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四书学研究（修订本）最新章节_周春健著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一、赵复北上传学始末考略

赵复，字仁甫，湖广德安（今湖北安陆）人，约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卒于元大德十年（1306）。学者称“江汉先生”。关于赵复的学术渊源，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元人郝经谓：“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则亦韩子、周子之徒。”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将其列为“伊川续传”，《晦翁学案下》列之为“朱学续传”，《鲁斋学案》列之为“程朱续传”，但未指明明确的师承关系，大概属于私淑之类，故《宋明理学史》谓：“看来，赵复很可能是自学自得，而后人因其学旨，遂列于朱门系统。” 《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又列为“茅堂续传”，理由是茅堂先生胡宁曾著《春秋通旨》，而“是书在元初赵仁甫最传之” 。此外，台湾学者罗光在其《中国哲学思想史》中认为赵复是真德秀门生，魏崇武先生著文辨之，以为无据。然而赵氏系程朱一派理学人物当属无疑，在北上讲学过程中，他也竭力将包括四书学在内的程朱之学传衍到北方地区。

赵复北上传学并不是一个自觉而顺利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思想斗争。德安之战及赵复被俘的情形，《元史·赵复传》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时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枢与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留帐中共宿。既觉，月色皓然，惟寝衣在，遽驰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际，则见复已被发徒跣，仰天而号，欲投水而未入。枢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

这里面有三处地方值得注意：一是赵复初不欲北上的原因是“九族俱残”，二是后又应允的缘由是听从了姚枢的劝说，三是应允的态度是“强从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姚枢的劝辞及赵复受劝后的表现历史上有不同的版本，而这又关系到对赵复北上动机的理解。关于姚枢的劝辞，大概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姚枢从子姚燧在《序江汉先生死生》一文中所载：

公曰：“果天不君与？众已同祸，爰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除君而北，无他也。”

第二种同样出自姚燧之手，他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称：“公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传绪百世，吾保而北，无他也。”这一说法也为元人苏天爵、明人冯从吾及明修《元史》等所采，并成为后世通行的版本。

第三种出自清人魏源，称当时姚枢“晓以布衣未仕，徒死无益，不如随吾而北，可以传学教化” 。

关于赵复受劝后的表现，也有两种版本，第一种是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所云“遂还，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付公”，《元名臣事略》与之同。第二种是《元史》所载“强从之”，《元儒考略》、清人朱轼《史传三编》、魏源《元史新编》等皆采其说。

姚枢劝辞的三种版本，可以分别用“传道”、“传宗”和“求仕”来概括，就当时赵复“九族俱残”的实际状况和北上以后的学术活动来看，“传道”和“传宗”之说都在情理之中。受劝后的两种表现尽管有接受程度上的深浅，却没有本质的差别。至于魏氏“求仕”一说，未知所据，恐怕未必合于赵复本意。

怀着“传道”或“传宗”的信念，赵复在一种前途未卜的忐忑心境中于1236年被送达燕京。来到燕京的赵复，“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 。其中既包括杨惟中、姚枢两位名臣，也包括后来成为元朝高官或大儒的郝经、许衡、窦默、刘因等人。值得一提是杨惟中，同姚枢一样，他也是一个为赵复传播四书学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元兵攻德安时“于军前行中书省事”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赵复被俘时，杨惟中大概未曾与之谋面，后于燕京“闻复论议，始嗜其学”，时居相位的杨惟中于是很自然地“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 。太极书院的创建，是元代四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为理学传播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赵复传播四书学最主要的阵地。

赵复在太极书院的学术活动，包括讲学与著述，而所著书也正是他讲学的主要依据。《元史·赵复传》载：

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

赵复所著四种书今天均已亡佚，当时讲学的具体情形也无多少史料可稽，但“赵复在太极书院所讲的，是关于孔孟以来的道统、程朱理学的宗旨、书目之类” 则当属事实。问题是，程朱之学的范围很广，我们如何知晓赵复的讲学有四书学的内容？我们如何确定条列于《传道图》后的那个“书目”中有诸如《四书章句集注》之类的书？这里，我们找到了古代的两则记述，可以作为此一问题的证明：一则是元人虞集在《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中所云：

若夫《四书》者，实道统之传，入德之要。学者由是而学焉，则诸经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时，先正许文正公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

另一则是明人张绅在《送殷先生（奎）叙》中所云：

初年，南北未通，考亭之学无闻焉。及从雪斋姚公得南士赵复所传朱子《小学书》、《语孟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及伊川《易传》，而后深有默契于中，皆手自抄录，以授学者。

据此，我们不难判断，赵复讲学所据之书必有《四书》，所传之学必有四书学。这两则材料同时还可证明，赵复当初听从了姚枢的劝导后“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 ，其中的“诸经传注”中也应当有当时流传于南方的《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书。

太极书院讲学大约六七年后，赵复曾经有一段离京南游的经历。历保定、赵州、魏县、东平、济南等地，与郝经、解飞卿、杨弘道等人广泛交往，并以所著《伊洛发挥》诸书馈赠，使四书学及程朱之学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大概于1250年返京，1252年后则行历无可考，这可能跟他志不仕元的气节有关。

二、四书学北传与北方学风

明人冯从吾云：“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洛闽之学惟行于南，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苏氏之学。” 这大概可以说明宋末元初的南北学术风气。北方崇尚苏轼父子之学，重词赋，重训诂，呈现出与南方义理之学不同的特征。赵复北上对理学及四书学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儒的治学方向，为北方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1．许衡、刘因的四书学转向

许衡与刘因是北方的两位大儒，尤其是许衡，更被后世推为元代理学的宗师。他们较早接受了赵复传播的四书学，从他们的接受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四书学带给北方学人的强烈影响。

先看许衡（1209—1281）。衡字仲平，覃怀河内（今河南焦作一带）人，学者称鲁斋先生。自幼勤学好问，有大志，但他早年所读之书，多《尚书疏义》、王弼《易注》之类，未曾接触到理学典籍。兵乱隐居于魏时，与窦默相知，“每相遇，危坐终日，出入经传，泛滥释老，下至医药、卜筮、诸子、百家、兵刑、货殖、水利、算数之类，靡不研精” 。但在结识了与赵复有密切交往的姚枢后，鲁斋之学发生了重大转变。关于鲁斋由章句学向义理学的转变过程，《考岁略》有一段较为详尽的记载：

雪斋姚枢公茂，方以道学自任，闻先生苦学力行，因过魏相与聚居，剖微穷深，忘寝与食。壬寅，雪斋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仁甫，先生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聚学者，谓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众皆曰：“唯。”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亦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

《考岁略》还记述了许衡研习程朱之学而有所得时无比快乐的心情：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由以上记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许衡在他不到四十岁的时候通过姚枢学得由赵复传来的朱子《四书》之学，并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其次，许衡在得睹朱子《四书》之后，迅即否定了以前所学，完成了他由章句之学向伊洛义理学的转变，且终其一生谨遵此道。再次，许衡当时即已广收门徒，他也为其弟子扭转治学方向，使理学与四书学的传播迅即扩大了范围，并且使理学与四书学不止成为一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成为一批学者的共同追求。当然，许衡在忽必烈朝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兼管太学时，通过规定教材及亲自著述在教育层面推广《四书》，从四书学传播的力度及效果讲，来得就更大更持久了。

再看刘因（1249—1293）。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学者称静修先生。从刘因的问学经历看，他对四书学的接受则显得更为顺理成章。《元史·刘因传》载：

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

可见，刘因对义理之学有着一贯的信念，而后来获睹程朱之书又使这种信念得到进一步印证，并从此发生了一个治学方向上的重大转变，周、程、张、朱之书从此成了他用功的主要对象。但毕竟是这些理学著作及其理学思想的传入，为其学术转向提供了基本条件。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关节需要打通，因为《元史》的这段记述既未指明刘因得书之中即有《四书》，又未指明《四书》之传来自江汉赵复。我们试图从古人的记述中探寻到一些线索，一则记述来自虞集《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诗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门人赵郡苏天爵之所缉录者也。既缮写，乃来告曰：“昔容城刘静修先生得朱子之书于江南，因以之溯乎周、程、吕、张之传，以求达夫《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说。古所谓闻而知之者，此其人与？”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一，刘因此时开始自觉探求的，正是四书学；其二，朱子之书得于“江南”，而未言得于赵复。

另一则记述来自《宋元学案》，书中将刘因列为“江汉别传”，并明确称刘因“于赵江汉复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 。在没有其他材料作为证明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判断刘因得书来自“江南”与“赵复”孰是孰非。不过从刘因的年龄、行历结合赵复晚年行踪考察，刘氏直接从赵复那里接受《四书》之学的可能性不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因为即便刘因没有直接得《四书》于赵复，赵复北传四书学的事实及影响却是确定不移的，刘因获闻《四书》之学也应当在这样一种学术大背景下，说刘因间接受四书学于赵复也未尝不可。在传播四书学方面，刘因不但自己撰著了《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讲学过程中的散论《四书》之语，还由门人辑录而成《四书语录》。与许衡略有不同，由于刘因在政治上的“儒家隐逸主义”倾向，他主要是通过讲学授徒的途径实现了对四书学的传播。

2．“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

之所以选取许衡、刘因作为北儒四书学转向的代表，是因为二人在北儒中影响最巨。以二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鲁斋学派”和“静修学派”是北方两个最大的学术派别，影响所及，于北方学风之变举足轻重。其实，不惟鲁斋弟子和静修弟子受到了四书学的直接熏染，北方其他儒生也开始对四书学产生兴趣，四书学正渐渐占据主流，北方学风悄悄发生着改变。比如南阳穰县人成遵，“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一日，愤然曰：‘《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逾于《史》、《汉》、韩、柳。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 以《四书》与《五经》并举且置《四书》于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四书”观念已经深入一些学者之心。再如奉元人杨恭懿，起初“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 这表明，杨氏治学不但也发生了四书学的转向，而且把握住了四书学的要义。至此，我们便可以说，经历了赵复的首倡之功，《四书》之学最终打破了南北阻隔，在北方大地逐渐兴起，并且“在元初诸儒的众口交誉下，终于奠定它在学术上南面而王的地位” 。

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赵复的北上传学，于四书学乃至整个北方理学的发展实在至关重要。虞集即云：

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

黄百家亦称：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赵复当年离开太极书院载经南游，第一站就到了保定郝经家，告别郝经继续南游时，郝氏曾作《送汉上赵先生序》，对赵复北上传学的全过程及其意义作了全面而崇高的评价：

穷先生者此行也，达先生者亦此行也。汉淮亡，累俘北首，仵异俗而荏异声，茹腥衣毳而不获安土敦化，振书阊阖，矢谟廊庙，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贲冒草木，树正大之业，宏徽衍之号，则此行也，穷先生者也。虽然，穷乎此而达乎彼，果穷也耶？先生尝蹈夫常矣，而未蹈乎变也；尝行夫一国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达变，由一国以达天下欤？昔之所睹者，江汉荆衡而已；今也仰嵩高，瞻太华，涉大河之惊流，视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横天下。昔之所游者，荆吴闽越而已。今也历汴洛，睨关陕，越晋卫，观华夏之故墟，睹山川之形势，见唐虞三代建邦立极之制，齐鲁圣人礼义之风。接恒岱之旷直，激燕赵之雄劲。昔之所学者，富一身而已。今也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指吾民心术之迂，开吾民耳目之蔽。削芜漫，断邪枉，破昏塞，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华，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

“异俗”、“异域”的称谓虽然略带有一定的民族歧视成分，但对赵复传学之功的肯定还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里，有三点还需要作特别说明：第一，若没有宋金对立所造成的南北阻隔，四书学本应在北方地区也有传播。至宋末元初，历史为四书学北传提供了机遇，赵复牢牢把握，恢复了四书学的正常传衍。第二，赵复北传四书学虽然对北方学风造成了强烈冲击，并使许多学人发生转向，但在最初并未被士人普遍接受，宋金以来的旧学风仍然有很强的势力。比如王旭在《上许鲁斋先生书》中即云：

国家自有天下六十余年，文风不振，士气卑陋，学者不过踵雕虫之旧尔。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呜呼！儒学岂真无用具耶？正道不明，士习诳僻，以至于斯，可喟叹已！

第三，四书学得以北传，并非赵复一人之功，而是一批学人甚至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赵复不过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杨惟中、姚枢与四书学传播

四书学北传属集体之功，其实可以分这样几种身份来分别考察：

一种身份是被俘的南儒，他们把四书学的书籍和四书学思想带到了北方，使四书学北传成为可能。赵复自不必言，他是这当中的最大功臣。同时被俘北上的还有应城人砚弥坚、云梦人朱万龄等，砚、朱二人尽管也倡导道学，反对章句，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不出他们对四书学的传播有何显著作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儒窦默（1196—1280）。默字子声，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自幼嗜学。元兵伐金，默被俘，险遭杀，后避乱而南下至德安，“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 。这段文字一方面可以证明，窦默虽非如赵复一样是作为战俘被捉，却在同时与赵复一起北上，于理学及四书学的北传有功；同时又进一步印证了窦默原来所持北方之学确与南方理学有所不同，他在许衡等人之前就发生了一个四书学的转向。

另一种身份是最初受学的北儒，以许衡、刘因、郝经等为代表，他们对四书学的接受与传播已见前述。此外还有两个人有必要特为表彰，他们都是此次四书学大规模北传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一为杨惟中，一为姚枢。

关于赵复被俘的经过，前文所引《元史·赵复传》已有叙说，但还有一些细节尚未提及。清代《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二载：

（理宗端平三年）秋八月，蒙古破枣阳军、德安府。初，蒙古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见枢至，甚喜，特加重焉。及库腾南侵，俾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至是破枣阳，特穆德克欲坑士人，枢力与辩，得脱死者数十人。继拔德安，得赵复。

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两点信息：一是姚枢曾有与赵复相似的经历，而蒙恩于杨惟中；二是姚枢得赵复等数十士人，曾经与蒙古主将据理力争。由此说来，赵复最终能北上传学，杨惟中、姚枢之功着实皆不可没。

除去重视人才，杨惟中与姚枢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刊刻。杨惟中率军征战宋地，“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 ，而且这极有可能就是太极书院所藏、赵复据以讲学的那八千余卷“遗书”的主要来源。淳祐二年（1242）夏四月，姚枢辞官，隐居辉县苏门山。

垦荒粪田，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中堂龛鲁司寇容，傍垂周、程、张、邵、司马六君子象。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板《小学》、《论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板《四书》、田尚书板《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又以《小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

这些工作都进一步推进了四书学在北方的传播。

在四书学北传上，杨、姚二人的最大贡献还应当是太极书院的创建，它为四书学北传创设了一个基地。明人湛若水曾以元初太极书院的创建为由，拿当时南宋与蒙古政权对待“道学”的态度作一比较，得出态度不同而致人心、风俗迥异的结论，颇能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