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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过年了。又想起饺子。饺子，是过年的标配，是过年的主角，是过年的定海神针。不吃饺子，不算是过年。
五十三年前
，我在北大荒，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很想家。刚到那里不久，怎么能请下假来回北京？那时候，我在北大荒，弟弟在青海，姐姐在内蒙古，家里只剩下了父母两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天远地远，心里不得劲儿，又万般无奈。
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大年三十的黄昏，我的三个中学同学，一个拿着面粉，一个拿着肉馅，一个拿着韭菜（要知道，那时候粮食定量，肉要肉票，春节前的韭菜金贵得很呀），来到我家。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起，包了一顿饺子。
面飞花，馅喷香，盖帘上，码好的一圈圈饺子，围成一个漂亮的花环；下进滚沸的锅里，像一尾尾游动的小银鱼；蒸腾的热气，把我家小屋托浮起来，幻化成一幅别样的年画一般，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
这大概是父亲和母亲这辈子过年吃的最滋味别具的一顿饺子了。
那一年的年三十，一场纷飞的大雪，把我困在了北大荒的建三江。当时，我被抽调到兵团的六师师部宣传队，本想年三十下午赶回我在的大兴岛二连，不耽误晚上的饺子就行。没有想到，大雪封门，漫天刮起了大烟泡，汽车的水箱都冻成冰坨了。
师部的食堂关了张，大师傅们早早回家过年了，连商店和小卖部都已经关门，别说年夜饭没有了，就是想买个罐头都不行，只好饿肚子了。
大烟泡从年三十刮到了年初一早晨，我一宿没有睡好觉，早早就冻醒了，偎在被窝里，不肯起来，睁着眼，或闭着眼，胡思乱想。
九十点钟，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然后是大声呼叫我名字的声音。由于大烟泡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了碎片，断断续续，像是在梦中，不那么真实。我非常奇怪，会是谁呢？这大雪天的！
满怀狐疑，我披上棉大衣，跑到门口，掀开厚厚的棉门帘，打开了门。吓了我一跳，站在门口的人，浑身厚厚的雪，简直是个雪人。我根本没有认出他来。等他走进屋来，摘下大狗皮帽子，抖落下一身的雪，才看清，是我们大兴岛二连的木匠赵温。天呀，他是怎么来的？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莫非他是从天而降不成？
我肯定是瞪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瞪得他笑了，对我说：赶紧拿个盆来！我这才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大饭盒，打开一看，是饺子，个个冻成了邦邦硬的坨坨。他笑着说道：“过七星河的时候，雪滑，跌了一跤，饭盒撒了，捡了半天，饺子还是少了好多，都掉进雪坑里了。凑合吃吧！”
我立刻愣在那儿，望着一堆饺子，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他是见我年三十没有回队，专门给我送饺子来的。如果是平时，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可这是什么天气呀！他得多早就要起身，没有车，三十里的路，他得一步步地跋涉在没膝深的雪窝里，走过冰滑雪深的七星河呀。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和赵温用那只盆底有朵大大的牡丹花的洗脸盆煮的饺子。饺子煮熟了，漂在滚沸的水面上，被盛开的牡丹花托起。
忘不了，是酸菜馅的饺子。
齐如山先生当年说，他曾经吃过一百多种馅的饺子。我没吃过那么多种馅的饺子。我也不知道，全国各地的饺子馅，到底有多少种。不过，我觉得馅对于饺子并不重要。饺子过年，其中的馅，可以丰俭由人，从未有过高低贵贱之分。过去，皇上过年吃饺子，底下人必要在馅中包上一枚金钱，而且，金钱上必要镌刻上“天子万年”“万寿无疆”之类过年的吉祥话，讨皇上欢喜。穷人过年，怎么也得吃上一顿饺子，哪怕是野菜馅的呢。
叶派小生毕高修先生曾告我这样一桩往事：他和京剧名宿侯喜瑞先生，同在落难之中，结为忘年交。大年初一，客居北京城南，四壁空空，凄风冷灶，两人只好床上棉被相拥，惨淡谈笑过残年。忽然，看到墙角里有几根冻僵了的胡萝卜，两人忙下地，拾起胡萝卜，剁巴剁巴，好歹包了顿冻胡萝卜馅的饺子，也得过年啊。
馅，可以让饺子分出价值的高低，但作为饺子这一整体形象，却是过年时不分贵贱的最为民主化的象征。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花边饺》，后来被选入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写的是小时候过年，母亲总要包荤素两种馅的饺子。她把肉馅的饺子都捏上花边，让我和弟弟觉得好看，连吃带玩地吞进肚里，自己和父亲吃素馅的饺子。那是艰苦岁月的往事。
长大以后，总会想起母亲包的花边饺。大年初二，是母亲的生日。那一年，我包了一个糖馅的饺子，放进盖帘一圈圈饺子之中，然后对母亲说：“今儿您要吃着这个糖馅的饺子，您一准儿是大吉大利！”
母亲连连摇头笑着说：“这么一大堆饺子，我哪儿那么巧能有福气吃到？”说着，她亲自把饺子下进锅里。饺子像活了的小精灵，在翻滚的水花中上下翻腾。望着母亲昏花的老眼，我看出来，她是想吃到那个糖饺子呢！
热腾腾的饺子盛上盘，端上桌，我往母亲的碟中先拨上三个饺子。第二个饺子，母亲就咬着了糖馅，惊喜地叫了起来：“哟！我真的吃到了！”我说：“要不怎么说您有福气呢？”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其实，母亲的眼睛，实在是太昏花了。她不知道我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用糖馅包了一个有记号的花边饺。第二年的夏天，母亲去世了。
在北大荒，有个朋友叫再生，人长得膀大腰圆，干起活来，是二齿钩挠痒痒——一把硬手。回北京待业那阵子，他一身武功无处可施，常到我家来聊天，一聊聊到半夜，打发寂寞时光。
那时候，生活拮据，招待他最好的饭食，就是饺子。一听说包饺子，他就来了情绪，说他包饺子最拿手。在北大荒，没有擀面杖，他用啤酒瓶子，都能把皮擀得又圆又薄。
在我家包饺子，我最省心，和面，拌馅，擀皮，都是他一个人招呼，我只是搭把手，帮助包几个，意思意思。
他一边擀皮，一边唱歌，每一次唱的歌都一样——“嘎达梅林”。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他一边唱，还要不时腾出一只手，伸出来，随着歌声，娇柔地做个兰花指状，与他粗犷的腰身反差极大，和“嘎达梅林”这首英雄气魄的歌反差也极大。
每次来我家包饺子的时候，他都会问我：“今儿包什么馅的呀？”
我都开玩笑地对他说：“包‘嘎达梅林’馅的！”
他听了哈哈大笑，冲我说：“拿我打镲！”
擀皮的时候，他照样不忘唱他的“嘎达梅林”，照样不忘伸出他的兰花指。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生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儿子北大西语系毕业，很有出息，特别孝顺，还能挣钱，每月光给他零花钱，出手就是五千，让他别舍不得，可劲地花，对自己得好点儿。他很少来我家了，见面总要请我到饭店吃饭，便再也吃不到他包的“嘎达梅林”馅的饺子了。
孩子在美国读博，毕业后又在那里工作，前些年，我常去美国探亲，一连几个春节，都是在那里过的。过年的饺子，更显得必不可少，增添了更多的乡愁。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在过年的那一刻，乡愁就是一顿饺子，比邮票更看得见、摸得着，还吃得进暖暖的心里。
那是一个叫作布鲁明顿的大学城，很小的一个地方，全城只有六万多人口，一半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全城只有一个中国超市，也只有在那里可以买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这是包饺子必备的老三样。为备好这老三样，提早好多天，我便和孩子一起来到超市。
超市的老板是山东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因为常去那里买东西，彼此已经熟悉。老板见我进门先直奔大白菜和韭菜而去，笑吟吟地对我说：“过年包饺子吧？”我说：“对呀！您的大白菜和韭菜得多备些啊！”他依旧笑吟吟地说：“放心吧，备着呢！”
那一天，小小的超市里挤满了人，大多是中国人，来买五花肉、大白菜和韭菜的。尽管大家素不相识，但望着各自小推车中的这老三样，彼此心照不宣，他乡遇故知一般，都像老板一样会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