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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上的“四书”是一个特定称谓，专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儒家典籍。《四书》的并行与结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四书”之名，起于朱熹
。
所谓“四书学”，是指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及其注疏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体系。这一活动或体系，以视四部书为一有机整体、认定四书之间有着规定的次序和关联为学术前提。从属性上讲，四书学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八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四书学是一门显学。它的“显”，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领域。清代汉学家惠士奇曾手书其“红豆山斋”之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
，准确地道出了程朱之学对清代社会的深刻影响，而此处所言程朱之学为人无行不法的部分中，四书学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其实不惟清代如此，就大致趋势来说，南宋、元、明、清，四朝皆然。
兹于四朝各举诗作一例，由之可窥四书学于社会各层面影响之一斑：
为学须知次第功，
四书为本要精通。
不须妄起功名想，
立得身时禄在中。
曾捋虎须非苟合，
得伸骥足更奚量。
四书尽有工夫在，
仕学从兹道愈光。
五经四子非无道，
二帝三王总是儒。
不必拘拘泥章句，
帝王学与众人殊。
天回邹鲁生人命，
地转江河造化机。
道在六经先四子，
焚膏还欲继余晖。
仅就上述诗作粗略概括，便可见四书学的影响涉及修身、为学、科举、治国等诸多方面，既关乎一己，又关乎社稷。进一步讲，在很大程度上，《四书》不仅是学术要籍，也是治国宝典；四书学不仅是一种显赫的学术形态，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效用。由于《四书》在传播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学术经典与国家制度——如科举、学校——的有效链接，宋元以来的四书学具有同时代其他学术形态无可比拟的强烈政治属性。正因为此，以四书学为对象展开深入探讨，既有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又有政治史上的认识价值。
然而，四朝的政治、学术形势毕竟不同，四书学在历朝的传播与命运也有所差别。在南宋，尽管朱子合《四书》，撰《集注》，作《或问》，在四书学史上有奠基之功，但由于他卷入了当时那场以韩侂胄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集团”的激烈斗争中，晚年遭遇“庆元党禁”，不但其本人饱受贬抑，并最终在凄然中逝去，而且其学也因之被诋为“伪学”而遭禁锢，这可算作四书学史上的一大厄运。
直到二十多年后的理宗即位，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旋改“徽国公”，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之后，四书学在帝王、宰辅层面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带来了士风的转变。尽管史称理宗“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
，但自“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
。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南宋后期与之并列的蒙古政权在四书学传播方面，几乎与理宗推尊朱子及其《四书》同步。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攻破德安府，儒者赵复被俘，在奉诏于军中寻求儒、道、释、医、卜之士的姚枢的劝说下随之北上，讲学太极书院，宣扬程朱之学，正式开启了四书学在北地的传播。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定都开平；至元八年（1271），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朝
。元朝前期四书学的发展，大致在一种为统治者“将信将疑”的态势中进行，帝王及权臣既看到了四书学对于其政权稳固的重要作用，又担心这种为汉族儒士极度推崇的学术形态对其政权造成威胁而有所顾忌。元仁宗即位后，发生了四书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于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并明确规定第一场考试的“经问”、“经疑”都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当中出题，而且规定答题依据只能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又称《四书集注》）。
尽管元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任用的人材有限，元代科考也存在着较为浓重的民族歧视色彩，但四书学却因有了“官方学术”的制度化保证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与发展。并且，以朱注《四书》作为科考主要科目从此形成一种定制，延至明、清。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的编成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它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关节点，虽然最初《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并颁，但由于当时科举考试以《四书》义为重，因此士子倾力研读的大都是《四书》，支撑汉学系统的经典《五经》被支撑宋学系统的经典《四书》所替换，学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另一方面，《四书大全》给明清四书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四书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的学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