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脉络

一、数字经济发展脉络

在数字经济概念出现之前，信息经济和互联网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影响较为深远，笔者认为，信息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分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过渡时期，如图1-8所示。信息经济出现较早，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这为数字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深入发展，诞生了互联网经济，推动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成长。而数字经济并不仅仅指代某些产业，而是成为影响各行各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流经济形态。

1．奠基时期：信息产业为数字经济奠基

信息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学家们对于知识生产相关内容的研究推动了信息经济概念的形成。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尤里·波拉特（Marc U.Porat）陆续编写了9卷《信息经济》（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对信息活动、信息资本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信息经济所涉及的重点是信息产业部门经济，即信息产业经济 ^[7] 。信息经济对数字经济的奠基意义在于以下3点：一是信息技术向其他行业逐渐渗透；二是信息产品和知识成为重要资源；三是信息产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成为独立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第四产业”，如图1-9所示。

2．成长时期：互联网经济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首次用《OECD互联网经济展望》系列丛书替代了《OECD信息技术展望》系列丛书。与信息经济这一概念相比，互联网经济能够更为直观地体现出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 ^[8] 。可见，互联网经济成了继信息经济之后又一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互联网经济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大批互联网企业迅速成长，如Alphabet、Amazon、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其市值、营业收入等多项指标甚至超过了诸多实体产业，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成为拉动区域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些企业的带动下，互联网产业的规模和市场不断扩大，为后续的数字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赋能。互联网能够实现广泛影响的重要因素就是互联网技术具有通用性，通过“互联网+产业”的模式来释放数字技术的价值和传统产业的潜力，如特斯拉虽然从事实体制造业，但是很难将其归为传统的汽车厂商，因为特斯拉汽车的制造、服务和营销模式有着浓厚的互联网色彩，而这一特点使其成为汽车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总体来讲，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为数字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得以诞生，数字技术也更为深入地渗透到各行各业中，推动着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发展。

3．主流时期：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扩散与应用，数字经济的概念也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人们开始意识到数字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术语，还代表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向。

第一，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工业经济时期，农业完成了机械化改造，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因为机械取代了人力，而在数字经济时期，算力将会取代或者部分取代人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同时，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于数字经济，这就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要完成数字化转型，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要依靠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二，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经济时期，手工作坊、家庭式集体农耕是主流；工业经济时期，工厂制度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而在数字经济时期，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代表的各种数字平台将成为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

第三，从文明的角度理解，数字经济是数字革命的成果，与数字文明相伴而生，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一是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农业经济时期，社会发展比较稳定，要用千年时间才能看出其变化；工业经济时期，社会发展变化速度较快，要用百年时间才能看出其变化；数字经济时期，社会发展变化速度更快，只要用十几年时间就能看出其变化 ^[9] 。二是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映射，数字技术加速渗透实体空间。在生活上，网络空间活动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在社会治理上，更多线下业务转为线上业务，数字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型方向；在生产上，数字孪生、产业互联网等技术推动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三是就业形态发生显著改变。农民在农业经济时代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到了工业经济时期，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而数字经济时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劳动者的作业方式、工作模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

我国早期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主要围绕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展开。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呈现出范围广、业态新、内涵多元的特点。

1．数字经济前期政策

1993年，我国开始启动“三金工程”，其目标是建设中国的“信息准高速国道”，这也意味着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拉开帷幕。1994年4月，我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推动了民用、商用互联网的发展。1998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成立了“信息产业部”，主要负责研究拟定国家信息产业相关战略与政策，并对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和软件服务业进行监管。这一时期，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场逐渐繁荣。信息产业部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转型。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党的十七大于2007年明确指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性。这一指示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政府将有关部门整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体现了信息化和工业化间的密切关系。

2012年，伴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的工业信息化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政策重心不再局限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而是强调借助“两化”更好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即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着力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此时，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在官方政策文件的表述中逐渐清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通信技术产业体系构建被提上日程。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建设数字中国，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这表明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踏上了新征程，如图1-10所示。

2．“十三五”之后的数字经济政策

党的十九大之后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更加明确，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转变上：一是从信息技术转变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现代化数字技术；二是重新认识数据的功能不单是信息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作用于生产；三是从原来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转变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四是将数字经济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图1-11所示。

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包括深度推进数实融合，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中国等相关内容，如图1-12所示。

2022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出台，明确了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构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四梁八柱如图1-13所示。

3．数字经济政策演变过程的4个特征

从信息经济到互联网经济再到数字经济，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立足于实践、契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通过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可以概括出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4个演变特征。一是技术经济范式导向突出，政策关注的方向从知识化、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变，强调发展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这体现了政府对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以引领经济发展朝着更加智能、高效和创新的方向迈进。二是数据价值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三是“两化融合”到“四化发展”，早期的政策关注的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当前数字经济政策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价值化等多个维度。四是数字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政策文件中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阶段性任务更加明晰和具体。

4．数字经济带来新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全球化发生变化。科技历经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和数字化4次变革，全球化形态和特征也随之改变。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全球贸易以煤炭、贵金属、农产品和少量手工艺品为主要商品。这一时期，全球化还没有真正实现，在当时殖民体系是全球化的治理体系。19世纪后期，电气化革命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生产力先进的地区产生了过剩的工业品，开始向落后地区倾销。落后地区以低价出售能源、矿产资源和农产品，生产力先进的地区以高价出售成本相对低廉的工业品，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加剧。20世纪后期，生产力先进的地区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后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更高，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生产力先进的地区提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雄厚的资本，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优势、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导，部分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治理体系。21世纪，全球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进入了全球化4.0时代，其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互联网企业成为推动全球化进展的新主体，促进了数据、技术、人才的全球流动；第二，数据在全球间的自由流动引起各国的关注，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受到全世界的重视；第三，区域间的联系增强，逆全球化的趋势出现；第四，产业链向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加速聚集，北美、东亚和欧洲成为全球创新和贸易的热点地区；第五，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新兴经济体成为解决区域问题乃至国际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表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