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付建军博士的博士论文即将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他邀请我为此书写个序言。作为指导教师和他作品的读者，看到他的专著即将出版，我感到很高兴。

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时代。与传统时期国家倾向于通过折叠型治理模式处理社会事务相比，无论在制度体系还是在机制过程方面，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都表现出了更强的复杂化和科层化特征，这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技术形态。与此同时，如何在治理创新中统筹解决好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发展与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只是在不同时期其所依赖的话语概念存在差异。

发展与安全问题看似存在紧张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与安全所遵循的运作逻辑存在差异。发展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经济分权，而安全的实现机制则更为复杂。对中央政府来说，安全实际上既包括了赋权取向，又含有控制的含义。从中央政府出发，安全的本质应是在赋权与控制的均衡中推动社会建设，进而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建设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转型而言具有突出的战略功能，具体表现为通过社会建设产出社会共识，以应对“政治平等补充经济不平等”机制缺位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在此背景下，围绕社会建设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获得了多方关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领域的制度安排经验是否可以用来推动社会建设。这是中国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亟待回应的大问题。从现实看，诸如项目制和竞赛体制等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的制度安排被大量运用到了社会建设领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建设步伐，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个代表性的挑战是，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中，协调标准化与差异化的张力。因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对地方性知识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创新扩散则强调标准化和一般性，在扩散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过度简化社会的问题，进而引发创新失灵与应用悬浮问题。

付建军博士即将出版的这本专著就是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尝试。全书主要依托三个典型案例，具体呈现了指令-响应式创新、吸纳-推广式创新和领先-跟进式创新三种扩散模式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历程，并且将创新在扩散中的变化及其对应用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当然，该研究通过案例选择，实际上有意地控制了社会因素对基层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通过将案例集中在一个城市内部，突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中的作用。

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问题放在政策创新扩散视域下进行讨论，并非一个全新的研究话题。实际上，无论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还是社会学界，都有大量关于政府创新扩散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揭示了中国场景下政府创新扩散的特殊性，但就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一场域而言，系统性讨论仍然有待补充。学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譬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扩散中又体现为什么？如何理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与制度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付建军博士的书中都有论及。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中国场景下的政府创新扩散研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该书为理解特定场景下的政府创新扩散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此外，此书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为一个制度创业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创新者实际上也就是创业者。这是此书不同于既有讨论的创新之处。

可以看出，付建军博士的研究试图通过政策创新扩散框架，来统合分散化和碎片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其主要借助了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框架，这一框架较好地整合了结构与行动者视角的各自优势，进而也避免了两种视角的分析局限性。

当然，政策创新和扩散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部分环节，仅仅关注政策创新与扩散，可能难以全面地挖掘和呈现中国政策过程的特质。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扩散研究同更为宏观的政策过程分析连接起来，可能将是付建军博士下一步需要拓展和推进的研究方向。我很期待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能够有所突破。

彭勃
2022年6月16日
于上海虹口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