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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之后，赫鲁晓夫的决心势不可当。1962 年5 月 21 日，从保加利亚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成员均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层领导。苏联战略火箭军的新任总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也出席了会议。
赫鲁晓夫先是介绍了他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情况，然后开始讨论古巴问题。“我说过，古巴必定会再次遭到入侵，如果指望这次入侵会和上一次一样计划不周、执行不力，那可就蠢透了。”赫鲁晓夫说，“我也警告过你们，如果古巴再次遭到入侵，菲德尔将被击垮，而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这场灾难发生的人。”随后，他提出了在古巴境内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想法。多年后，赫鲁晓夫回忆道：“除了保护古巴，我们的导弹还可以实现西方挂在嘴边的‘力量平衡’。” [1]
赫鲁晓夫短短几分钟的讲话就奠定了当天会议的基调。当天会议的议题为“关于对古巴的援助”，这表明赫鲁晓夫希望与会人员探讨如何“拯救古巴”，而不是如何解决美苏核武库和导弹实力差距的问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关于该会议的一份非正式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如何帮助古巴坚持下去。”从马林的笔记来看，没有人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根据另一名参会者—国防委员会秘书谢苗·伊万诺夫（Semen Ivanov）上将的说法，当时至少有一位反对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在会上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和军队。 [2]
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始前就与米高扬交换了意见，他知道米高扬反对这项导弹计划。米高扬担心，美国人一旦知道了这些导弹的存在，一定不会容忍如此近距离的核攻击威胁，他们必然会袭击导弹基地，这将导致苏联驻军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应对—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米高扬问道。对此，赫鲁晓夫与其观点相同。“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赫鲁晓夫在回忆他与米高扬的谈话时说道，“我甚至说，迈出这一步，几乎就是在鲁莽的边缘试探。这个计划的鲁莽之处在于，我们保卫古巴的想法可能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核战争。我们需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因为蓄意发动这样的战争肯定是不计后果的冒险主义行径。”赫鲁晓夫知道他在冒着挑起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风险，但侥幸心理让他相信，自己的这番鲁莽举动可以平安过关。
赫鲁晓夫想争取米高扬的支持，但没有成功。“假如我们把导弹运送到那里，然后迅速且隐秘地部署它们呢？”赫鲁晓夫从保加利亚回来后，在一次私下会议中询问米高扬，“随后，我们再将此事告知美方，首先通过外交渠道，然后公开发表声明。这样他们就会安分守己。他们会发现我们双方势均力敌。对古巴的任何侵略行为都意味着美国领土将会受到同样的攻击。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任何入侵古巴的计划。”米高扬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辞说服。“我告诉他这很危险。”他后来回忆说。“这种事情很难藏得住—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他问赫鲁晓夫。但米高扬并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回答。 [3]
然而，在 5 月 21 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由于其他参会领导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提议，赫鲁晓夫不费吹灰之力地“屏蔽”了米高扬提出的异议。米高扬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后来回忆说，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这次国防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计划。有关与会领导人商议和批准的具体方案的简要记录如下：“部署核武器。秘密运输它们。稍后公布。火箭由我们指挥。这将是一项攻击性政策。”与会人员还议定与卡斯特罗就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展开会谈。 [4]
自赫鲁晓夫在 1957 年夏天粉碎了反对他上位的保守派，并在1958 年春天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以来，他在苏联的领导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米高扬的政党生涯始于列宁时期，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较受器重。作为苏联政府的“两朝元老”，他是唯一一个仍敢于向赫鲁晓夫发问并在公开讨论中反驳他的人。除米高扬外，其余人均是由赫鲁晓夫任命的官员，比如安德烈·葛罗米柯。他们不愿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不愿对赫鲁晓夫的想法和他在国内外越来越大胆的行为表示批评。不容挑战的领导地位给了赫鲁晓夫巨大的自由，使他在面对危机时能够迅速、果断和灵活地寻求解决方案，但这也给了他制造危机的机会。人们只能希望他能像擅长制造危机一样擅长解决这些危机。
赫鲁晓夫要求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和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确定向古巴运送导弹和核弹头的行动方案和行动时间。
赫鲁晓夫知道他可以信赖 63 岁的马利诺夫斯基。他是一位圆脸、身材魁梧、性格直率的军官，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阵营交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赫鲁晓夫相识。马利诺夫斯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功勋卓著，率领苏联军队解放了他的祖国乌克兰，并以占领维也纳的战果结束了其在欧洲的征战。1957 年，赫鲁晓夫选择马利诺夫斯基接替个性专断的茹科夫担任国防部部长。此后，在艰难推进的军队改革中，马利诺夫斯基成了赫鲁晓夫最亲密的盟友。通过大规模裁军，军费从传统军种转移至新兴的导弹部队。 [5]
马利诺夫斯基命令国防委员会秘书兼苏军总参谋部重要作战指挥部主任伊万诺夫上将制订行动计划。伊万诺夫参加了 5 月 21 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结束后，当他返回办公室时，他的一个下属—43 岁、一头卷发的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少将，立刻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我同我的直接上司相识很久，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激动。”格里布科夫回忆说。伊万诺夫把他在会议上做的笔记交给了格里布科夫。他希望这位年轻的将军根据笔记内容，草拟一份导弹部署行动的方案。这项任务需要严格保密，因此只有两个人在格里布科夫的领导下开展这项工作，甚至连文书人员也被排除在外。“不能让打字员参与进来，”伊万诺夫命令道，“除了你们三个，谁也不能知道这份文件。” [6]
这项任务不仅需要严格保密，而且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多年后格里布科夫回忆道。他们在 2 天的时间内就拟定了一份长达 7 页的草案。格里布科夫和他的下属提议向古巴派遣 4.4 万名官兵和 1300 名平民—这将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他们还计划向古巴运送数量同样庞大的武器装备和补给。根据格里布科夫的估计，能将上述人员和物资全部送往古巴的货船加客轮需要 70—80 艘。这支特遣部队的正式名称是“苏联驻古巴集团军”，其成员来自苏军的各个军种—海军、空军、国土防空军和陆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并保护 5 个导弹团进行导弹部署。这5 个导弹团中有 3 个团配备了 24 个R-12 中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外 2 个团配备了 16 个R-14 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这 40 个发射装置共配有 60 枚导弹和 60 枚核弹头。
关于行动的时间安排—国防委员会要求马利诺夫斯基和比留佐夫确定的另一个问题—格里布科夫建议，从 7 月初开始，导弹可以分两批运送到古巴。到 9 月，整个派遣部队在古巴的集结工作即可完成。格里布科夫和他的助手估计，带有预制发射台的R-12导弹可以在抵达指定地点后 10 天内投入使用；而R-14 导弹发射装置的建造工作则需要耗费大约 4 个月的时间。因此，R-12 导弹和R-14 导弹将分别在 1962 年 9 月和 12 月投入使用。除了详细列举了行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以及参与任务执行的部队外，草案还提议将这个绝密行动命名为“阿纳德尔”（Anadyr）。 [7]
“阿纳德尔”是东西伯利亚地区与美国阿拉斯加隔海相望的楚科奇（Chukotka）半岛上一条河流的名字。格里布科夫从未透露是谁想到用这条河来命名苏联在古巴开展的导弹部署行动。但选用这个名字，无疑表明策划者非常重视此次行动的保密性。他们还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因为要将 40 个导弹发射装置、60 枚导弹、60 枚核弹头和 4.5 万多名人员运送到古巴并秘密部署，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还是签署了格里布科夫起草的行动方案。至此，赫鲁晓夫不成熟的想法已落实为一份详细的军事计划。苏军准备在古巴“大干一番”，建造一个设施完备的军事基地。而驻古巴苏军的名称“苏联驻古巴集团军”与苏联派驻东德部队的名称（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十分相似，这表明苏联已经将与西方阵营交锋的军事前沿急速推进到了加勒比地区。 [8]
1962 年 5 月 24 日，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苏央中央主席团呈报格里布科夫草拟的行动方案，该主席团的组成人员与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基本相同。除了赫鲁晓夫本人，参与行动方案审议的还包括很多重量级政府官员，比如党内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的苏共“二把手”弗罗尔·科兹洛夫（Frol Kozlov）；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仪式性职务，未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在后来勃列日涅夫政府中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阿列克谢·柯西金（Aleksei Kosygin）；同样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米高扬也是苏联最高领导层中唯一对该方案持保留意见的人。在这次会议中，他有礼有节地对赫鲁晓夫的凭空设想和由此衍生的行动方案表示质疑。 [9]
面对米高扬的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只能求助于他的盟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赫鲁晓夫询问他需要多久才能占领像古巴这样的岛屿。赫鲁晓夫在意的并不是马利诺夫斯基为阻止美国入侵而接管古巴的速度，而只是想知道美国人占领该岛能有多快。马利诺夫斯基对此心知肚明，他回答说大概需要 4 天，又或许是 1 周。“你现在明白了吗？”赫鲁晓夫对米高扬说，“我们别无选择。”赫鲁晓夫内心其实期待着美国的入侵行动，并准备以此要挟和恫吓这位党和政府领导层中唯一的异见者，让他屈服。但米高扬仍然不肯松口。
米高扬几年前曾访问古巴，他认为这次行动不可能做到完全保密，并且这些导弹一旦被部署，就很难逃过美军的侦察。“我告诉他，”米高扬回忆说，“我在 1960 年亲眼所见，在古巴没有树林可以隐藏导弹发射装置，只有一些彼此相距很远的棕榈树。”米高扬还补充道，这些棕榈树“光秃秃的”，只有顶部有叶子。主席团成员都去过位于苏联亚热带地区的黑海度假胜地索契（Sochi），知道棕榈树长什么样子。对此，他们无言以对。“我还告诉他们，”米高扬说，“贸然行动会导致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很可能会对我们的导弹发动攻击，并在几分钟内摧毁它们。”他建议与会人员考虑遭到打击后要如何应对：“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忍气吞声，我们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甚至还可能失去古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还是说通过核打击来报复美国？这将意味着发动一场战争。” [10]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米高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支持。赫鲁晓夫让其新任命的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参加了这次会议。赫鲁晓夫对他说：“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为了帮助古巴，拯救古巴革命，我们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个计划让阿列克谢耶夫这个古巴问题权威专家大吃一惊。“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菲德尔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同意吗？”阿列克谢耶夫是一名即将成为外交官的前克格勃官员，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外交技巧回答：卡斯特罗正在带头反对其他国家在拉丁美洲建设军事基地，并试图迫使美国人退出关塔那摩，因此，对他而言，同意苏联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将与他自己的政策背道而驰。
听罢，赫鲁晓夫沉默了。察觉到自己呈报的“阿纳德尔”行动方案的处境岌岌可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立刻发动了攻势，试图威逼阿列克谢耶夫赞同这项计划。“如果像你说的，他们不同意，那他们是在搞哪门子革命？”马利诺夫斯基怒吼道，“我在西班牙打过仗，虽然那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的帮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古巴更应该这样做！”如果如赫鲁晓夫所言，苏联拯救古巴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那么，按照马利诺夫斯基的逻辑，社会主义古巴怎么能拒绝苏联的导弹呢？面对意识形态的争论，阿列克谢耶夫也沉默了。此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站了出来，为阿列克谢耶夫辩护，他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卡斯特罗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大胆举措。赫鲁晓夫则表示希望阿列克谢耶夫施以援手，帮助即将前往哈瓦那的苏联政治军事代表团说服卡斯特罗，让他接受苏联的核导弹部署方案。 [11]
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他建议继续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但推迟最终执行时间。他对米高扬说：“我们别再谈这个了。我们会征求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我们将派比留佐夫和他的专家们去古巴勘察适合隐蔽导弹发射装置的地点，以免美国飞机发现它们。”伊万诺夫在笔记中潦草地写道：“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发言的人都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内容是：会议一致通过‘阿纳德尔’行动，这份文件保存在国防部，征得卡斯特罗的同意后正式生效。”米高扬的反对意见起到了一些作用。他现在一方面寄希望于卡斯特罗会拒绝这个方案，另一方面也希望比留佐夫此行能够证实古巴的地理条件根本不适合隐藏导弹。 [12]
会议结束之前，赫鲁晓夫做了总结发言，再次强调了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必要性。几十年后，阿列克谢耶夫回忆并复述了赫鲁晓夫当时的发言：“为了一雪猪湾战败之耻，美国人将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对古巴进行干预，而不是借助雇佣军的帮助。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这一点。必须让美国人明白，在进攻古巴时，他们不仅要对付一个顽强奋战的国家，还要应对苏联的核力量。必须要把美国针对古巴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代价提高到最大限度，在某种程度上，要让美国对古巴的威胁与我们对美国的威胁对等。可想而知……只有在古巴领土上部署带有核弹头的导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13]
阿列克谢耶夫说，赫鲁晓夫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论述“拯救古巴”的必要性上，而是继续谈到了苏联和美国在核武库规模上的差距，并坚称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将使两国的核震慑能力重新恢复平衡。“因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多用途导弹设施已经对苏联形成了环抱之势，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尝尝自己酿下的苦果，也让他们感受一下成为核武器打击目标的滋味。”赫鲁晓夫特别提到了美国部署在意大利、西德和土耳其的导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十分关注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并曾警告赫鲁晓夫，这些导弹可以在 10 分钟内打到苏联领土。由于苏联弹道导弹还要经过数年的发展才能抗衡美国“民兵”导弹，目前要对“木星”导弹进行反制，只能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实现。赫鲁晓夫显然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此外，赫鲁晓夫认为，采取这种措施来应对美国的核威胁不太可能引发核战争。毕竟，苏联已经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的事实。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结束时表示，他相信“务实的美国人不会冒无谓的风险，就像我们现在无法对美国部署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用以针对苏联的导弹采取任何行动一样”。他还补充道：“毕竟，美国那些明智的政治家们的想法应该和我们的一样。”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总统和他在民主党中的支持者们都是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不会希望因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影响他们在 11 月进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这也让赫鲁晓夫进一步重申必须确保行动的保密性。他说：“尤其重要的是，要避免在美国的政治热情达到顶峰时，也就是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公开导弹部署的消息。”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帮助几天后即将启程前往古巴的苏联代表团明确了立场和职责。该代表团团长由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沙罗夫·拉希多夫担任。名义上，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为古巴提供经济而非军事援助。核导弹部署的相关事宜由比留佐夫元帅负责，他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此外，苏联新委派的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也随代表团到达古巴。在代表们启程前，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为他们饯行。据阿列克谢耶夫回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洋溢着一种轻松、“完全和谐”的气氛。那位成功让反对派噤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发表了欢送辞。随后，代表团踏上了旅程。 [14]
1962 年 5 月 28 日，包括拉希多夫、比留佐夫、阿列克谢耶夫在内的苏联代表团启程前往几内亚。几内亚位于西非，1958 年脱离法国独立，1962 年时与苏联结盟。由于苏联和古巴之间没有直达航班，未来要前往“自由之岛”的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军官要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中转。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代表团就抵达了哈瓦那。阿列克谢耶夫要求劳尔·卡斯特罗立即安排代表团与他哥哥会面，当天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会见了这些来自苏联的贵宾。一切进展顺利，所有计划都在加速推进中。 [15]
当时，导弹取代了经济援助，成为苏古会议的首要议题。代表团团长拉希多夫很少讲话，主要由比留佐夫代表苏方发言。会谈中，古巴人都在认真记录，这是阿列克谢耶夫第一次看到他们做记录。阿列克谢耶夫在会谈中还充当翻译的角色。比留佐夫首先表达了苏联对古巴面临美国入侵威胁的关切，并询问卡斯特罗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局面。卡斯特罗知道苏联有更大的筹谋，因此并未要求苏联提供更多军事援助，而是直奔主题，提出了他最大的诉求，那就是与苏联签署同盟协议，以确保苏联会在美国入侵古巴时提供保护。卡斯特罗将古巴归入社会主义阵营，并希望效仿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间达成的协议，也与苏联签署类似于北约宪章第五条（一个缔约国遭受的攻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的盟约。卡斯特罗在多年以后回忆自己在会议上说过的话：“让美国明白，入侵古巴就意味着与苏联开战，这将是阻止它入侵古巴的最好办法。” [16]
比留佐夫要么是没有明白卡斯特罗这句话的真正意图，要么就是压根不愿接受这个提议。他借卡斯特罗的话来“推销”自己的解决方案—导弹。“但具体要如何做呢？”比留佐夫问道，他是在问卡斯特罗要如何让美国明白攻击古巴将意味着同苏联开战。“必须做些具体的事情来昭示这一点。”比留佐夫继续说。根据阿列克谢耶夫回忆，比留佐夫表示“苏联政府准备尽其所能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如果我们的古巴朋友认为中程弹道导弹能够有效震慑潜在的入侵者，那么我们也会考虑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17]
当卡斯特罗保持沉默时，阿列克谢耶夫感觉到了比留佐夫的紧张不安。“他的任务是提议在古巴部署战略导弹，他那时可能担心我们会不同意。”卡斯特罗多年以后回忆说。尽管始料未及，但当时决定权回到了卡斯特罗手中。比留佐夫的提议表明苏联对古巴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5 月初，卡斯特罗还因苏联不愿提供足够数量的索普卡海岸防御反舰导弹帮助其抵御可能的入侵而满腹牢骚（苏联只提供了一套索普卡导弹，而非三套）。可是，突然之间，苏联人就提出要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此外，正如阿列克谢耶夫之前提醒赫鲁晓夫的那样，对于正带头反对外部势力在拉丁美洲建设军事基地的卡斯特罗而言，这项提议有可能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压力。卡斯特罗一时间有太多事情要消化和考虑。 [18]
卡斯特罗决定要仔细斟酌。他承诺古巴领导层将讨论这一提议，并会尽快做出正式回应。他本人似乎并不抵触苏联的提议。很快，卡斯特罗就想出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办法，以避免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与他反对他国在拉丁美洲设立军事基地的主张相冲突。他表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不只是在保护古巴，更是在捍卫世界共产主义的硕果。他对苏联代表团说：“这个想法很不错，因为除了捍卫古巴革命，它还将服务于全世界正在与无耻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保障他们的利益，美帝国主义正试图支配全世界。”卡斯特罗还向苏联代表们询问了即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数量和威力。
第二天，也就是 1962 年 5 月 30 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领导层会议。切·格瓦拉也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创立的“初代”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布拉斯·罗加。他曾在 1961 年 10月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并将象征古巴革命的旗帜交给了赫鲁晓夫。此时卡斯特罗已经确信，必须利用导弹来保卫他的政权。于是，他在会上做了详细的说明，希望参会者能够接受这项提议。“我们不是真的喜欢导弹，”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们是从道德、政治和国际道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提议。卡斯特罗在当天会见了比留佐夫。“如果这将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次要的一方面—有助于保卫古巴，不论需要部署多少导弹，我们都欣然接受。即使你们要送来 1000 枚，我们也没有二话。”他向比留佐夫元帅承诺。 [19]
顺利通过卡斯特罗这关，比留佐夫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项任务。他的另一项任务是确定这些导弹可否在不被美国人发现的情况下完成部署。5 月 31 日，也就是得到卡斯特罗允诺的第二天，比留佐夫便同古巴国防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一起着手考察适合部署导弹的地点。劳尔此时才知道，运往古巴的导弹长度均超过 20米（R-12 的实际长度超过 22 米，R-14 则超过 24 米）。后来，他向卡斯特罗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认为苏联不可能在不被美国察觉的情况下完成部署。实地考察之后，比留佐夫当然知道古巴的棕榈树不可能隐藏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导弹设施，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 [20]
“阿纳德尔”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格里布科夫将军在 1962 年秋天到达古巴时，才发现那里缺少天然植被的掩护。由于不方便批评他的上司比留佐夫，他转而指责代表团的“专家”，并哀叹：“他们认为仅凭那里的棕榈树林就能轻松、秘密地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多么的无知。”赫鲁晓夫派比留佐夫去古巴是为了确保“阿纳德尔”行动的顺利开展。如果卡斯特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这个提议，比留佐夫可能会考虑告知赫鲁晓夫古巴不适合隐蔽导弹的事实，但古巴领导人接受了导弹部署方案，比留佐夫可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别无选择。他回到莫斯科，报告了两个好消息：第一，卡斯特罗同意部署导弹；第二，古巴的地形适合隐蔽导弹。 [21]
1962 年 6 月 10 日，比留佐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工作汇报。在他的汇报结束后，赫鲁晓夫走上了讲台。一份简短的会议笔记记录了他讲话的要点：“持续推进这项工作，我认为我们会取得这次行动的胜利。”这也意味着赫鲁晓夫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以及他的主要反对者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失败。“不仅卡斯特罗同意了，而且古巴的地表环境也适合伪装导弹，”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我其实不相信这个结论。”与此同时，欢欣鼓舞的赫鲁晓夫致信卡斯特罗，表示他十分满意代表团的访问成果，并对卡斯特罗接受导弹部署的决定感到欣慰。赫鲁晓夫还声称，这“意味着古巴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共同的事业也将取得更大的成功”。相较于卡斯特罗强调该行动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好处，赫鲁晓夫则是把古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共产主义的共同立场放在了第二位。尽管观念上略有差异，但他们在部署导弹这一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阿纳德尔”行动可以正式启动了。 [22]
[1] Khrushchev Remembers ，547-548.
[2]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residium Protocol 32,” May 21,1962，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RGANI，F. 3，Op. 16，D. 947，Ll. 15-16，trans.and ed. Mark Kramer，with assistance from Timothy Naftali,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065. Cf.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ed. Aleksandr Fursenko (Moscow，2003)，556;Fursenko and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180; Sergo Mikoyan， The Soviet Cuban Missile Crisis: Castro, Mikoyan，Kennedy，Khrushchev，and the Missiles of Novemb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Stanford，CA，2014)，93.
[3] Cited in Mikoyan， The Soviet Missile Cuban Crisis ，91-93.
[4] Mikoyan， The Soviet Cuban Missile Crisis ，92;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556.
[5] John Erickson，“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 in Harold Shukman，ed.， Stalin’s Generals (New York,1993); “Malinovskii，R. Ya,” in A. N. Kutsenko， Marshaly i admiraly flota Sovetskogo Soiuza. Forma, nagrady，oruzhie (Kyiv，2007)，232-241; “Biriuzov，Sergei Semenovich,” Geroi strany， http://www.warheroes.ru/hero/hero.asp?Hero_id=717.
[6] Priscilla Roberts，ed.，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Guide (Santa Barbara，CA，2012),72-74; Anatolii Gribkov，“Karibskii krizis,”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92，no.10: 41.
[7] R. Malinovsky and M. Zakharov，“Memorandum on Deployment of Soviet Forces to Cuba,” May 24,1962，in Raymond L. Garthoff，“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Khrushchev，Nuclear Weapons，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1 (Winter 1998)，251-262，here 254-256，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CWIHP_Bulletin_11.pdf.
[8]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556.
[9] S. P. Ivanov，“Untitled notes on the back of the May 24 Memorandum to Khrushchev,” in Garthof，“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56-257;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556.
[10] Mikoyan， The Soviet Missile Cuban Crisis ，96-97.
[11] Gribkov，“Karibskii krizis,” 45; Fursenko and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179-180.
[12] Gribkov，“Karibskii krizis,” 45; Mikoyan， The Soviet Missile Cuban Crisis ，97.
[13] A. I. Alekseev，“Karibskii krizis: kak ėto bylo,” in Otkryvaia novye stranitsy... Mezhdunarodnye voprosy: sobytiia i liudi ，comp. N. V. Popov (Moscow，1989),157-172，here 160.
[14] Fursenko and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181-182.
[15] Acosta， October 1962 ，100.
[16] Fursenko and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187; Fidel Castro in Carlos Lechuga，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trans. Mary Todd (Melbourne and New York，2001)，24.
[17] Castro in Lechuga，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24; Alekseev，“Karibskii krizis: kak ėto bylo,” 161.
[18] Alekseev，“Karibskii krizis: kak ėto bylo,” 161; Castro in Lechuga，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24.
[19] Castro in Lechuga，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25; Acosta， October 1962 ，101-103.
[20] Acosta， October 1962 ，103.
[21] Anatolii Gribkov，“Karibskii krizis,”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92，no. 11: 37.
[22] “Central Commi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residium Protocol，no. 35，June 10,1962,” trans. and ed. Mark Kramer，with assistance from Timothy Naftali，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5066; Mikoyan， The Soviet Missile Cuban Crisis ，97; Fursenko and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