼迪对此颇为不满。他将行动计划退回，要求中情局重新制订一个让美国的介入“不那么明显”的计划。 [10]
4 天后，也就是 3 月 15 日，比塞尔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他仍然坚持实施空中支援，但建议将行动所使用的飞机伪装成古巴军机。为了保证计划顺利实施，这支由所谓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登陆部队需要控制一个古巴境内的临时机场，并将其作为行动基地。因此，比塞尔建议，部队登陆后必须立即占领一片设有飞机跑道的区域。此外，考虑到此次行动将以“深入敌后”的方式进行，登陆部队占领的区域必须适合长期防御。比塞尔认为科奇诺斯湾（也称猪湾）的海滩最为合适，因为那里被沼泽湿地环绕，虽然远离山区，但有两条适合B-26 轰炸机降落的跑道，只需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即可对其进行有效防御。肯尼迪批准了这项新计划，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为了确保事后可以撇清该行动与美国的关系，部队必须在夜间登陆，而且运送特遣部队的船只必须在黎明之前撤离该地区。
在接受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尽早举行美苏首脑会晤的提议后，经过与父亲的多次商议，肯尼迪决定在复活节休假期间批准实施入侵计划。由于行动日期定在 4 月 16 日星期天，肯尼迪打算离开白宫，到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格伦奥拉庄园度过那个周末。这依然是一种策略，因为媒体了解他的行程，肯尼迪可借此来撇清美军和他本人与该入侵计划的关系。然而，这个假期对肯尼迪来说并不轻松，他不停地接打电话，当这项代号为“萨帕塔”（Zapata）的行动开始后，他变得愈发焦虑。 [11]
4 月 14 日晚，由近 1400 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2506”突击旅乘船驶离尼加拉瓜海岸，前往古巴。4 月 15 日早 6 时，8 架由古巴流亡者驾驶并涂有古巴空军标识的B-26 轰炸机从尼加拉瓜机场起飞，他们此行的目标是突袭古巴政府军的机场，从而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事后，这些突袭者报告称行动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卡斯特罗的许多飞机仍完好无损。 [12]
菲德尔·卡斯特罗利用国际舆论对美国进行了反击。空袭当天，古巴外交部部长劳尔·罗亚（Raúl Roa）正巧就在纽约。他设法说服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召开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空袭问题。劳尔·罗亚将此次空袭定性为一场由美国支持的入侵古巴行动的前奏。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则重申了肯尼迪总统 3 天前做出的保证，即美国军队或美国公民不会插手古巴冲突。罗亚声称是美国军机轰炸了古巴，为了反驳这个说法，史蒂文森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拍下的是当天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机场降落的一架B-26 轰炸机，机身涂装与古巴军机的颜色相同。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告诉记者，他参加了由古巴空军中反卡斯特罗军官组织并执行的轰炸行动。史蒂文森不知道的是，这架飞机的降落正是中情局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误导国际舆论。 [13]
尽管已派出船只和飞机，但这支经中情局训练的突击旅在正式作战之前仍须得到总统的首肯，也就是说，肯尼迪必须在 4 月 16日中午之前下达最终指令。然而，这天一早就传来了刺耳的声音。当天上午，美国部分主流报纸刊登文章曝光了中情局的此次行动，还指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的飞机是为了掩盖美国支持此次针对古巴的空袭行动。记者们注意到，那架B-26 轰炸机上的机枪并没有开过火，而且飞机的型号也与古巴政府军的飞机型号不同。肯尼迪有些动摇。这天上午，他和妻子杰奎琳（Jacqueline）先去了当地的天主教堂做弥撒，随后与家人共进午餐。午餐过后，他又出门去打高尔夫球。时间到了下午，最后期限已过，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直到下午 1 时 45 分左右，他回到家中，终于致电比塞尔并下令：入侵行动可以继续进行。
4月 16 日深夜，“2506”旅在古巴岛上多个地点开始登陆。4 月 17 日凌晨，4 艘运输船到达猪湾的吉隆滩（Playa Girón）。此处人烟稀少，周围没有古巴军队驻守，这些流亡者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当地民兵。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即使登陆地点偏远，他们的行动还是很快就被古巴方面知晓。一名古巴电报员设法在他的小队被“2506”旅歼灭前发出了当地遭到入侵的消息。卡斯特罗收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古巴军机（包括洛克希德T-33 战斗机和B-26 轰炸机）投入战斗—这些飞机都逃过了两天前的空袭。
中情局提供给“2506”旅用于空中支援的飞机仅有 6 架，而古巴仍能使用的军机数量却远超于此，这导致“2506”旅很快便失去了制空权。不仅如此，他们的 2 艘负责运送燃料、弹药和药品的补给舰—“休斯敦号”（ Houston ）和“里约·埃斯康迪多号”（ Rio Escondido ）也在战斗中遭到重创。雪上加霜的是，中情局侦察员将海滩附近的珊瑚礁误认为海藻，致使其余几艘运输船无法靠近海滩，士兵们不得不划船登陆，在汹涌的海浪中损失了大量武器和弹药，仅存的一些也都被浸湿，大都无法使用。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和补给，当卡斯特罗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猪湾时，“2506”旅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古巴的增援部队有 2 万多人，由警察、士兵和民兵组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还有苏制T-34 坦克的掩护。 [14]
中情局请求肯尼迪授权投入美军战机支援“2506”旅，但遭到了拒绝。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非常恼火，因为中情局隐瞒了在迈阿密降落的所谓古巴军机的相关信息，让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了向全世界撒谎的小丑。于是，除了允许先前已到达古巴的飞机执行空袭任务外，腊斯克决意否决中情局提出的其他所有空袭方案。4 月16 日晚 9 时过后，腊斯克与肯尼迪通了电话，肯尼迪也同意他的想法。肯尼迪表示他从未授权美军参与空袭行动，并下令取消了中情局已经计划好的其他空袭方案。中情局不得不接受总统的命令，但是，当 4 月 17 日凌晨美军开始登陆时，中情局的查尔斯·卡贝尔（Charles Cabell）将军致电腊斯克，希望他和总统再斟酌一下。但是命令并未更改：入侵，可以；空中支援，不可以。“2506”旅在猪湾的海滩上拼死挣扎，原定在古巴发起全国暴动的计划已无胜算，他们如今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15]
4 月 17 日星期一，肯尼迪返回白宫。他一边按照常规日程参加官方会议和宴会，一边试图厘清下一步的行动策略。尽管这次入侵计划让他在政治上受到了冲击，但军事上的情况还未可知。他先是驳回了中情局提出的派出伪装轰炸机支援在古巴海滩上苦苦挣扎的入侵部队的请求。但在 4 月 19 日凌晨，随着战况进一步恶化，肯尼迪妥协了：他允许美军飞行员驾驶伪装飞机支援“2506”旅，但要求飞行员不得与敌机交火，并且将行动时间限制在几个小时以内。美军指挥官终于得到了机会，但没有好好利用。由于尼加拉瓜和古巴存在时差，前去支援的飞机比预定时间更晚到达，其中 2 架被击落，4 名美军飞行员失踪。哈瓦那广播电台宣称，古巴找到了其中一人的尸体。至此，这次冒险行动演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16]
肯尼迪再也不可能授权出动美国空军了。到 4 月 20 日星期四，一切都结束了。“2506”旅奋力抵抗了两天半的时间。但由于缺少空中支援、弹药短缺、火力不足，军队士气日益低落，再加上寡不敌众，他们最终只能投降。突击旅中有 100 多人死亡，近 1200 人被俘。卡斯特罗方面的伤亡更加惨重，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军队没有屈服。这对卡斯特罗和他的政权来说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但对肯尼迪来说则是一次触目惊心的失败。 [17]
没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就是天方夜谭。就这样，肯尼迪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遭遇了失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肯尼迪都在复盘猪湾入侵行动，寻找失败的原因，他先是自我检讨，但接着又将这次失败归咎于中情局和军方，而不是国务院和建议他开展秘密军事行动的顾问团队。在肯尼迪看来，中情局和军方好大喜功，向他承诺了一些他们根本无法兑现的目标，并设了一个圈套，迫使他授权一项他无意推进的军事行动。“如果是议会制政府，我就得辞职了。但在这个政府里我不能，所以要走人的是你和艾伦·杜勒斯。”他告诉比塞尔。 [18]
1961 年年底之前，比塞尔和杜勒斯两人引咎辞职，离开了中情局。一直力主入侵古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策将军也于1962 年 9 月被解职。尽管猪湾事件的部分核心参与者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但总统与美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怀疑和猜忌仍然存在。双方互相指责，都认为是对方造成了这次惨败。这些将军们希望再次入侵古巴，洗刷战败的耻辱，而肯尼迪则想尽一切办法扼杀这种可能性。在这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相互指责的“大戏”中，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了主要的受益者。
[1] Cited in John Burnside， The Music of Time: Poe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2020),251.
[2] “For John F. Kennedy Inauguration” by Robert Frost，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https://www.jfklibrary.org/learn/about-jfk/life-of-john-f-kennedy/fast-facts-john-f-kennedy/for-john-f-kennedys-inauguration-by-robert-frost-undelivered-poem; “Poets and Power: Robert Frost’s Inaugural Reading,” Poets.org: From 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112072836/; http://www.poets.org/viewmedia.php/prmMID/20540#sthash.TVpwYYIc.dpuf;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1965)，1-3.
[3] Cliford L. Staten， The History of Cuba (New York，2003)，11-44;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19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2011)，85-122.
[4] Louis Perez， Cuba under the Plat Amendment，1902-1934 (Pitsburgh，1986).
[5] Staten， The History of Cuba ，45-70.
[6] Aviva Chomsky， A Histor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Chichester，West Sussex，UK，2015)，28-44; Staten, The History of Cuba ，71-106;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215-223.
[7] Maurice Halper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 An Essay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1972)，46-48; Stephen G.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and London，1988)，117-125.
[8]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January 26，1961，Cub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1-1963，vol. 10， Cuba，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 ,no.27，h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0/d27.
[9] Memorandum for Discussion on Cuba，Washington，January 28，1961， FRUS ，1961-1963，vol. 10， Cuba , 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 ，no. 30，h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0/d30.
[10] Memorandum of Meeting with President Kennedy，Washington，February 8，1961， FRUS ，1961-1963,vol. 10， Cuba，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 ，no.40，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0/d40;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March 11，1961,Proposed Operation against Cuba， FRUS ，1961-1963，vol.10， Cuba，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 ,no.58，h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0/d58.
[11] Paper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ashington，March 15，1961，Revised Cuban Operation， FRUS ，1961-1963，vol.10， Cuba，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 ，no. 61，h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0/d61;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223-268.
[12] Jim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Castro，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 (New York，2011)，180-188.
[13] “Bay of Pigs. Forty Years After. Chronolog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htps://nsarchive2.gwu.edu/bayofpigs/chron.html;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189-206.
[14] “The Bay of Pigs Invasio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https://www.cia.gov/news-information/featured-story-archive/2016-featured-story-archive/the-bay-of-pigs-invasion.html;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207-259.
[15] Richard Bissell Jr. with Jonathan E. Lewis and Frances T. Pudlo， Reflections of a Cold Warrior: From Yalta to the Bay of Pigs (New Haven and London，1996)，184-204; Operation ZAPATA: The Ultrasensitive Report and Testimony of the Board of Inquiry on the Bay of Pigs ，introduction by Luis Aguilar (Frederick,MD，1981)，20-21.
[16] Peter Wyden， Bay of Pigs: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1979)，277-278;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260-312.
[17]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313-318; “The Bay of Pigs Invasio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ay of Pigs. Forty Years After. Chronolog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8] Evan Thomas， The Very Best Men: Four Who Dare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IA (New York，2006)，26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