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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自今日始。实际上，我们早已卷入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只不过现在比过去更加自觉、主动、全面和深刻罢了。开拓、推进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先辈、我辈和后辈许多代人的历史责任。
要从事一项事业，必须认识这项事业，认识自己与这项事业的关系。一个现代化的建设者，不仅应当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和直接相关的环境条件，而且需要了解由各个局部或环节所构成的系统整体及其发展进程。这种认识既包括对现代化对象客体的了解，也包括对现代化活动主体的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系统整体及其发展进程，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是各门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而哲学因为它的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对于从动态的整体上总览复杂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把握现代化过程的客体、主体和主客体关系，具有其他各门科学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本质上是社会现代化潮流的精神产物和反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用理性的笔触勾画和建构哲学思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哲学是带有总体性、系统性的理性思维方式。借助它在现代化的建设者面前呈现中国现代化的动态图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逻辑，使人们形成现代化的全局观念，这无疑会增强从事这项宏伟事业的自觉能动性和必胜信心。
何谓现代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从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含义和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现代化作为概念，既有时间的含义，又有变化的含义；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过程，也是既有时间的特征，又有变化的特征。只有从时间与变化的含义和特征中，才能理解现代化是社会状态在现代的变化或社会向现代状态的变化。为此，就需要依次考察现代、现代性、现代化及其特征，由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以便对所谓现代化形成一个带有一般性而又不致失之空泛的了解。
现实的人以自身为感受的主体，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此时的现在不断地成为过去，未来又不断地转化为现在。人只生活在现在，感受着现在，然而时光不断流逝，现在转瞬即逝，似乎只有过去和未来才是无限的。现代（modern），即现在的时代，与瞬间的现在不同，它是以现在为中心向过去和未来两侧有限延伸的时间跨度，是边际相对确定的广阔的时间域。T.帕森斯曾将社会演变分成原始、中间和现代三大阶段。
要对人类历史做粗略的时间划分，不妨把帕森斯所说的原始阶段再划分为初始和古代两个阶段，并称之为世纪。这样共有四个世纪，即初世纪、古世纪、中世纪和现世纪。这里所谓的世纪，是由若干以百年计的世纪合成的复数的世纪。现代就是现世纪，从世界范围讲，大致包括从17世纪以来的几个过去的世纪和未来的世纪。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包括通常所说的近代，可以把近代看作现代的准备或过渡阶段。也许几个世纪后我们所说的现世纪结束了，人类历史更新的世纪真正到来，那时的人们会把我们的现世纪称为近世纪，而把他们所处的世纪叫作现世纪，以便研究他们所面临的现代问题。
作为历史时代的现代，不是空无内容的时间框架。现代是现代人历史的活动和现代人活动的历史。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这种时代的性质或属性，可以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人类学家曼宁·纳什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它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
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了些，但它强调现代性同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紧密相关的特征，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之点。当然，不能孤立地研究社会或人的时代属性，这种研究只有在社会或人的历史关系和对比中才有可能深入进行。因此，许多学者都力图对传统与现代加以比较，从与传统性的联系和区别中揭示现代性的内涵。
现代性贯穿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各个向度、各种活动中，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方面与传统社会和传统人不同的各种特性的总和。举凡表征现代社会或现代人特征的属性，如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世俗性、开放性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含义之中。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仅仅是一个总的一般性的概括。在现时代中，并非每个社会组织形式都具有充分的、完全的现代性，也并非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十足具有现代性的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在社会内部，在人与人之间，甚至在每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中都表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个“资产阶级时代”正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最初阶段，在此期间所显现的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景象，尤其表现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尖锐冲突。
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特征的分析，比较注重于以下三个方面：（1）在传统社会里，传统主义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缺乏适应新的环境的文化能力；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却不做传统的奴隶，敢于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2）在传统社会里，世系门第制度是决定一切社会实践的依据，这种制度是实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在现代社会里，门第关系无足轻重，人的社会地位要靠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来获得。（3）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得由命运摆布；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于革新意识，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的态度。
这种分析的不足之处，是未涉及两类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的根本区别。也许他们是把这种区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不必包括在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特征的理解之中。应该看到，同这个前提相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在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精神状态上的巨大差异，只是由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造成的本质区别的表现；而两种社会中人们在衣、食、住、行方式上的不同，则不过是外观上的差别。从整体上讲，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区别，本质上在于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之不同。
毫无疑问，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传统性的突破和否定，由此而表现了历史发展中的间断性或阶段性。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发展了的现代性还内在地包含着对传统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和发掘，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或一体性。社会生活中现代性对传统性的这种肯定和保留，不是对原有传统的完全恢复，而是对原有传统的时代性“扬弃”，即在现代社会的质态中包容和改造原先的传统形式或内容。人类历史的进步趋向，总的说来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或人的属性的偏重静态的描述，那么现代化就是指社会或人的现代特性的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现实活动。作为一个与时代直接相关的概念，依据前述历史世纪的划分，可以说，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同中世纪相比现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和人的根本性的变化。被人们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活动，在时间上前后绵延几个世纪，在空间上从西欧开始逐步扩及全世界。
目前，关于“现代化”概念有各式各样的定义，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然而，在一个基本点上又是大体上一致的，那就是：“现代化”作为对客观事实的概括，指的是人类社会在现代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各种“现代化”定义之间的差别，多半是在把握这一变迁的实质和特征时发生的。显然，不能指望以一个“现代化”的一般定义，囊括如此巨大和复杂的、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的动态的世界历史过程和活动，而只能借助概念的抽象规定触及这个历史变迁的本质特征。这一工作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侧面进行。
用这种较为灵活的标准来衡量，许多看起来不同的定义都有可取之处，各以不同的方式揭示着“现代化”的含义。例如，赖肖尔1965年1月发表在日本《自由》杂志上的《什么是现代化》一文提出，现代化是在现代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重要的变化。这大概算是个最模糊、最抽象的说法了。塞缪尔·亨廷顿则说，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
。比较起来，亨廷顿的说法稍为具体些，开始从横的方面区分现代化过程的各个领域。戴维·波普诺写道：“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
这个定义主要是从纵的社会状态转变上说明现代化过程的特征。
这些定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的简练的速写，使我们有可能初步形成一个关于现代化的一般概念。据此，首先应该肯定，社会现代化乃是人类史上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以至每个人，都不能完全置身于这个过程之外。问题是怎样经历这个过程。自觉还是盲目？主动还是被动？片面还是全面？顺利还是曲折？加速还是延缓？成功还是失败？这需要每个人，每个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明智的选择。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生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就社会作为整体而言，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分别地看，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各个领域普遍的、深刻的变化，包括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科技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生活的现代化等；人的现代化则是从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享受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深刻的变化。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
一个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买来西方成套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迅速建起现代化的城市、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厂房、校舍、医院、游乐场，应有尽有，如果人依旧是传统的人，就不能算是实现了现代化。优越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它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的生产力。一些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它们并未成为现代化国家。反之，一些国家虽然自然条件较差，但却步入了现代化国家之林，这是同人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
唯有人才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是创造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生气勃勃的能动的力量。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乃是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先有现代的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的人。从总体的联系上看，恰恰是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在过程。
社会现代化在长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的、局部的质的变化而显出其阶段性。D.莱勒曾试图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分辨出一个中间阶段，即一个“过渡性的社会”。W.罗斯托则作了详细的区分，他写道：“可以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都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
后来，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的阶段》（1971）中提出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在社会发展的六个阶段中，去掉传统社会阶段，余下的五个阶段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现代化发生、发展的诸阶段。其中的起飞阶段无疑是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有些学者在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过程时，划分了三个大的阶段：（1）准备的阶段。这是开始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期。（2）变革的阶段。实际上是全面变革的时期，其间还可分出小的阶段，即试验阶段、巩固阶段和加速阶段。（3）高度现代化阶段。
上述各种说法，大体上是相似的，只不过侧重点和详略不同而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的问题的差异，对现代化各阶段的关注程度自然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关心如何实现现代化，社会如何变革，经济如何“起飞”。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更注意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甚至对现代化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忧心忡忡。随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展，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趣中心必然发生相应的转移。
在当代，由于全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划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丹尼尔·贝尔将这两个阶段称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约翰·奈斯比特认为这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阿尔温·托夫勒则称之为从第二次浪潮文明向第三次浪潮文明的过渡。按照这种分析，第一次浪潮建立的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第二次浪潮即工业化也是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浪潮。如果所谓第三次浪潮并非使现代社会导向完全不同的超现代社会，而是使现代社会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也可以把这次浪潮视为社会现代化的第二个浪潮。
在这种形势下，仍处于现代化的第一个浪潮里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又遇到接踵而来的以信息化为主要特点的第二个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而发达国家并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停下来，现在又奔向新的现代化的目标。在现代化发展的复杂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心只搞工业化，而需要积极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机会，加速实现工业化，进而走向更高阶段的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趋势。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早晚、速度的快慢、途径的优劣等等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结果上形成的显著不同和强烈对比，既引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迫切愿望，也滋长了西方国家“以我为中心”的观念。这样，由于有这种背景而产生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误解，是不足为怪的。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合作日益频繁，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本是极寻常的事。但是，学习别人的现代化经验或方式，终归还是为了本民族、本国、本地区的现代化。在所谓“西方化”的现象下面，更多、更稳定的还是西方经验或方式的民族化、本国化和本地化。即使是被完全接受了的某些西方通用的制度或观念，也不一定就是西方所特有的。事情往往是这样：许多具有全人类性质的制度或观念，首先被较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国家所得到，尔后才扩展到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些应看作是全人类的文明的结晶，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之后得到它，就断定这是什么“西方化”。
现代化乃是全世界、全人类性的历史变迁，相比而言，地方观念则过于狭隘，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因此，一个国家、民族既不应在“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错误观念支配下，丧失自己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创造力量，也不宜将“西方化”视为可怕的陷阱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以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在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不发达国家需要有鉴别、有选择地西方化，这样的西方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这种西方化当成最终的目标。
现代化作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换句话说，确定一个社会之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在一般地了解“现代化”概念和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使认识由一般的抽象向一定程度的具体上升的必要过程。
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讨论“日本和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为现代化确定了如下标准：（1）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2）较高程度的无生命动力能源的利用，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3）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以及通过这一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程度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性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6）一个延展和渗透的大众传播系统。（7）存在大规模的诸如政府、商业、工业等社会制度，以及成长中的这些制度的官僚管理组织。（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和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
此后，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作了持续不断的热烈的讨论。例如，贝迪阿·纳思·瓦尔马提出了五条评判现代化的标准：（1）合理性。在为达到实际目的而采用适当手段时，合理性产生于受目标指导的行动。（2）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追求，包括个人的倾向性和积极性、自我控制、独立工作能力、为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3）现世主义。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作用。（4）应用科学原理推进技术与个人目标。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适应自然，去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好的关系。（5）平等。平等不仅指法律或民权方面，还意味着摆脱偏见、歧视和消除剥削。
应当承认，从以上诸方面描述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是比较全面的，至少是把握住了它的主要之点。但也需要指出，上述概括基本上是以新科学技术革命前的现代工业社会为对象的。如果新科学技术革命之后的社会可以算作现代社会的高级阶段，那么新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显著社会变化，就是第二次现代化或现代化的深化。这种再现代化的新过程刚刚在少数发达国家开始，虽然它所造成的社会特征还不甚明显，但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以，我们现在虽仍可以用前述诸多特征作为确定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是否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但又不应将这些标准凝固化、绝对化。现代化是一个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着的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任何标准都不免带有依赖于特定历史条件的相对的性质。
总括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勾勒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第一，在经济方面，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所谓工业社会并不排斥农业，只是使农业和其他产业工业化；信息社会也不取消农业和工业，而是以信息技术改造农业、工业和全部产业。同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现代化的经济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由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政治上的现代化本质上是民主化。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殊为不易，往往要经过半专制半民主的中间环节。民主的实现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艰难的历史过程。
第三，在组织方面，现代化是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社会组织向结构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转变。社会成员的分工和协作在现代社会中得到高度发展，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社会化和高效率化。现代化也是社会组织管理、调节和控制的现代化。
第四，在观念方面，现代化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人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体，而且要在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实利益得到承认和尊重。
第五，在活动方面，现代化是由压制人的创造性向解放人的创造力和发挥人的潜能的转变。这是人的能力由得不到发展，到片面发展，再到全面发展的过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发挥人的作用的不同方式。重要的是要使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与集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活动和利益协调一致。
第六，在交往方面，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现代交通、通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密切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这种变化既是一定的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条件之一。
第七，在生活方面，现代化是由以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城市化的过程与工业化的发展直接相关，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的过程。但城市化不等于大城市化，在现代化的更高阶段，大城市化的趋势有可能受到抑制。
第八，在能源方面，现代化是由以有生命动力源泉为主向以无生命动力源泉为主的转变。片面地大量利用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能源，引起了所谓“能源危机”。现代化的深化，意味着依靠科学技术促进耗能产业向节能产业的转换，同时开发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的、无污染的能源。
第九，在环境方面，现代化是由顺应自然条件向改造自然环境和与自然界实现协调的转变。现代化是从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开始的，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深入的现代化导致人类将力求运用科学技术和人的努力，重新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平衡。
社会的现代化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应当是人，是当代的和后代的人。人们盲目的、近视的行为，常常造成料想不到的、长远的后果，甚至会危及人类未来的生存。从事现代化事业，不能不时刻考虑到人类的未来。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在提出和回答“到底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未来”这个问题时写道：“应当着眼于真正能够生活和能够实现的未来，即人们可望可即和切实可行的未来。”“人类探险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创建一个世界，一种能使人的最佳才能，在互相了解和与大自然相依为命的环境中得以充分发挥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在于，不仅要建设一个适合于现在人们生存的世界，而且要使它成为一个同样适合于未来人们生存的世界。
中国社会从古老的封建制度解体时起，即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初缓慢，继而加速，逐渐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相对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每个大的阶段还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在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之流中，往往出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存和竞争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主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内容，它也必然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却整整晚了200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中国形成了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同时也积聚着对旧传统的否定力量。可是这种稳态持续得太久，以至还没有达到自我否定，就遭到了来自外部的否定。从欧美到日本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促进了旧的传统社会的自我否定和瓦解，带来了一些清新的现代气息。然而，这时的西方国家也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现代化水平仍较低，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文明和野蛮混杂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以传统的、野蛮的方式，使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找到了现代文明发展的途径。在中国大量倾销的鸦片和为保护这种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毒害和杀害了大批中国人，同时也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在血与泪的痛苦历程中，人们醒悟到，再也不能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下去了，中国必须独立、自主、繁荣和富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现在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一条走向中国现代化之路。
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上推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似乎在逻辑上不很顺畅。这主要是由用语习惯造成的。照字面上讲，现代化应当与现代史相一致，所以学术界有时用“近代化”来指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里所说的近代化相对于中世纪传统农业社会，可以归入现世纪走向现代化的总过程。
中国史学界一向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段历史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段历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称民主革命时期。但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上有不同意见。过去是以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近年来一些学者则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把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称为中国近代史。
无论哪种分期，中国近代史都是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以政治上的民主化为重要目标，而民主化恰恰是社会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即现代化在政治上的特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政治上民主化相对应的，自然还有经济上的工业化、商品化等变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概念用语上的矛盾并不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矛盾。因此，还是应该肯定史学界所确定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阶段，固然不妨依照前面论及的一般现代化的各阶段的划分去研究。那些反映各国现代化共性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大体上也是适用的。但我们在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时，面对的是变动着的有无限丰富内容的现实，不会满足于极为抽象的简单规定性，而需要作较为具体的能体现中国特点的阶段划分。现代化的历史是一个多变量的复杂的、综合的发展过程，其阶段的划分只能以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变项为标志。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划分，都可能有某种独特的意义和作用，不能也不必强求一律。
中国台湾学者蔡文辉在阐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时，曾采取如下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1840—1894），兵工洋务时期。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当时的士大夫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之弱，呼吁变革效法西方文明，特别是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模仿西洋的动机，就是如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创设的洋务，包括造船、制械、筑港、设电报局、选派留学生出洋，其直接目的在于自强卫国。但客观上兵工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纺织、运输、采矿等产业的进步，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有了初步的改观。
第二阶段（1895—1911），政经西化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有识之士开始明白，局部革新和军械西化，即所谓船坚炮利，仍不足以图存，唯有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才是自救之道。1896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积极活动。1898年“百日维新”，在政治、军事、教育、实业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不久变法失败，表明改良主义的办法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屈不挠，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政府，为中国现代化清除了封建政治的障碍。据统计，1903年时全国大小工厂总数6066所，以后逐年增加，到1911年已达9917所。铁路、邮电等都有一定的发展。
第三阶段（1912—1949），权威危机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现代化学说百家争鸣，当政者无所适从，朝令夕改，政治领导阶级权威危机，政权更迭频繁。尽管如此，到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现代化仍有一些进展。铁路、公路、航空、邮电、矿业、教育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成就。这个阶段的社会变迁包括：（1）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2）新式教育的出现；（3）新领导阶级的出现；（4）青年学生渐具影响力；（5）妇女地位的提高；（6）以都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权威的危机造成这一时期现代化运动群龙无首的现象，缺乏一个能统一指导并提供原则和计划的有效率的政府。
第四阶段（1950年至今），工业跃进时期。这一阶段海峡两岸的现代化运动的共同点在于，政治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都逐渐定下心来，按照其各自选定的政策来推行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上述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期，虽然在各阶段特征的描述上尚有不够全面和妥当之处，但大体上是合乎实际的，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阶段性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及其学说和方案，纷纷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演出了一幕幕情节跌宕、悲喜掺杂、色彩斑斓、场面壮观的历史剧。这些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每个人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目标，历史的结局是由他们的活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
尽管人们的直接目的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一切进步的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及其学说和方案，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中国社会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人心之所向，是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之所趋。不论是谁，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延误中华民族崛起的进程，都会成为我们民族历史的罪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现世纪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走过的历程，就其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看，乃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寻求现代化的途径的过程。其中依次包括：（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寻找改良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2）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3）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互有交错和重叠，前一个过程还未终结，后一个过程即已开始。因而在两个阶段之交，往往发生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些虽说都可以看作是关于中国如何现代化之争，但各条道路以不同的政党、派别为政治领导，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相比之下，有优与劣、可行与不可行和两种前途、两种结果的区别，因而事关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命运，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对中国现代化之最佳而又可行的途径的探索，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那些名垂近代以来中国史册的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都是从总体上或从各个方面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卓越的探索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远远没有完结，这种探索也将不断地继续下去。
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考察的重点，当然是现阶段，即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这期间中国存在着两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是大陆上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部全面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不能不涉及整个中国各个部分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在一个国家、民族中有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从时间上说并非短期内偶然发生的现象，从空间上说并非个别国家、民族中的特殊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方式的总格局在某些国家、民族中的具体表现。对这两条道路及其前途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更为专门的话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研究台湾与港澳地区的现代化道路，而只是以中国大陆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探讨的对象。本书所讲的中国现代化，主要是指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为在事实上，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然而这种社会过程不同于纯自然过程，它是有人的自觉活动参与并在人类社会组织即人的社会联系形式中实现的。社会的现代化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才得以进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选择它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是人总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受到种种制约的人，因而人们所做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选择，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选择。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和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决定，而是必然的、历史的抉择。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所以，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就其社会形式而言，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经过这一阶段，我国将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由占很大比重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本来大部分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下完成的，对于我国这样原先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有补课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某种共同性，为我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乃至采取更为灵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不能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某些方面的共同性的或相似的特征，便得出两种社会制度趋于一致的结论。不同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共同性，并不就等于最终结局的共同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仅立足于现在，而且拥有未来的新的社会制度，无疑会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更充分地表现出个性特点。明确肯定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主流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规定了我国现在对内、对外关系的实质，并且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因为未来正是从现在开始的。
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众所周知，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同时还存在着世界性的技术（产业）革命的潮流。马克思在谈到18世纪产业革命的社会作用时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在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现代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今这两股潮流仍在继续发展，并且具有更新的内容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形成新的质态。世界性的技术（产业）革命，已发展为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则针对外部和内部的状况发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广泛的改革运动。
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当今世界上引人瞩目的两大潮流。这两大世界潮流相互激荡，在中国汇合起来，推动着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准备过程，改革和开放正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这些战略性的措施全面发挥效力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起飞”之时。我们正处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时刻，由“起飞”前的准备转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真正“起飞”。在此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境况，中国现代化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和出现某些曲折，但它作为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必将冲毁一切明障暗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而傲然耸立于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社会现代化是现实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成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即人们所说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等，其中当然包括现代哲学思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它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尤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贯穿在这种社会历史学说中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同旧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以承认客观实在对于观念的第一性地位为前提，把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置于对既有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与以往的哲学家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他说，真正的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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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我们不仅要有关于社会既成现实的观念，而且要形成变革现实的实践观念，建立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观念。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切实可行的理想目标，通过主体自觉的实践活动改造现存世界，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无疑集中体现了反映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时代精神。
中国人民为了寻找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的、艰难的探索，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才大大加快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学说在中国的命运，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发展，又要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发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展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应地得到发展，要求理论不仅要跟上实践的脚步，而且应当尽量走在实践前面，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作用。
在这里，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并不意味着为现代化的实践规定唯一的指令性的行动程序，而是研究现实中各种要素、变量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性，探求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和确定适用方案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理论的探讨只是为实践的决策提供咨询或参考，一般的理论探讨不能代替具体的实践决策，不应该将二者直接等同起来。从总体上讲，理论的探讨具有较强的发散性，而实践的决策则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特征。活跃的理论探讨的某种多元性，恰恰是正确的实践决策的一元性的保障。前者仅仅提供选择的对象，不能要求它们绝对正确；后者才是选择本身，应当要求尽量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与此相应，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力求为这种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决策提供一种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思想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造成了理论需求的新的格局。那些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切身利益、需要直接相关的理论领域，较多受到人们的关注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科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理论等方面出现了日益繁荣的趋势，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一起构成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科学基础。科学的社会地位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社会作用的削弱，而是对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哲学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
社会生活越是丰富多彩，具体科学越是分化和繁荣，就越是需要有从哲学高度上的综合，以便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整体把握。哲学思维是高度概括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它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必需的。特别是对于复杂事物，例如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认识与驾驭，就更显示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而要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哲学，树立整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哲学的社会作用并不像具体科学那样直接和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哲学作为理论的最抽象层次并不直接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它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素养、思维能力的训练和思维方式，其作用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哲学研究也确有某些与时代、现实疏离的表现，有待于改进。我们的哲学需要密切与我们的时代的联系，与我们的时代、与现实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命力之源泉。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收入广阔的哲学思维的视野，深入反思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力求做出深刻的创造性的哲学概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