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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社科院张聪明教授为我费心整理）
端午将临，话说端午的人又多了起来。
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明源远，但中国人对自己的节日似乎就没有说清楚过。前不久说清明、寒食节与上巳日，就说得一塌糊涂。这一次，或者说每一年重说一次端午，也是越说越糊涂，没见能说清的。
究其原因，还是历史太久远，民俗问题容易被正史忽略，没有准确记载，后人各说各的，自然是不管怎么说，总是说不清。但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端午节本来与屈原自溺无关，屈原只是选择了于端午这一天自尽，以表示自己刚正不阿。二、端午节起源与百越民族龙舟竞渡和吃粽子也无关，只能说，因为有了端午节，南方百越民族才在这一天龙舟竞渡和吃粽子，但是别忘了，我古秦民族，在端午节这一天吃的是“甜醅子”，其香甜只应天上才有。三、端午节无法用后来所有的十二月历解释清楚，并且越解释越糊涂。四、端午节应来源于夏历十月历法的传统。汉以后，废除周历与秦历，官方倡导夏历，即以十大天干纪月，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为十个月。如《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说“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
《内经·素问》篇中所讲的就是十月历法。关于夏历十月历法，近现代人已经模糊。查《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以立五行。”但到底是考定“星历”在前，还是立“五行”在前，上古文献一直含混。《管子·五行》曰：“黄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尤其从《周易》来看，“五”为天数，乃为中天之数，所以只要爻行之五，皆以中天之位断义。尤其在十大天干纪月的十月历法中，“五”为中天之数，十月历中的五月当然是一年中太阳运行至“中天”的位置。如果套用周历中的十二地支纪月，夏历是建寅月为正月，夏历的五月也正好是地支中的“午”月，所以民间误传为端午，其实应是端戊。近期流行解释“端午”的文章，将“端”都解释为初始，我不知他们都有何根据。“端”在上古或本义中，就是正的意思，端者，正也。“端午”就是端正的五月，是指一年十个月中，五月这个端正的一月。所以在端正的五月，并且在五月五日两个五重叠之日，屈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刚正不阿，正如司马迁所说，其与日月争光可也。
所有的天文星占时刻大器皆以这一月为中月。这个五月，可以想象，在夏历中多么重要，它是“允执厥中”之五，与其数相重的五日必定按照惯例，因其加持与隆重，成为庙堂与百姓共同看重的节日。
日月经天，四季兴替，五五相叠，至正佳期，浩然之气，殊可嘉许也。故曰，端午者，天地正气加持、嘉许、发扬光大之节日矣。
新中国成立后，旧体诗基本废掉，但能微弱传灯者大概也能找出几人。学人中旧体诗写得好的当然是陈寅恪，用典深沉，完全承续江西诗派风格。有人说江西诗派自黄山谷始，终于寅恪父陈三立，我看这延续了上千年的诗歌流派应由陈寅恪殿后。另外还有一文人聂绀弩，其诗虽语言流俗，但能抒情达意，尤其在苦难中的诗歌，以吟当哭，让人掩卷后仍然欲罢不能。常读古书，抒情写意就容易喜欢旧体诗。常有编辑向我约旧体诗，我说我很少写旧体，因我厌烦格律，尤其脑子里搞不准四声，几乎不分平仄，所以有时别人让我写对联，还要查《韵府》或字典。
二十多年以前我曾从德语翻译过一点荷尔德林的诗歌，国内对荷尔德林的兴趣多少年来基本局限于思想学术界，对荷尔德林的译介太少。当然也源于他心灵与诗歌都太艰涩的缘故。近日发现了一本王佐良的译本，也不敢确信他能译好，放在书案十多天，也未翻看，但今早随手披阅，发现他对荷诗的理解也不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不堪，这几句诗就翻译得流畅浅近：
无所不及的快乐
从善良的诸侯手中
缓缓流出
我未对照原文，但这样的句子，可以比较合适地进入人的内心，而不故作，不让人恶心。
西人对于中国的称呼中，“支那”“桃花石”似乎有据可解，但“契丹”的说法，可能并非来自那个契丹王朝，而是别有隐情。此文中的有关考据，应该是敝人2015年在中西交通史或蒙元学术史方面的一次重要收获。
此中天意固难明，某年丝绸之路文学论坛在某地召开，大部分人发完言后，一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言，说这个会既然是文学论坛，就必须紧扣主题谈文学。然后他就大谈现当代文学，除了列数自己读了多少现当代西部小说之外，再就是花言巧语胡绕一番。可惜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还值得一谈吗？丝绸之路此范畴离开了历史，可能就没有横空出世的现当代文学。事实上他的谈话提醒我当时想了两个问题。一、关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下可能尚无法步入学术的殿堂。二、以往的学术史，尤其是比较成熟的古典学术时代，文学一直未成独立的体系，在西方的学科设置中，其至今都与哲学纠缠在一起；在我国，最经典的诗歌，无疑属于六经的范畴，在孔子那里，修辞作为文的部分一直与史的概念相对立，所以才有文史之辨。两千多年后的清代，将宽泛的辞章皆划入集部，其实是经史子集无法拆分。因而，不要过于轻易地大讲文学的独立属性，尤其是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勿过于自信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太自负，我必定就会怀疑其基本为伪。
这样的时代，文学已经太轻、太微不足道。我希望能产生一些从自我封闭与象牙塔的世界中走出来的东西，重新刺痛我们。
说起注疏，我曾笺注过一部古文献，呕心沥血，耗费我数年时光，当工作过半时，有一天学会了上网，结果一调阅相关资料，我傻眼了，发现网上的信息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个人所拥有的，刹那间，我彻底崩溃，从此后再也没有动过那部注疏过半的典籍。文献注疏这件事，是我永远的痛。
格律诗词，唐以来之所以兴起，基本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原因。传统的科举制度设置人为的门槛，设定一定的规则，延续一千多年，与后来异军突起的八股文几乎具有相同的处境。随着科举制度衰落，八股与诗词格律如同妇女的裹脚也就随之式微。如果今日还有人再亦步亦趋填鸭式地写格律诗，那只能说妇女又开始缠起脚来了。不过从美学的意义上，缠了脚的妇女走起路来如玉树临风，金枝乱颤。如果有人愿意一试，可不妨一试耳。我们有的是舞台，可表演。正因为如此，写古体，我个人还是提倡大家写古风，不要自缚手脚。
徽宗皇帝，不爱江山，只爱词与画，是文字与绘画中的大帝，千年无类。他的《白玉楼赋》
闪亮当空，令余惊乍。
我任《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后，翻阅2017年第1期《中华辞赋》杂志，读袁行霈先生刊登于该刊的古体诗词28首，每首几为精品，而这首《听肖邦钢琴曲》的七古，尤其让人震撼。全诗共22联44句，首8联16句，将肖邦穿云裂石的乐曲化为大千世界的物象，时而怒涛卷雪，飞沙走石，时而声漏花外，春风漫过山岗。随着跌宕起伏的琴声，渐入中8联16句，在余音缭绕中概述肖邦多舛的命运。最后6联12句，作者边抒边议，恰逢节制，戛然而止。整首诗歌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如长虹贯空；想象力奇崛，然排奡而妥帖，在沿用古体形式的当代诗歌创作中，这首诗可谓黄绢幼妇辞，属轹古压今之作。
辞赋在古代属自由诗，在现当代，却守旧空泛而滥语堆积，希望能有所改进，真正能老树新芽，硬语盘空。
吾亦好古，但生之太晚。今早起床，看到一个考古学者大谈文化与考古，令仆突然想起两个疑问。一、甲骨文的问题。早在民国时代，章太炎等诸文字大家就曾对甲骨文有诸多怀疑，章一直认为甲骨文是来历不明的文字，甚至有人干脆认为是河南药贩子为造“龙骨”而造假。此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真假混同，另说。二、还有一疑问，就是颇为时髦的“清华简”，据说原出土于湖北，后被走私到香港，再经有识之士介绍，由清华斥巨资买下。买来后，研究发现是真的。有两个依据：第一，碳14测定；第二，文字专家考订。现在那些文字专家，没有让我信服的，他们的考订漏洞太多，不足以采信。至于这个碳14，只能根据几个已预设的要素测定年代，那么这个已预设的要素能不能造假？仆认为可以。其次，即使竹简为真，那么文字会不会是后来造假的呢？这个你无法排除。再次，近两千五百年以前的竹简，又埋在潮湿多积水的湖北江边，竟能保持如此完好，数量如此之大，这都值得让人惊奇与怀疑。
连“挥麈”都不识，接连写成“尘”的繁体兄。挥麈不识，看来魏晋不识，哪像摸过四库的人？他所说的陈垣和郭沫若也未有听说读完四库的，也没这个必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读即可”，“我有家学渊源”，话都不通，“家学渊源”只能是他人吹捧自己，哪有自己说自己伟大的？
《人民文学》杂志用“弄潮”一词给自己的活动命名，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准确来说，“弄潮儿”这个词不能简化为“弄潮”，简化为“弄潮”，不仅弄巧成拙，而且是贬义。因为一味莽撞去弄潮，极有可能会被大潮所弄翻，沉入钱塘江底。只有“弄潮儿（旧音读倪）”才是佼佼者，因为唯有专业的“弄潮儿”这种自古就有的职业“运动员”才能像北宋潘阆词所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在大风大浪中经过出生入死的磨练，怎敢弄潮？所以余非常能领会“弄潮儿”精神，那是一种在久经考验的基础上，艺高人胆大的伟大时代精神。难怪李益《江南曲》中那位嫁给“商贾”的妇女，要咏叹“早知潮有信，嫁给弄潮儿”，没有说要嫁给随便“弄潮”者，随便弄潮者，性命都不保，又怎敢依附？
古人写词，音韵随意而行，所以情意连绵不断，而今人真正是填词，处处似乎高山峻岭，但处处皆悬崖断壁，甚至无桥无路可通，七零八落，不成诗意。还有一种人，见着一花一草一木死磕，但还是白骨累累，没有生机，将活物搞死。诗词界，两大极端癌病，几乎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