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荒,豆秸垛和麦秸垛,是秋天和夏天的两种意象。
不过,我只留意过豆秸垛,没怎么留意麦秸垛。那时候,我们二队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一个豆秸垛,很少见有麦秸垛的。我们知青食堂前面,要左右对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顶,快赶上白杨树高了。这些豆秸,要用整整一年,烧火做饭,烧炕取暖,都要靠它。麦秸垛,一般只是堆在马号牛号旁,喂牲畜用,不会用它烧火做饭取暖。因为它不如豆秸经烧,往灶膛里塞满麦秸,一阵火苗过后,很快就烧干净了,只剩下一堆灰烬,徒有热情,没有耐力。
返城后很多年,看到了梵高的速写,和莫奈以及毕沙罗的油画,很多幅画中有麦秸垛,一堆堆,圆乎乎,胖墩墩,蹲在收割后的麦田里,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才发现麦秸垛挺漂亮的,而我当初忽略了它的存在。只顾着实用主义用它喂牲畜,不懂得它还可以入画,成为审美的浪漫主义的作品。
后来看到文学作品,大概是铁凝的小说,她称麦秸垛是矗立在大地上女人的乳房。这样的比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尽管我在北大荒经历过好几年麦收。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比喻新鲜,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让我忍不住想起当年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弯腰挥舞着镰刀也抖动着乳房的能干的当地妇女。
再后来,看到聂绀弩的诗,他写的是北大荒的麦秸垛:“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逦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他写得要昂扬多了,长城、黄金和金字塔一连串的比喻,总觉得压在麦秸垛上,会让麦秸垛力不胜负。不过,也确实让我惭愧自己当年在北大荒收麦子时缺乏这样的想象力。
但是,对于豆秸垛,我多少还是有些想象的。那时看它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阳光照射下,一个高个子女人似的,健壮挺拔,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当然,比起麦秸垛的金碧辉煌,豆秸垛灰头灰脸的,像土拨鼠的皮毛。只有到了大雪覆盖的时候,我才会为它扬眉吐气,因为那时候,它像我儿时堆起的雪人,一身洁白,站在各家门前,像守护神。
用豆秸,是有讲究的。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落下,有节奏地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从上面塌下来。在这一点上,无论绘画还是文学再如何美化的麦秸垛,都无法与之相比。很简单,如果是麦秸垛,底下扒掉一层,早就像一摊稀泥,坍塌得一塌糊涂,因为麦秸太滑,又没有豆秸枝杈的相互勾连。所以,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的时候,豆秸垛都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时那样,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
因此,垛豆秸垛和垛麦秸垛,完全是两回事。
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大豆收割完之后,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去地里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的老师。
不能怪我偏心眼儿,对豆秸垛充满感情。这样的感情,不仅来自艺术感方面,也来自情感方面。
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秋收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要顶着星星,出工割豆子,每人一条垄。一条垄,八里长,割完一条垄,快手能赶在日头落前,慢手得要到月亮出来了。
我属于慢手,常常是全队的人都割完,收工回家吃晚饭了,我还撅着屁股,挥着镰刀,在地里忙乎着。直直腰身,望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豆地,黑乎乎地笼罩在迷蒙的月光中,心里涌出一种绝望的感觉。偌大的豆子地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秋风掠过豆秸梢,干透的豆子在豆荚里哗啦啦直响,想起第一次割豆子时自己曾经写过的“大豆摇铃”之类的诗句,不禁哑然失笑。
有一天晚上,由于头天刚下过一场雨,地里有些泥泞,割豆子便更显得艰难。人们都已经收工了,我还在豆地里盘桓。
上弦月早就升起来,由于有雾,光线不亮,朦朦胧胧地洒在已经结霜的豆秸上,斑驳之中,银光闪闪的,像眼泪晶莹在闪烁。
已经是阴历的九月初,北大荒的天气很冷了,晚风吹过,更多凉意和凄清。豆秸上有刺,上霜后变得坚硬扎人,我没有戴手套,手心、手背扎得火燎一样疼。
咬咬牙,还得继续往前割,一定要割到头,否则更会遭人嘲笑。现在想想,那一晚的情景,多少有些悲凉,一片割不完的豆地,一弯凄清的月牙,一个孤独的人影。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唰唰的声音。
起初,我以为是风渐大了,吹过豆秸的声响;但仔细听,不像,因为那唰唰的声音很有节奏。我站在豆地里,很有些奇怪,想再好好听听,怕是钻出来一条獾或狐狸。这在北大荒的秋夜里,是常有的事。
很快,一个人头在豆秸上浮动,是一头长长的秀发,暗淡的月光下勾勒出朦胧的轮廓。是个女人。很快的速度,她前面的豆子纷纷倒地,她扬起脸来,站在我的面前,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秀气的脸上淌着汗珠,月光下,晶莹透亮。娇小玲珑的身材,和四围阔大无边的豆地和幽幽的黑夜,对比得那么不成比例,那么醒目。
我认出她来,是刚从北京到我们队上“69届”的小知青。她到我们队才两个多月,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甚至叫不出她的名字。
很久很久以后,她对我说,她刚来到我们队上,第一次见到我,是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笨手笨脚地缝衣服,我们队上的农业技术员老韩远远地指着我对她说:“他是北京二十六中的高中生,很有才。”就是这简单的“很有才”三个字,害了她,让她竟然割完了自己的那一垄豆子之后,又跑过来帮助我割。
我在北大荒整整六年,割过很多次豆子或麦子,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帮助我割豆子。是这样一个娇小的小姑娘,刚来我们队两个多月的,和我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小姑娘。
割完了一垄豆子,要往回走八里地,才能回到队上吃晚饭。路上,她把她手上戴着的一副手套递给我,说豆子扎手,戴上手套好些。
我看看手套,是一副白线手套,但每个手指上都粘有一小块黑色的胶皮。刚要对她说:“给了我,你戴什么?”她就说话了:“我还有。”
就这样,我们一起走了八里地的夜路,上弦月在我们的头顶,无边的荒原,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再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默默地走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为此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事后,我才知道,因为她和我的接触,引起队上头头和工作组的注意。他们的联想和想象力,远比我更为丰富。一对年轻男女在旷野豆地又是在幽暗的黑夜里的相遇,八里地的长途漫步,以后又频繁往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是顺理成章,还要费口舌再去说吗?
于是,工作组找她谈话。为了增加震慑力,也为了确保一战功成,工作组还特意请来农场保卫处处长坐镇。
那一晚,是数九寒冬北大荒最冰冷的时候,纷纷扬扬的大烟泡儿,没有阻挡保卫处处长从十六里外的农场场部赶到我们的队上。在和知青宿舍一道之隔的队部里,一盏昏黄的马灯前,保卫处的处长,工作组的组长,我们二队的队长,几个大老爷们儿,对付一个娇小的小姑娘。但再怎么逼问,她就说了句:根本没有的事,我交代什么?任凭他们怎么红白脸轮番上阵,她只是哭,再不说一句话。
在压力面前,有人选择顺从,有人选择屈服,有人选择背叛,有人选择躲避,有人选择坚持。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她还不到十七岁。很多时候,我会想,如果那个风雪呼啸的夜晚,那盏昏黄的马灯前,换成是我,我会怎么样?我能和她一样吗?
由于她的坚持,我幸免于难。
第二年,刚刚开春的一个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眼睛聚光灯似地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
抬头一看,在我前面不远食堂的豆秸垛旁,站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饭盒。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在那里等着我。
是她,她可真会找地方,她身后的豆秸垛,是那样地醒目,让我想起秋收她帮我割豆子接垄时相遇的那个结霜的夜晚。似乎那是一场戏的开头,这时候收割完的豆荚垛起来的豆秸垛,成了她特意选择的一个明亮的收尾。
那一刻,那个褐色有些像经冬后发旧狍子皮的豆秸垛,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了一个个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在看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我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那时候,她才刚满十七岁啊。
什么叫作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个成语,也记住了她和北大荒那个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那是1970年的春天,整整五十年前的春天。北大荒的豆秸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