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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能够引发我们的学术兴味：首先，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蒙古统治者对于传统儒家经典《四书》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南北统一对于四书学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次，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那么这一“官学制度化”的实际进程如何？对当朝及明清两代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再次，从时段上讲，元代是南宋与明清的过渡时期，就四书学而言，这种过渡性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与南宋及明、清的四书学有哪些异同？复次，四书学既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它是否影响到了国家制度的调整，是否影响到了士人心态的波折？尽管上述问题尚不能涵盖元代四书学的全部，但倘若能对之作出较为合理的回答，便可对元代四书学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进而也可晓知整个元代学术史之概貌。而且，这也是窥察当时文化政策、教育状况、学术风气、士人心态等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就元代四书学研究的文献来讲，首先应当列举的是分别成书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三部重要文献：一是朱彝尊的《经义考》，一是《古今图书集成》，一是《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与《四库全书总目》都是目录书，《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三部文献均非元代四书学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其中包含的元代四书学内容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经义考》广搜历代说经之书，并加考证，其中收录元代《四书》类著述一百七八十种。每书之下，著录撰者、卷数、存佚、序跋、评论，间加案语，是古代最齐备的元代《四书》著述目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渊薮，属于元代的四书学著述，“四书类”正目收录十三部一百六十一卷，存目收录一部二十卷。从收录数量看尽管十分有限，但为每部书所撰提要却极具学术价值。其中既有撰者的考证
，又有内容的辨析
；既有学术地位的评价
，又有收录理由的交待
，这便给了每部著作一个大致准确的学术定位。再参以“四书类小序”、“四书类案语”及“四书类存目案语”，便可得到一部极为简明的元代四书学史。从四书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四库全书总目》所奠立的元代四书学评价格局，一直为其后至于今天的学者所沿遵。
《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有“论语部”、“大学部”、“中庸部”、“孟子部”、“四书部”，每部都分门别类地汇编相关文献。以“四书部”为例，包含五大方面的内容：一为“四书部汇考”，其中汇考一以时代为序拈出四书学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汇考二至三举列历代主要四书学著述，并于每书下择录序跋文字；汇考四列《宋史·艺文志》、王圻《续文献通考》、焦竑《国史经籍志》及《东山经籍考》四种目录书中的《四书》类著述部分；汇考五先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书之流传简况，后考《四书》异文。二为“四书部总论”，录历代儒者总论《四书》语。三为“四书部艺文”，列历代文人以《四书》中文句为题所成之诗文。四为“四书部纪事”，列历代儒者推尊《四书》事迹及《四书》著述。五为“四书部杂录”，收录其他论述《四书》言论或考证相关史实。据上述材料，我们不但可以较为清晰地理导出四书学发展的史脉，而且可以使我们从多侧面审视，从而得出对四书学的立体认识。由此足见，像这种大型专题资料汇编的价值与意义，决不仅仅在于省却学者诸多翻检之劳，更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里面。
其次，明代修《元史》，未立《艺文志》，清代学者对之进行补撰，广搜一代典籍，其中的《四书》研究著作专立“四书类”或“经解类”等，为我们今天了解元代四书类著述情况提供了基本的依据。补撰之作中，著名的有以下几家：黄虞稷（1629—1691）的《千顷堂书目》，金门诏（1672—1751）的《补三史艺文志》，倪灿（约1626—1687）、卢文弨（1717—1796）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1728—1804）的《补元史艺文志》。
关于现当代的元代四书学研究，兹以研究角度为标准，简述如下：
第一，元代四书学综合研究及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台湾黄孝光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专著《元代的四书学》
，全书分五章，分别为“元初四书学的形成”、“元儒与四书学”、“元儒四书学的师承与特色”、“学校、科举与四书学”及“元代君臣与四书学”，文后附录“元人有关四书研究著作目录”，计有著者159人，著作248种。这是迄今最早也是唯一一部元代四书学研究专著。另一种是复旦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题目亦为“元代的四书学”，作者洪峥。该论文的特点是以元代四书类著述研究为重点，比如首章对相关著作进行了概述、分类，并介绍了部分代表著作及作者。同时，对元代初期《四书》的“接受和传播”、元代中后期《四书》的“确立和尊崇”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文后附录“元代的四书类典籍”，计有著作两百种。专题研究主要有台湾廖云仙先生的《元代论语学考述》
，是书在梳列有元一代《论语》类著述的基础上，对元儒《论语》研究的特点有系统的总结。
第二，元代四书学史研究。台湾学者傅武光先生早在1973年撰《四书学考》
，综论历代《四书》。日本学者佐野公治的专著《四书学史の研究》
以明代四书学研究为主体，部分章节对元代四书学的发展有所涉及，比如第二章探讨了四书学在元代思想界的位置，第四章交待了元代以《四书集注》为对象的注释书的概况，并择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作专节讨论。董洪利先生在《孟子研究》
第十章“元明两代的孟子研究”中，讨论了《孟子》在元代地位的极大提高，金履祥、许谦的《孟子》研究，陈天祥《四书辨疑》对朱子的批评，并重点介绍了赵惪《四书笺义》、张存中《四书通证》、袁俊翁《四书疑节》、史伯璇《四书管窥》几部宗朱著作的《孟子》部分。论文方面，陈荣捷先生《元代之朱子学》
一文中有四书学史方面的内容，金春峰先生《朱熹至元儒对〈大学〉的解释及所谓“朱陆合流”问题》
一文可算一部简要的“宋元《大学》阐释史纲”，孙建平《元代理学官学化初探》
一文，也包含了部分四书学官学化进程及影响的内容。此外，顾歆艺在其博士论文《四书章句集注研究》
第十章“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中，讨论了《四书集注》在元代地位的提高过程。朱修春在其博士论文《四书学史研究》
首章“宋元四书学的建立”中，梳理了“关于宋元四书学的三个问题”，探讨了四书学在宋元理学步向正统意识形态过程中功能的发挥，探讨了四书学对宋元民众的影响，同时对宋元时期的四书学著作作出了分类
。
第三，元代四书学思想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或文章甚少，《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日本学者神林裕子《黄震的〈四书〉学研究》一文可算一篇专论，其他则主要是在一些理学史或学术史著作中有所反映，如侯外庐先生等的《宋明理学史》（上）
、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
、徐远和先生的《理学与元代社会》
、朱汉民先生等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
等。
第四，元代四书学学派研究。除黄孝光先生专门讨论了元代四书学学派的师承与特色外，尚未见到其他成果。徐远和先生《理学与元代社会》尽管也以学派为纲，但讨论的是学派的理学特点而非四书学特点。
第五，元代四书学著作研究。杨昶先生《元代“四书类”典籍述略》
一文，对元代四书类典籍进行总说，并对今存代表著作作简要评述。《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两篇文章，一篇是林庆彰先生的《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对陈著《四书辨疑》进行了较细致的剖断；另一篇是廖云仙先生的《许谦〈读论语丛说〉序说》。顾永新先生《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一文，通过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认为倪氏此书荟萃陈、胡二家之说，集众家之长，是对南宋以来四书学的很好总结，并修正了《四库全书总目》以该书属“为经义而设”
的帖括之学的传统观点，是近年来较有深度的一篇四书学专题论文。
第六，元代四书学与元代社会研究。这方面内容在专题综合研究及四书学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有所涉及，另需提及的是美国学者艾尔曼《南宋至明初科举科目之变迁及元朝在经学历史的角色》
一文，对于认识元代四书学与元代科举的关系颇具参考价值。
第七，元代四书学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元代四书类著述书目及著者的整理考证成果。台湾地区成果尤为突出，傅武光先生的《四书总义著述考》、《论语著述考》
，台湾编译馆的《新集四书注解群书提要》
（附“古今四书总目”），均包括元代书目。大陆方面，除洪峥论文“附录”之外，尚有雒竹筠遗稿、李新乾编补的《元史艺文志辑本》
一书，包括“四书类”一百四十四部、“礼类·礼记之属”的“大学中庸类”四十九部，共计一百九十三部。
纵观元代四书学研究历史，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不足：
第一，专题研究力度不够，专著或论文数量十分有限，相关著作及学人、学派的挖掘有待深入。即如黄孝光先生专著《元代的四书学》，原为1978年3月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研究所庆祝“高邮高仲华先生七秩华诞论文集”论文，仅三四万字，相关内容十分简略，许多问题仅仅是点到即止。
第二，部分观点有待修正，比如黄孝光先生称：“吴澄虽是元初大儒，但在四书学上并没留下任何著作”，而实际上《吴文正集》卷一有《中庸纲领》一篇，卷三《答海南海北道廉访副使田君泽问》中，也保留了较集中地论述《大学》的文字，由之可以窥见吴澄的四书学主张。又如有学者认为许衡对朱子《小学》与《四书》“敬信如神明”表明了他学术上的“浅薄”和“毫无建树”，而实际上许衡从朱子四书学完整体系的高度认识到了《小学》与《四书》的学术关联，是元代一种新型的“四书观”。
第三，研究领域有待拓展，比如对元代四书学社会功能发挥等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第四，以往研究未能将元代四书学研究从包容在元代理学研究的状态下剥离出来，而理学研究与四书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别，元代四书学的总体面貌及学术特征仍较模糊。
第五，资料建设亟须加强，一方面古代已有成果未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另一方面现代最新成果未有实质进展反而舛误徒增，比如黄孝光《元代的四书学》“附录”及《元史艺文志辑本》中四书类著作即出现了许多人名、书名、引文错误，而洪峥《元代的四书学》“附录”亦不辨而沿袭之。而且，迄今也未见一个类似元代四书学“年表”或“学术编年”之类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在资料建设方面，大陆远不及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