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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研究员：
谢谢屈文生老师，谢谢马建标教授和瞿骏教授，也谢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到美丽的华政校园。屈文生老师请来了马建标教授和瞿骏教授作为与谈人，屈老师、马老师和瞿老师三位都是上海学界的名人和青年才俊，很荣幸！
我对上海很熟悉，一年要来上海二三十次。在几年前某个秋日的傍晚，我来过一趟华政的校园，不为别的，只为观赏各式各样漂亮的近代建筑。今天屈老师介绍道，华政校园建筑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常有意义。华政紧挨着美丽的苏州河，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即以苏州河为背景。今天在这里能跟诸位分享一下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真的非常高兴！
我早先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近代史的。最近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因此今天也得说一些跟世界历史有关的话题：抗日战争的国际视角和抗日战争的现代意义。
关于抗日战争的国际视角，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也是二战的组成部分。二战有东西两个战场，东战场是东方战场，中国当然是主战场，美、日也是主角，但美、日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才开始正式交战。在日军奇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在日本军队中，海军是最现代化的主力，是日本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然而在事先研讨时，山本五十六作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主力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对于是否要跟美国开战是有些疑虑的。山本五十六认为：数数美国有多少烟囱，日本怎么能跟美国打这一仗呢？在考虑是否要与美国开战的问题上，山本五十六具有现代眼光和国际眼光。现代战争打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日本的综合国力在当时都无法和美国竞争。山本五十六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设计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案。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在战术上是完胜，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可以被定位为某种奇迹，但半年之后，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中，联合舰队失败，4艘航母损失3艘。从此，日本失去海上战争的主动权，日军想再造更多的航母变得非常困难。战争开始时，日本联合舰队有10艘航母，在战争中建造和改造了15艘，但战争后期，航母被毁一艘就少一艘，举日本全国之力也很难再造航母。1941年12月，美军也就几艘航母，可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军拥有140多艘航母。战争的观察视角有很多方面，这就是一种国际性的观察视角。
第二个例子，来自我印象中的一件有趣的事。十年前我在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客座期间曾去日本北海道的首府札幌旅行，出札幌中央火车站后就能看见旁边八层楼高的大丸百货公司，大楼外面悬挂着两幅同高的标语。第一条标语写着“热烈欢迎使用银联卡”，我看了不禁会心一笑，感慨有多少中国人在这里旅行花钱呀！第二条标语写着“热烈庆祝北海道新干线2030年开通”。当时是2009年，距离2030年还有21年。假设在2009年的上海挂条标语，写着“热烈庆贺上海地铁松江线2030年开通”，会被很多人嘲笑吧？在现在的中国人看来，修一条地铁、高铁不就两三年的事吗？这就是现代化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同时，这也是一种国际视角。如果以这样的视角，回头去看当年的战争，不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吗？
为什么说现代意义呢？抗战有各种各样的视角，比如一本与抗战有关的书，书的第一句话这么写道：“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无尽的苦难。”这句话完全符合语法结构，句子没问题，但是看起来十分别扭。既然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无尽的苦难，那为何要打这场仗？其实是因为这句话的语境不对，苦难不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充分的道义，是具有合法性的自卫战争。因此这句话应当表述为“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经受了无尽的苦难”，这就是一个观察视角。
关于抗日战争的现代意义。我本人出生在南京，我的父母这一辈都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回顾这场战争时，很多人会想到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等等，具有一种强烈的被侵略的悲情意识，但是，这只是战争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荣耀。战争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过程。中国近代面临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从一个传统的老旧帝国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新型民族国家。中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承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经过这场战争后，中国实现了凤凰涅槃：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相当程度地完善或者经历了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长，直到现在都不能断言中国是否已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但是中国已经无限逼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需要不断努力奋斗，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现代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作战本身，还包括物质基础、组织效能、社会动员形态、精神因素等各个方面。这些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场战争需要建立全方位的或者多样化的观察视角。
关于抗日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表述方式，从国与国的角度可以表述为中日战争，从侵略和反侵略的角度可以表述为抗日战争；仅仅是两个不同的表达，就可以定位出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而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比如说二战，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二战主要是抗日战争，这与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在俄罗斯，则叫伟大的卫国战争；法国叫“大战”；在日本，则叫太平洋战争，这是中立化的表述，而在日本右翼口中或者在当年战争进行时，被称作“大东亚圣战”。从翻译的角度，英语将“二战”表述为World War Two或者Second World War，并无强调“大”战的概念，直译不过为第二次世界战争。但是法文表述中则用了名词grand，强调大战的意义。严格说，“二战”的概念只有美国学界用得最多，相对客观和中立，是纯技术化的表达。
诸位都在华政做法学研究，法学是一门讲究严谨的学问，一定会得出单一性指向的结论，但是得出结论的过程，仍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复的考量。如果只用单一证据链，可能会走进一个误区，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如何在国际比较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抗战，尤其是抗战基础的有关问题呢？首先是物质基础的问题，中国是在物质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这场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0%左右，这是传统生产方式的极限。传统生产方式依赖于人，中国有4亿5000万人，产出一定比3亿人或3千万人多。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向前推进着，当英国进入现代化的时代后，情况便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占世界经济的分量日渐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落伍了，尤其是重工业的落伍。中国近代100年的建设，重工业从来没成为现代工业的主体，但是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一定会成为主体。举例而言，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的钢产量大致是七八万吨，日本大概是七八百万吨，美国是七八千万吨，三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若是将七万吨的钢产量全铸造成炮弹又能有多少呢？
今天的国人可能不觉得钢产量是一个问题，去年中国的钢产量是9亿多吨，美国、日本的钢产量都不到1亿吨，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在世界钢产量中排名第一，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钢产量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国多。但是即便这样，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人均用钢量与累计用钢量仍然不如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即100年来中国人均用钢量仍不及美国人均用钢量。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太不发达，钢产量是一个例证。钢产量作为基础产业，是近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标志，其他的产业如机械业、交通业、铁路业等全都需要钢。钢产量低，与钢产量直接相关的机械业便不发达，机械业不发达就意味着无法自行生产能够用于现代化战争的武器装备。日本有航母，有零式战机，有各种各样的大炮，但中国没有，而且中国当年的战机全部依赖进口。这是认识近代战争的重要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力量有其重要性。在这场战争中涌现了无数精神昂扬的典范人物，比如在上海宝山抗战中，姚子青营的将士壮烈牺牲，但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有很大的区别，仅仅靠精神的力量不足以抵挡物质上的巨大差距。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现代化物质基础的意义。各位生活在当今的中国，可能对目前的物质基础习以为常，上海到南京只需乘坐一小时的高铁，但中国在抗战时的物质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
除了重工业之外，交通业也很重要，即利用铁路、公路运送兵员和军事物资。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无法满足需求。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底建成，其在淞沪抗战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但是11月上海沦陷，中国军队撤退，一个多月之后，钱塘江大桥又被它的建造者茅以升亲手炸毁，这一幕有点类似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片段。回过头看，当年的先辈在这么简陋的物质条件之下，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抵抗日本侵略，真是万般不易！
其次是组织效能的问题。战争是全方位的考虑，物质基础的差别又带来其他方面的差别。当然这两者之间不一定直接相关，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如，今天青岛在三天之内核酸检测900万人，除了有核酸试剂之外，还需要高度的组织效能。组织效能和物质基础是密切相关的。当时中国物质基础不行，虽然有些时候物质基础的差别可以通过组织效能弥补，可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它是一个以精英阶层为主导的执政党。当时的中国经济很弱，文盲占大多数，精英统治无法深入基层。国民党的部长或许都是欧美留学生，但不了解中国国情，造成本来物质基础便不够的中国，又叠加上了因执政团队组织效能较弱而带来的负面因素。
从组织角度而言，政党就是一个组织。当时的中国，处于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一个高效能的组织可以弥补物质基础的短缺，一个低效能的组织只会放大物质基础的短缺。举例而言，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但是几百万的人民群众，怎么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呢？当时中共在淮海战役后方组织了高效的运输队伍，每10个人组成1个小队，这10个人中间一定有两三个党员，然后另外六七个是贫农，再有两三个是中农，一定不能有地主富农，因为地主富农处在革命的对立面。每隔30里或者50里需要一个兵站为这些运输队提供歇息场所。抗日战争时期恰恰非常需要严密的组织过程。
抗战爆发那一年，我父亲14岁，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在撒娇的年龄。但14岁的他是家族里的长子，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早就死了，他的母亲没什么文化。战争一来，14岁的他作为长子需要照顾一家七口人逃亡。前些年，我和父亲聊天，他说战争真是不堪回首。当时最好的逃亡方法是坐轮船从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汉。可是轮船都被包租给军队，剩余的由达官贵人包揽，平民百姓很难乘坐。另外一条路是走公路往南逃，可是没有交通工具。因此，我父亲一家人挤上渡轮，到了江北浦口再挤上火车，从津浦线北上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到汉口，从汉口过江，再转粤汉线到长沙。经过两三个月的颠沛流离，最后在湖南落脚。万幸的是一家人没有失散，没有受伤，这就是无组织状态下逃亡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无暇顾及战争中的社会各界。再看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即时死伤人数达十多万人，但是就在两天之后，广岛的地面交通基本恢复。除了百姓守纪律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年日本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物质基础好过中国。
再次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国民党组织力差，且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38年初，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去世，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想换自己的人张群当省主席。张群出生于四川，为人圆滑，跟地方势力还算合得来。但是地方势力对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还是有各种抗拒的。四川作为战时首都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最后只好由蒋介石兼任。于是，在上报公文时便成了：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呈行政院院长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即蒋介石自己给自己写公文报告，报告传了三四回还是在自己手里。这也说明地方势力割据的严重性，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前近代中国的产物，而在同时代的日本、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这于抗战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能直接控制或者政令有效的范围主要是江浙沪地带。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已不断扩展地盘，但在抗战之初很多地方还是不听国民党的命令，包括四川、云南以及山东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关注度不够，对外采取妥协政策，没有下令抵抗。当时东北主事的张学良有些犹豫，不想在没有中央指令的情况下打仗，结果使日本关东军的冒进得以成功，而日本在中国反应不力时越来越冒进，最终导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这是一个国家没能凝聚为整体民族国家的表现，而没能凝聚恰恰说明社会治理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自卢沟桥开火以来已经一个月，北平、天津沦陷，但蒋介石还在决策究竟是打还是不打。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开国防最高会议，上层仍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蒋介石的判断是日本绝不会罢手。国军一直在后退，不敢奋力一击，便会一路溃败。因此，这次会议最终的决策是：事已至此，只能打。
其实，早先蒋介石还派亲信下属刘健群到华北向宋哲元传话，希望他这次一定要坚持。宋哲元问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意思，打还是不打？真打还是假打？刘健群和他讲，这次一定要真打，一定要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把日本吓回去。宋哲元觉得这不是赌博吗？如果日本不害怕，最后真打起来怎么办？刘健群说：“那也只能真打。”其实，刘健群也没有完全领会蒋介石的意思。蒋介石的意思是，打起来对中国固然不利，但是中国地大人多，还可周旋，以空间换时间，更何况还有国际。中国国力确实比较弱，不一定能打得过，但并不代表美国打不过，英国打不过，苏联打不过。我们要把他们拉下水，帮着中国一块儿打。这是蒋介石的眼光所在。后来美国也确实被拉下水，但不是因为蒋介石拉它下水的，而是因为日本侵犯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蒋介石毕竟有这种眼光，对一场战争的判断不应仅局限于国内，还应有国际方面的考量。
当时的社会整合不力，军阀割据，一盘散沙，对抗日本的侵略确实不易。虽然日本侵略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但并不代表日本民众就不参与这场战争，士兵不都是日本民众吗？日本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方式，跟中国民众参与的方式不一样：日本民众是在高度组织的情况之下参与这场战争的，而中国民众往往是被动地、散漫无章地参与，两种参与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总结起来，抗日战争是前近代中国对抗近代日本的战争。前近代想要战胜近代，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有一个高效的组织，还是有弥补的可能性的。但是，当时国民党缺乏这些条件，从而影响到弥补的可能性。
另举一例，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由国民党军队负责。正面战场一共打了22次会战，基本没有打赢。评判战争的标准只有一条：取得胜利。常言道，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上海抗战如此英勇和艰难，动员全国1/3的主力部队，70万人坚守三个月，丢了；常德坚守18天，丢了；衡阳保卫战那么惨烈，经过47天还是丢了。事实上，抗战时期，中国在正面战场没有守住一座想守的城市。
对比苏德战场，苏军在德军最初的闪电战突袭之下也曾惊慌失措，一溃千里。曾有一次，数十万苏军士兵被俘虏，一次损失数十万以上的军队。但是，苏联军队稳住阵脚后，想守的城市全守住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么惨烈，在一栋楼内，二楼是德军，一楼是苏军，或者一楼是德军，二楼是苏军，苏军仍然可以守住。列宁格勒保卫战守了900天，饿死几十万人，惨不忍睹，但最终苏军守住了。守住就是胜利，这才是值得荣耀的。每一个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士兵都应该得到后人的尊敬。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战争中指挥的失误和物质基础的薄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面战场中比较重要的胜利是滇缅战场。滇缅战场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作战主力是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全副美式装备，受过较好的训练，这是中国军队以前想象不到的物质基础。有老兵回忆，滇缅战役期间曾用直升机来搭救过伤病员，将之送到后方。很多人质疑1944年的中国战场怎么可能用到直升机？现有影像资料可以证实，或许直升机数量不多，但确实有过。这样的物质基础，当然要好于过去的中国军队。
日军与德军比，虽不能说有很高的战斗力，但精神上十分顽强。比如在云南的山洞里，日军不投降的话，就只能用火焰喷射器清扫。这样既能减少本方士兵的伤亡，又能打赢这一仗，这才叫胜利。虽然精神很重要，但现代战争也得靠装备，战争从来不靠死多少人来决定胜利。美军在二战中牺牲大概30万人，但却是主力之一。中国战场是东方主战场，我们更是主力，但西方却不这样看待中国。其中原因很多，比如西方的轻视，相应的研究不够，等等。中国的抗战有很多弱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还在不断努力证明自己是主力。
不仅是国民党方面，共产党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八路军进军华北，一开始所有八路军将士都很兴奋，总算有机会让国人看看八路军是怎么打仗的。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获得胜利，哪怕歼灭日军人数不多，哪怕歼灭的不是日军主力，也是不小的胜利，鼓舞了当时低迷的抗日气氛。但是也应注意到，在这之前不少八路军将领跟毛泽东的观察是有一点距离的。不少八路军将领认为，八路军应该打运动战、歼灭战，体现保家卫国的能力。但是一仗打下来，大家马上领会到毛泽东的高明。因为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和技术，只适合打游击战。所以很多人的解读偏颇，实际上八路军完全不是在避战。毛泽东的威信是在实践中确立的，一仗打下来后大家就明白，打游击战才是正确的，要以空间换时间。否则，八路军三四万的主力部队消耗不起。
八路军经过这个过程，到内战与国民党军交战时，游击战很快升级为运动战，再升级为大规模的歼灭战。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打的都是正面战。朝鲜战争一仗打下来，中国空军成了世界第三。而前近代的中国怎么去对抗近代日本，这值得我们详加考虑。
再举一例，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大概有700万人，中国大概也有700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大概600万人，共产党军队大概100万人。可是日本国民只有7000万人，中国有4亿5000万人。做个简单的推断：女性不当兵，7000万人除去一半，还剩3500万人。16岁以下不当兵，60岁以上不当兵。我的推论是，可能日本成年男子中4个人里就有1个当兵，可见日本的动员率相当之高。再反观中国，直到1937年中国都还没有一次完整的人口统计，连全国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根本无法去征兵。1949年以前，征兵制从来没有真正在中国实行过，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靠抓壮丁。本来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演变成强迫性的拉夫，导致民怨沸腾。事实上，国民党也有苦衷，因为当时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征兵。
苏德战场与中国战场差异巨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从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2月初结束，此后德国开始走下坡路。但德国工业生产的最高峰是在1943年。史学认为德国走下坡路的那一年，正是德国军工生产的最高峰。二战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在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和德军双方参战的坦克总数加起来超过8000辆。8000辆坦克即使是平铺在地面上也极其壮观，何况冒着各种硝烟开炮，这在中国战场完全不能想象。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因成功地组织了德国的军工生产而被希特勒看重，使德国军工生产在1943年达到最高峰。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国军工生产仍然维持着相当大的规模，直到1945年才陷于崩溃边缘。
相对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物质装备基础十分薄弱。现在的抗日神剧歪曲了真实情况。真正经典的红色小说，如《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其中的高潮情节都是“拔炮楼”。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每隔两三百米有个炮楼，这在欧洲战场并不存在，因为一颗炮弹即可灰飞烟灭。但在中国战场，炮楼是日军阻隔八路军游击运动的有效设施，尤其在华北大平原。八路军别说有炮，就连能炸炮楼的炸药都很少。黑色炸药很少，只能用黄色炸药，效果很差，所以拔掉一个炮楼对八路军而言都是莫大的胜利。诸位一定要理解，中国是在前近代的环境之下对抗近代的日本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先辈的牺牲就会有更由衷的敬佩。
我全家逃到后方时，父亲也去当兵保家卫国。但国民党军队很腐败，他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到了部队后一天仗都没打过，天天给连长端洗脚水。后来他一怒之下离开部队去找别的职业，并说：“这兵还有什么当头，我来是打日本人的，不是给连长端洗脚水的。”他的大弟弟，即我的二叔，1944年时十八九岁，那时正值豫湘桂战役，日军打到贵州的独山，离重庆只有几百公里，重庆震动。国民党组织青年军，宣传“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的二叔热情报名参军，几个月后他就开着美国援助的大卡车上了滇缅前线。虽然他只是运输兵，但也非常艰苦，经过了血火考验。不说日军的大炮、飞机轰炸，单说滇缅前线十八弯的道路开起来也非常辛苦。因此，像我父亲、叔叔这辈人，他们不会有不同的视角，都是痛恨日本的侵略。而我女儿这代人挺喜欢日本动漫，我父亲就批评她，你哪怕喜欢一点美国动漫也好啊，别老喜欢日本动漫。我父亲是经过那一时代的人，在他看来，当时美军是同盟军，所以他对当时的美国有一点好印象，而对日本就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总结起来，如果从中日比较的视角看，在物质基础、组织效能、社会治理上，统而言之这是一场前近代中国对抗近代日本的战争。这场战争打得万般艰难，千万不能低估当年士兵所面对的艰辛，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奉献牺牲表示由衷的敬意！
上面说的只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方面，即如何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这场战争，许多方面表现出当时中国国力的不足。但是，观察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即现代意义。
战争从来不是只有负面的因素。前文中，因为中国近代转型不够彻底，面对日本突然的大规模侵略时，所以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中国经过这场战争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这场战争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同样是不能被低估的。从现代意义的角度再观察，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不只是破坏，而且也有积极的方面。
第一，整个中国布局的变化，包括经济、文教布局。战前，中国不多的现代工业基本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布局必须发生变化。国民党在战前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为了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战争，在湖南、四川等战争后方做一些建设，只是规模不大。而战争到来后，不得不在一个被动的、紧急的状态下大规模地转移工业，如将上海的一部分工业和其他即将受到战火影响地区的工业撤到后方。这就使得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现代工业明显增长。
历史有其延续性，直至现在，重庆仍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工业基地。中国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所有现代工业都集中在少数地区，那就会非常危险。战争一来，上海只要一被摧毁，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工业被摧毁了。文教布局也一样，本来西部内陆的高等教育在中国是非常落后的，中国的教育基本上集中在北京、上海。因为战争，高校内迁，著名的西南联大就给内地带来文化的底蕴和火花。
“文革”时期，我家因为种种原因被下放到农村，我在农村待了8年，算半个农村人。当年农村学校的老师都是南京、常州、无锡等地好学校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样下放在农村。我所在乡的医生，是南京或者常州、无锡医院的医生，医疗器械略差，但医术一点都不差。因为这段经历，我对农村非常有感情，每隔几年就会回乡看一看。5年前我回到村里，踏进村头见到第一个人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不是老汪家的孩子吗？”我很感动，40年过去，他还认识我。但是，这也说明他的交际太少。“文革”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但这种情况恰恰也是歪打正着，使我所在的乡村有了新的气息，很多乡村的百姓从我们身上第一次知道外部世界。那个村的人从来没吃过西红柿，正因为城里的人去了，才知道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我也学会很多知识，比如我下过乡，就知道割麦子的镰刀和割水稻的镰刀是完全不一样的，割麦子要往外扫，割水稻要往里扫。战争时期同样如此，以这种被动的方式，扩散现代工业和文明，使广大的西南、西北有了经济、文教的布局，这种布局很多时候是无法依靠市场经济来实现的。
文化方面，当时上海每年放映的电影跟美国好莱坞大体是同步的，上海民众看的电影跟纽约民众看的电影大体相当，但很多内地的百姓完全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为了抗战宣传，几十个电影放映队被组织起来去乡间给农民放电影，放的都是抗战的纪录片。这也让农民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儿，现代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上海的导演拍电影，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人走向电话机，第二个镜头是这个人在打电话。上海观众完全没有理解问题，内地有些观众就不理解，第一个镜头是人在走，第二个镜头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上海的导演明白，这一幕得拍成一个长镜头而且不能分切，要完整表现这个人从走路一直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并打电话，内地观众才明白他在干什么，原来他走过去是为了打电话。说到底，因为内地一些观众过去没有这样的体验，所以他不太理解这样的表现。
虽然这场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是在客观上导致了经济、文教布局的变化，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好处。
今天生活在上海，学生走出校门看到一个24小时便利店，自然而然觉得这是标配。但是很多地方的人还没见过24小时便利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的人联系我，他们想拍一个有关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生活变化的纪录片，而我向他们推荐一定要拍24小时便利店。上海的24小时便利店真的是便利，窗明几净，卖的东西很实用、很精致。我路过24小时便利店时，即便本身什么都不需要，都会忍不住进去买一点东西，支持生意。相比之下，北京的一些便利店没有24小时营业，里面的环境也不及上海的便利店，让人没有逛的欲望。虽然这种变化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或多或少又延续到抗战以后。
第二，统一趋向的巩固和加强。因为战争，国民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如四川省主席的任命，蒋介石后来就可以做主。抗战结束时，能相对中央政府独立的地方集团只剩下两家，即山西和广西。其他的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臣服于中央，但毕竟不会跟中央对着干，这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后来国共内战结束后，共产党革命胜利，一家一家收编地方军阀，不如一次性收编南京中央政府便捷。官僚资本企业越多，国有企业越多，其实对接管越有利，可以统一收编并改造成国有企业，成为新的经济基础。
第三，动员和宣传。动员和宣传似有一点形而上，但不能忽略其意义，若和当下发生的事结合起来便有其独特意义，而一个好的宣传能够和动员民众结合起来。
战时宣传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建构。这对中国来说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超大国家，又是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一定要有主体性的民族意识。过去中国自居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四周都是夷狄。恰恰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使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加之中国不断受欺凌，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逐渐开始生长。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义和团时期的民族意识，多少带有一点狭隘性。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成长，大致是从20世纪初抵制美货运动开始，是一个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进一步发展壮大，而抗战是全方位的民族意识的成长的最重要阶段。
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其实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周边沿海地带，八国联军最远侵入到河北地界。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占据将近半个中国，而且都是中国的精华地带，才使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次真正从内心意识到，中国人真的和外国人不一样，中华民族是独立的民族。这对中国当时的抗战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对后来的国家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父亲聊天时曾坦率地说，当他14岁在南京生活的时候，没有多少国家民族意识，国民党很弱，就靠教材那点渲染，当时又没有所谓统一的教材，各说各话，没有多少民族意识。但是战争来了，在逃难途中，他目睹到身边的老大妈被日机轰炸得身首分离，亲身体验到颠沛流离的逃亡，意识到做一个独立国家的国民是多么重要。所以，中华民族的意识有其重要性。诸如不少抗战电影，反映的就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建构，这个建构在过去是薄弱的。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有很多人投降日本，这是一个事实。在其他战场该情况确实比较少，这恰恰反映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不足，民族意识不够。倘若深入追问谁在投降日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投降日本的伪军很多是地方军和杂牌军，中央军相对比较少。有几十个将军投敌，其中接受过黄埔教育的中央军将领也相对较少。黄埔军校讲究三民主义教育，而三民主义教育第一条便是民族主义。黄埔军校的民族主义教育还是成功的。我近几年参加过几次黄埔军校的论坛，老校友们都会谈到民族主义熏陶的成功。
再说共产党，共产党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所以共产党军队里成建制的军队投降日本的几乎没有。当然，共产党里也不是没有投降者，总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但共产党中真正经历过长征的老八路、老红军很少投降，投降的多半是新加入者，没有经受过严格的革命教育和组织训练。跟国民党几十个将军投敌相比，共产党军队里投降日本的高级官员真的很少，只有一个旅长级别的官员叫邢仁甫。邢仁甫是山东根据地的军区司令，他投降日本前先策动亲信部下刺杀了军区的副司令黄骅，之后想拉队伍投降但失败，只好带几个亲信投降日本人，混了个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他既无脸也不可能再回中共。因为他是叛徒，中共最痛恨的就是叛徒。他投降国民党，又混成保安司令。1949年1月天津战役时，邢仁甫没逃走，最终被共产党抓获，在公审大会被枪决。邢仁甫过去在西北军和山东地方军阀部队里干过，加入共产党后，还没有受到严格的革命教育和培养熏陶就遇到抗战爆发，有浓重的军阀作风。所以，经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教育的共产党人，抗战时期也是坚定的民族独立的捍卫者，共产党的革命教育相当成功。这也是国共两党抗战时期能够合作的基础，尽管双方对抵抗的认知未必都一样，但也有共通的一面：都要抵抗外来侵略。
再举一个东北抗联的例子。东北的自然环境非常艰苦，冬天零下40摄氏度，东北抗联的领导者基本都是共产党员。按照中国曾经的地域传统，冰天雪地之下，这些人又不是东北本地人，其实没有必要保卫东北。杨靖宇是河南人，赵一曼是四川人，周保中是云南人，如果从传统的地方角度，他们没必要去东北。但因为党的指示，要求他们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们到了东北后，才知道在东北打游击太过困难。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东北地域广阔人又少，日本人把几个村并到一个村，由军队防守，东北抗联根本进不去。共产党本来最擅长的就是发动群众，但日本人利用东北的特殊地理环境阻断了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我每次看东北抗联的电影和小说，都由衷地感动。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之下，共产党人领导东北抗联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不是为了自己家乡的利益，而是为全中国的利益。
共产党在华北最成功的一个方面是发动民众，因为华北民众切身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可恶，民众的切身体会和共产党的发动相结合，既奠定了抗日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以后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成功，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对此，怎么样进行动员和宣传？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就是一个最好的建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动员国统区的民众就用最简单的口号“要吃饭，要生活”，毕竟市场天天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民众自然就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日本当时在中国也有动员宣传，将侵略行为美化成“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占领上海后，集合上海所有的电影公司，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史称伪华影。伪华影拍摄过两部影片，一部是《春江遗恨》，一部是《万世流芳》，被认为是汉奸电影。《万世流芳》讲述林则徐抗英的故事，《春江遗恨》讲述日本武士支持太平天国抗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1937年以前拍，或1945年以后拍，或中国人自己拍，都没有问题。例如，谢晋导演拍的《鸦片战争》规模宏大，郑君里拍的《林则徐》还是名作。但是在战争时期的上海，由日本人组织拍该类题材的影片，却是别有所图。日本想宣传自己的侵略行为是在“帮助”中国抵抗西方，也就是所谓“黄种人抵抗白种人”的“大东亚圣战”。
但是，日本在占领中国时拍类似的影片，却达不到相应的宣传效果。根据统计，日本拍的宣扬日军“战绩”的《太平洋海战》票房很差。不论日本怎么宣传，中国观众也不爱看。因为中国观众身在占领区，深受日本侵略之害，有切身体验，不可能对宣传日本“胜利”的影片产生共情。日本这样的宣传在中国完全起不到作用，因为中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居为东亚文明中心的国家。中国人都将日本称为“小日本”，现在日本要成为大东亚的主角，这样的宣传主题就不可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更何况日本是侵略者。
第四，从现代意义转型的角度来观察，抗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莫大的作用。因为抗战，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之一，而在战前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此前中国要去恳求国际联盟来东北调查，但一旦调查结果对中国有利，日本便抗议，退出国联，中国对此也毫无办法。但到战争结束后成立联合国时，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意味着中国对世界事务是有发言权的。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加入联合国意味着在国际话语体系里有发言权，尤其是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不可小视，何况还有国际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民航组织等，都或多或少与联合国有关联，这些组织构成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拥有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是因为抗战胜利得来的，这在中国现代转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现代转型的角度估量抗战的现代意义，国际地位的提升恰恰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可是某种程度上也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将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少原本是战胜国应有的权利被实际放弃或者没有得到，例如：放弃出兵占领日本的机会，不能在战后同盟国的对日管制中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在对日索赔问题上前后瞻顾，不够果断，错失获得战利品资财之机；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不无轻纵，使得一些犯有累累罪行的战犯逃脱正义的审判。再看看当时二战中的战胜国——美苏英法，都在尽量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这不需要更多解释，国家利益为大！在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里，难道中国不该维护国家的利益吗？
再举一例，战争结束时，中国未直接向英国提出归还香港的问题，只提出中国军队最靠近香港，可以先派兵接收，可英国坚决不允许，生怕中国占领香港的地盘，坚持由英国接收，中国只能派观察员。法国本来是战败国，成立了维希政权，其与汪精卫政权有些类似，是一个德国卵翼下的政权。但是因为戴高乐坚定的抵抗，最后又攻入巴黎，法国才作为战胜国得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战后，中国军队根据盟军的命令去越南合法接收，法国也不能阻拦，可中国军队刚接收完，戴高乐就一直催促中国军队离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各国都不会客气谦虚。当然，因为中国是战争的胜利者，也成功解除了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收回了东北和台湾。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可见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抗战胜利是民族复兴的枢纽。在过去，这个问题没有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提出该命题。他刚提出该观点时，学界的呼应似乎不够，但学者们慢慢地理解到这个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复兴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受过的屈辱的反弹，但复兴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间，抗战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提到抗战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古代原本便是大国，但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受到严重的侵蚀，而抗战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过程，要不忘初心，从历史中回溯中华民族奋斗的初心，继往开来。对于1945年的中国，抗战的胜利正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从国际视角观察抗战，会有一个比较的视角，继而注意到中国抗战确实非常艰难，中国应该从这场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从抗战中发现因经济的不足使中国受到哪些挫折，因社会组织的效能不足、社会治理的不足，中国又受到哪些挫折，这样中国才能在实践中改进，未来发展得更好。从现代意义、现代转型的角度来观察，抗战又是中国近代以来，从一个传统国家转向一个新型民族国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枢纽。所谓历史，就像拼图一样，多方面的认知拼在一起才会有更为全面的观察。
以上报告，有的观点可能是我个人的理解，有的观点是学界的研究总结，希望两位与谈人和诸位老师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