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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从古老的封建制度解体时起，即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初缓慢，继而加速，逐渐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相对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每个大的阶段还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在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之流中，往往出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存和竞争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主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内容，它也必然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却整整晚了200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中国形成了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同时也积聚着对旧传统的否定力量。可是这种稳态持续得太久，以至还没有达到自我否定，就遭到了来自外部的否定。从欧美到日本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促进了旧的传统社会的自我否定和瓦解，带来了一些清新的现代气息。然而，这时的西方国家也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现代化水平仍较低，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文明和野蛮混杂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以传统的、野蛮的方式，使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找到了现代文明发展的途径。在中国大量倾销的鸦片和为保护这种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毒害和杀害了大批中国人，同时也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在血与泪的痛苦历程中，人们醒悟到，再也不能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下去了，中国必须独立、自主、繁荣和富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现在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一条走向中国现代化之路。
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上推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似乎在逻辑上不很顺畅。这主要是由用语习惯造成的。照字面上讲，现代化应当与现代史相一致，所以学术界有时用“近代化”来指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里所说的近代化相对于中世纪传统农业社会，可以归入现世纪走向现代化的总过程。
中国史学界一向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段历史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段历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称民主革命时期。但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上有不同意见。过去是以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近年来一些学者则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把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称为中国近代史。
无论哪种分期，中国近代史都是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以政治上的民主化为重要目标，而民主化恰恰是社会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即现代化在政治上的特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政治上民主化相对应的，自然还有经济上的工业化、商品化等变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概念用语上的矛盾并不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矛盾。因此，还是应该肯定史学界所确定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固然不妨依照前面论及的一般现代化的各阶段的划分去研究。那些反映各国现代化共性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大体上也是适用的。但我们在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时，面对的是变动着的有无限丰富内容的现实，不会满足于极为抽象的简单规定性，而需要作较为具体的能体现中国特点的阶段划分。现代化的历史是一个多变量的复杂的、综合的发展过程，其阶段的划分只能以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变项为标志。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划分，都可能有某种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不能也不必强求一律。
中国台湾学者蔡文辉在阐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时，曾采取如下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1840—1894），兵工洋务时期。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当时的士大夫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之弱，呼吁变革效法西方文明，特别是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模仿西洋的动机，就是如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创设的洋务，包括造船、制械、筑港、设电报局、选派留学生出洋，其直接目的在于自强卫国。但客观上兵工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纺织、运输、采矿等产业的进步，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有了初步的改观。
第二阶段（1895—1911），政经西化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有识之士开始明白，局部革新和军械西化，即所谓船坚炮利，仍不足以图存，唯有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才是自救之道。1896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积极活动。1898年“百日维新”，在政治、军事、教育、实业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不久变法失败，表明改良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屈不挠，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政府，为中国现代化清除了封建政治的障碍。据统计，1903年时全国大小工厂总数6066所，以后逐年增加，到1911年已达9917所。铁路、邮电等都有一定的发展。
第三阶段（1912—1949），权威危机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现代化学说百家争鸣，当政者无所适从，朝令夕改，政治领导阶级权威危机，政权更迭频繁。尽管如此，到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现代化仍有一些进展。铁路、公路、航空、邮电、矿业、教育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成就。这个阶段的社会变迁包括：（1）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2）新式教育的出现；（3）新领导阶级的出现；（4）青年学生渐具影响力；（5）妇女地位的提高；（6）以都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权威的危机造成这一时期现代化运动群龙无首的现象，缺乏一个能统一指导并提供原则和计划的有效率的政府。
第四阶段（1950年至今），工业跃进时期。这一阶段海峡两岸的现代化运动的共同点在于，政治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都逐渐定下心来，按照其各自选定的政策来推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上述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期，虽然在各阶段特征的描述上尚有不够全面和妥当之处，但大体上是合乎实际的，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及其学说和方案，纷纷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演出了一幕幕情节跌宕、悲喜掺杂、色彩斑斓、场面壮观的历史剧。这些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每个人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目标，历史的结局是由他们的活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
尽管人们的直接目的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一切进步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及其学说和方案，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中国社会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人心之所向，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之所趋。不论是谁，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延误中华民族崛起的进程，都会成为我们民族历史的罪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现世纪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走过的历程，就其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看，乃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寻求现代化的途径的过程。其中依次包括：（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寻找改良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2）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3）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互有交错和重叠，前一个过程还未终结，后一个过程即已开始。因而在两个阶段之交，往往发生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些虽说都可以看作是关于中国如何现代化之争，但各条道路以不同的政党、派别为政治领导，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相比之下，有优与劣、可行与不可行和两种前途、两种结果的区别，因而事关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命运，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对中国现代化之最佳而又可行的途径的探索，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那些名垂近代以来中国史册的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都是从总体上或从各个方面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卓越的探索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远远没有完结，这种探索也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考察的重点，当然是现阶段，即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这期间中国存在着两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是大陆上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部全面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不能不涉及整个中国各个部分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在一个国家、民族中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从时间上说并非短期内偶然发生的现象，从空间上说并非个别国家、民族中的特殊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方式的总格局在某些国家、民族中的具体表现。对这两条道路及其前途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更为专门的话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研究台湾与港澳地区的现代化道路，而只是以中国大陆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探讨的对象。本书所讲的中国现代化，主要是指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为在事实上，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然而这种社会过程不同于纯自然过程，它是有人的自觉活动参与并在人类社会组织即人的社会联系形式中实现的。社会的现代化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才得以进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选择它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是人总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受到种种制约的人，因而人们所做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选择，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选择。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和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决定，而是必然的、历史的抉择。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所以，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就其社会形式而言，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经过这一阶段，我国将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由占很大比重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本来大部分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下完成的，对于我国这样原先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有补课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某种共同性，为我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乃至采取更为灵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不能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某些方面的共同性的或相似的特征，便得出两种社会制度趋于一致的结论。不同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共同性，并不就等于最终结局的共同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仅立足于现在，而且拥有未来的新的社会制度，无疑会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更充分地表现出个性特点。明确肯定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主流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规定了我国现在对内、对外关系的实质，并且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因为未来正是从现在开始的。
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众所周知，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同时还存在着世界性的技术（产业）革命的潮流。马克思在谈到18世纪产业革命的社会作用时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在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现代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今这两股潮流仍在继续发展，并且具有更新的内容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形成新的质态。世界性的技术（产业）革命，已发展为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则针对外部和内部的状况发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广泛的改革运动。
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当今世界上引人瞩目的两大潮流。这两大世界潮流相互激荡，在中国汇合起来，推动着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准备过程，改革和开放正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这些战略性的措施全面发挥效力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起飞”之时。我们正处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时刻，由“起飞”前的准备转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真正“起飞”。在此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境况，中国现代化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和出现某些曲折，但它作为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必将冲毁一切明障暗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而傲然耸立于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社会现代化是现实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成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即人们所说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等，其中当然包括现代哲学思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尤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贯穿在这种社会历史学说中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同旧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以承认客观实在对于观念的第一性地位为前提，把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置于对既有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与以往的哲学家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他说，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我们不仅要有关于社会既成现实的观念，而且要形成变革现实的实践观念，建立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观念。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切实可行的理想目标，通过主体自觉的实践活动改造现存世界，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无疑集中体现了反映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时代精神。
中国人民为了寻找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的、艰难的探索，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才大大加快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学说在中国的命运，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发展，又要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发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展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应地得到发展，要求理论不仅要跟上实践的脚步，而且应当尽量走在实践前面，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作用。
在这里，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并不意味着为现代化的实践规定唯一的指令性的行动程序，而是研究现实中各种要素、变量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探求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和确定适用方案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理论的探讨只是为实践的决策提供咨询或参考，一般的理论探讨不能代替具体的实践决策，不应该将二者直接等同起来。从总体上讲，理论的探讨具有较强的发散性，而实践的决策则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特征。活跃的理论探讨的某种多元性，恰恰是正确的实践决策的一元性的保障。前者仅仅提供选择的对象，不能要求它们绝对正确；后者才是选择本身，应当要求尽量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与此相应，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力求为这种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决策提供一种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思想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造成了理论需求的新的格局。那些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切身利益、需要直接相关的理论领域，较多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科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理论等方面出现了日益繁荣的趋势，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一起构成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科学基础。科学的社会地位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社会作用的削弱，而是对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哲学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
社会生活越是丰富多彩，具体科学越是分化和繁荣，就越是需要有从哲学高度上的综合，以便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整体把握。哲学思维是高度概括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它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必需的。特别是对于复杂事物，例如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认识与驾驭，就更显示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而要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哲学，树立整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哲学的社会作用并不像具体科学那样直接和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哲学作为理论的最抽象层次并不直接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它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素养、思维能力的训练和思维方式，其作用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哲学研究也确有某些与时代、现实疏离的表现，有待于改进。我们的哲学需要密切与我们的时代的联系，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命力之源泉。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收入广阔的哲学思维的视野，深入反思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力求做出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概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