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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上，目标和目的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力求达到的境地。中国现代化之目标，就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现实的生活、实践活动中的希望、追求和信仰等。
目标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人们的实践总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活动。无目标的活动不可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只能是动物性的本能活动或人自身的某些下意识活动，绝不是专门为了改造世界、变革事物而进行的活动。因此，目标便成了人的活动的鲜明特性之一，成了把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也成了人类不断进化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人们活动的目标越明确，表明人们的活动越自觉，人的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才可能越大。可以说，目标仅仅为人的活动所具有，这是目标的特性之一。
作为实践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目标体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目标是对未来前景的展望，是移入人们头脑中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客观进程的某一未来区域；目标也是对未来实践结果的预测，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进展到未来某一时间所要创造的对象，即“人化自然”预先在人们头脑中的构想，是超越现状的对未来某一特定领域和阶段的把握。目标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实践性和未来性的特点。
目标的主观性，就是指目标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在没有实现以前，目标不是现实的东西，而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一种认识，即停留于主观领域之中。目标的客观性，其一是说，目标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发展趋势的反映，任何切实的目标都必须经过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对客观材料的深入分析、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客观实践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总之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之上；其二是说，目标尽管在它刚刚被提出的时候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主观的认识，但目标一旦付诸实施，就可以不断转化为现实、转化为客观实在的对象物，从而否定自己的主观性。
对于目标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黑格尔曾阐述过颇有启发性的深刻见解，他把目的区分为“主观的目的”“正在完成过程中的目的”与“已完成的目的”，这就把目的看成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表现为“主体从它单纯自为存在着的内在性向前走出来，要与那在外的与他对立的客观性打交道。于是就形成了由单纯的主观目的到那转向外面的合目的的活动的进展”
，进而通过这种活动来达到目的。这个过程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目的由主观走向客观的过程，是目的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辩证统一的过程。
目标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在实践活动中达到的，也是在目标的实践性中集中体现出来的。目标的实践性是指目标总是在实践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并且是为了实践而制定、进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目标既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目标只有付诸实践才有意义，才能完成从主观走向客观的进程。不能付诸实践的目标，就只能是空想。
目标的未来性，顾名思义，它是指目标总是对未来的预测，是超前思维的产物。由于目标的这种未来性，使它一方面具有对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引导作用，把人们的行动引到目标规定的方向上去；另一方面它又因此而具有变动性，因为实践向未来的发展总是不可能为人们现在所详尽无遗地把握，未来总有人们所不曾预料到的新情况、新事物出现，因此必须随时随情况的变化对目标进行修正和完善。
除上述特性外，目标还具有价值的属性，具有使人们为之崇尚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由人的需要升华而来的。人的需要在主观意识上的表现，就是人的动机与愿望，而目标则是人们对复杂多样的动机与愿望进行选择与凝聚后产生的。目标一经选择确定，就具有相对的恒久性、稳定性与专一性，较之动机与愿望达到了更高级的认识形态。但目标无论怎样高级，其根基都在于人的实践需要，在于人的这种或那种利益。人们实现目标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人们对目标的选择，除了要考虑客观可行性之外，还必然要考虑是否符合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绝不会把违背自身需要与利益的东西当作自己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当然，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它们之间还互相冲突，因此人们在选择目标时往往会出现和自己的某些需要与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但这样的目标却往往又是和人的那些更重要、更长远、更根本的需要与利益相一致的。例如，当个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把群体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就是如此。由此可见，目标具有价值的属性，它内含着人们对利弊得失的选择、对客观事物的好恶态度，反映了人们对客体之于自身有用、有利、能满足需要等方面的认识。
由于目标具有上述丰富的属性，决定了它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也对于现代化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目标首先是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实践进程的认识和把握。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时代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水平，就是同时代而不同国家之间，现代化的水平也存在着差距。现代化的目标正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反映了这种差距，通过目标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把握较大范围内现代化实践的各种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并明确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通过目标的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现代化水平的比较，激励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不断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迈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在20世纪末所达到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就激励我国制定更长远的现代化目标，力争在下个世纪中叶消除这种差距，使我国的现代化趋近、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水平。
目标也是现代化实践主体的一种自我反思。目标作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意味着它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体现着现代化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变量，它不仅随着客观条件和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往往还随着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即自我意识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在实际能力所具有的上限之内，较高的自我能力估计会产生较大的自信心，从而激发出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反之亦然。
在现实中，人的能力往往是没有充分发挥的，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过低的自我能力估计和较小的自信心所致。目标是在人们对自我能力估计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化的目标，则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对自己的群体能力估计和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人们在每一时代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能够达到的一定目标的话，那么，现代化的某一具体目标，便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代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他们对这种能力的自我认识。没有目标的活动是一种没有信心与信念的盲目活动。一个民族只有恰当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能力，才能振奋和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充分发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安于现状并力图超越现状，从而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坚定地迈向未来。
总之，现代化的实践必须基于主体能够认识自己，而现代化的目标则是现代化实践主体认识自己的结晶，也是现代化实践主体之主观能动性将要发挥到何等程度的标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是一个民族对自身能力认识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又会反过来左右或调控一个民族的群体能力的发挥。
目标对人的能力的左右或调控作用，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对主体的激励、推动作用，使主体产生行动的巨大动力和积极性。同样，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它对现代化实践者的动力和积极性的调动与激发。一般说来，推动人们进行某项实践活动的动力，来自这项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且动力的大小还要随目标价值的改变而改变。目标的价值就在于目标对于人的有用性，即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的特性，而目标价值的大小则是目标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程度的高低。
在一定范围内，目标价值的大小和由此产生的动力之大小是成正比的，目标的价值越大，由此产生的动力也越大，反之亦然。一个毫无价值的目标，绝不可能起到激励人们行动的动力作用。这和前面所说的较高的目标反映了较高的自我能力估计，从而会激发出较大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是问题的背景不同。前面讲的是目标的自我激励，即主体自己（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根据能力制定目标激励自己。这里则是目标的“外在激励”，即先由群体的管理者或决策者制定目标，然后把目标信息输入群体成员之中，于是对并未参加决策的成员来说，目标就是外部输入的激励因素。当然，从外向内输入的目标一旦为主体所真正接受，也就帮助主体进行自我能力的认识，从而也会转化为内在的自我激励因素。
目标对主体行为的激励作用即动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目标价值的大小，还取决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一个目标尽管价值很大，如果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或没有可行性，那么该目标所起的动力作用就会减弱，甚至起不到动力作用。为此，在群体的实践活动中，行使制定目标职责的决策者为了使目标能够有效而持久地激励自己的成员，除了要注意目标的价值外，还必须周密地分析各种相关条件，把握在推进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揭示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选择和制定既有较高价值又有变为现实的较大可能性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目标的激励作用。
没有目标或失去目标，人的活动也就失去了方向和为之而奋斗的动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包含于目标之内的指标体系，是在全面考虑到目标的价值、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基础上确定的具有巨大感召力的宏伟目标，它正激励我们整个民族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中国现代化事业之中。
目标的感召力还进一步表明，它具有团聚群体成员的作用。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追求所形成的共同的目标，能把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行动的整体，造成一种分力与合力方向一致的群体凝聚力量，形成无论多少个体在分散状态下都无法产生的改造世界的能力。目标的动力作用与团聚作用，都根源于它所反映的人们的需要与利益。目标作为观念形态所具有的动力作用，不过是反映和表现了需要与利益的动力作用而已。
可见，我们的现代化实践如果没有一个气势宏伟而又合乎科学的目标，就不可能有明确的方向，不可能有强大的驱动力与凝聚力，也不可能使现代化成为一项激励亿万群众积极投身的宏图大业。一个宏伟而又科学的目标，是现代化实践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目标既可以是一种定性的表述，也可以是一种定量的描述。前者一般用某种浓缩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达，后者则通常用一系列数据指标具体地表达，详细地规定了实践结果的数量范围。对目标究竟采取定性还是定量的表述，需要视对象而定。有的对象不宜也不可能采取定量表述，就只能进行定性表述。例如，中国现代化所要实现的“高度民主”这一目标，便是一种定性的表述。当然，目标应尽可能采用定量表述，才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和可检验性。中国现代化在经济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采用了定量的表述。从总体上看，现代化目标是定性与定量的统一。
一般来说，定性目标较为模糊和不确定，定量目标较为明晰和确定。但无论是定性目标还是定量目标，都不是绝对的不确定或确定。因为绝对不确定的目标根本不可能成其为目标，而只能是变幻莫测、不可捉摸的幻影；绝对确定的目标也不可能是现实的目标，而只能是抽象的、僵死的虚设之物。任何真实的目标都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也同样是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目标的确定性，是指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和明确性。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为人们准确地把握现代化目标的性质、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它也具有维持现代化目标的信誉与感召力的认识论意义，为现代化实践的稳步推进、有序展开做出了不能随意更改的规定。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否定了那种在现代化水平上搞相对主义的做法，要求不能随意降低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只有实现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发展指标，才能算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否认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就会使现代化变成毫无意义的设定。
目标的不确定性，是指目标在一定范围内的可变性。现代化目标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为某些定量目标可以在一定的幅度内上下波动，使标志现代化的某些指标可能被实践所超越，而某些指标也可能略有差距，出现调整和修正原定目标的情况。这种不确定只要没有超出现代化目标之“度”所规定的范围，皆属正常之列，是确定性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现代化目标不确定性的另一表现，则是指某些定性的目标本身并没有一个精密的、确定的数量标准，而只能规定一个相对的程度，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前面所说的“高度民主”便属此例。当然，这种不确定中也包含着确定：就其高于现在的程度而言，是确定无疑的。此外，现代化目标的不确定性还表现为某些方向上的非根本性调整，即在现代化的总目标所代表的根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某些分目标、阶段性的方向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调整，以求更臻于完善。
现代化目标之所以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是因为目标所反映的客观发展进程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相对稳定性和变动不居性的统一。任何经过可行性论证的现代化目标，都是在深入分析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预测实践演进的必然趋势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作为客观进程的一个环节而出现是必然的，因而它的实现是确定无疑的。这便是现代化目标之确定性的根据所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事物的必然性不可能纯粹地展开，而要通过偶然性去实现，在社会的发展中，在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人们不曾预期的偶然因素，发生现代化目标作为必然性展开的一个环节出现时的波动和摇摆，从而造成在达到现代化目标时的不确定现象。
正因为如此，在制定现代化目标时必须留有一定的余地，使之即使在出现某些不利的偶然因素时也能大体上实现。比如根据我们在20世纪末所要达到的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要求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2%，确定这样的速度，从而确定20世纪末的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便是留有余地的。从过去的发展速度来看，1949—1981年的32年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2%，其中还经历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只要我们不再犯大的错误，完全有可能达到7.2%的增长速度，并且可能会超过这一速度，“六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提前两年达到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事业在20世纪末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留有余地的。
总之，现代化目标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彼此互相联结和互相包含。其中，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是不确定中的确定，是包含着一定变化幅度的确定；而现代化目标的不确定性则是确定中的不确定，它只能在确定性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变动。辩证地理解现代化目标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使我们在为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一贯性和灵活性，防止机械僵化和主观随意性，更加具体地、现实地把握现代化的目标，从而使其更加可信、可行、可成。
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性（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阶段性）。
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首先是说我们所要达到的现代化是作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某种片面的现代化。
英国的“现代化问题”专家克尔斯提出现代化的标准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2）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下降到不超过12%—15%；（3）服务部门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上升到45%以上；（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5）识字的有文化的人口占总人数的80%以上；（6）同龄组青年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30%—35%；（7）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8）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9）800人中有一名医生；（10）人均寿命为60岁；（11）三个人中有一份报纸。当然，这些现代化标准也不尽全面，不一定全都确切，而且只是定量的方面，但它毕竟表明现代化的标准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多方面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标准。只有全面达到了这些标准，才算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某些石油输出国在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可谓居世界前列，然而由于其他标准并未达到，所以它们还算不上是现代化国家。
现代化的目标之所以要求全面性，是因为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社会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发展，总要受其他领域或方面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如果缺少某些方面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势必或大或小地影响其他领域现代化的实现。即使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有了单方面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难以长久维持或极不稳定。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现代化目标，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都有互相关联、互相适应的具体目标，构成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系统。我们不仅制定了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目标，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全面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制定了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目标，提出了教育、文化、思想、民主建设等也要全面现代化的任务。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及其现代化就没有基础；而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不可能有人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现代化主体的现代化，靠非现代化的主体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未来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作为系统而存在的有机体，这一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发展程度、文明水平，也是互相制约、连为一体而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所制定的现代化目标，必须反映未来社会的这种整体性、互相制约性，从而使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成为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发展远景。
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还指反映现代化各个领域的各个分目标之间的结构关系。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平列起来，齐头并进，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轻重关系和主次地位，往往存在某些“带头”的领域和需要“先行”的方面，形成某种非平衡态的目标参数结构。人们可以通过目标结构的优化，来促进目标系统优化地展开和实现。在我国当前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事业是几大薄弱环节，而它们本来应该是现代化建设的先行领域和带头方面。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目前这些环节作为整个现代化目标系统中的关键性要素，在现代化的目标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目标的系统性所反映的目标结构的非平衡性，同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致的。抓住目标系统的先行领域和带头方面，则是依据唯物辩证法力求抓住主要矛盾与关键环节的体现。
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还指现代化目标是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的。任何系统的演进都是逐步的，作为系统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分阶段的。目标的系统性为我们揭示了各阶段目标逐步更替的有序性。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总的进程中同样划分为层次不同的各个阶段，例如到20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到21世纪中叶又是一个阶段。经历这两个阶段之后，就可能达到现代化的总目标：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之，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使为实现目标所需完成的任务从纵的方向构成一个连续的链条，并指导人们有序地将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即阶段目标转化为现实，最终达到整个目标系统的实现。
总之，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要求我们必须把现代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要求我们借助系统的观点把握现代化目标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把握目标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全面地、优化地、有序地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