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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保护区”，是为了保存那些很有价值的、如不再保护则难以延续的物种及其原本的生存环境。世界上已有不少保护区，绝大部分是为保存自然的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而设，像大熊猫、丹顶鹤，珍稀树种、珍稀鱼类，原始森林、重要的沼泽、海滩等。自从工业化浪潮涌向全世界，有识之士就感到设立保护区的必要。这其实用不着多少详细的论证，一个还能品味生活的美好，眼光远大些的人就会有所感，而愿意去保护原生态。谁愿意让自己和子孙们的生活变得表面上忙碌风光、精明能干，但内里处却越来越单调、贫瘠、肮脏，积攒着越来越难测的灾变可能呢？“荒野护卫着世界”，梭罗（即《瓦尔登湖》作者）的这句名言以及“保护区”的含义一百多年来变得更深广感人了。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内，“保护”将会越来越比“发展”更能打动人，更能召唤起做一个大写的人的崇高本性。
那么，文化物种的多样性有无必要保持呢？为什么在现代文化（它以近现代的西方为原型，以工业化和相应的国际化、殖民化为前提）出现后还要保留传统的、在不少人心目中是“落后”的文化呢？这里还是可以与自然物种做一对比。为什么在培育和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新稻种、新麦种之后还要保持野生稻麦的活种呢？这是因为：新种虽然在产量、抗倒伏等方面可以很先进，但它不可能将它的祖先的所有优点都通过“辩证法的扬弃”而吸收进去。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及其居民不可避免的“无能”或潜能。打个比喻，“老天爷”或“上帝”就不能容忍那种不断逼进理念完美性的生存形态，因此必用某种方式“变乱”之。《旧约·创世记》11章讲的耶和华变乱人类的语音，以使他们造不成通天塔的故事只是一种比喻。最真实的变乱来自“时间”，它总在我们的现在与未来之间投下一层不可完全穿透的“无知之幕”。“时间一长”，什么都可能变得认不出模样。（没有它，生活和历史将会何其单调乏味！）所以，任何“先进”只意味着这先进者适应了今天的时势，绝不意味着它在将来，相比于过去的落后者，也一定先进。它在今天的成功往往成为它在未来的陷阱，因为这先进往往指在某方面的超常发展，而在另一些方面的退化。天下大势一变，则其已过时的“先进”正足以使其陷在特化的牢笼里而不能适应新的“攻守之势”。恐龙曾是最先进的、最成功的，但时候一到，灰飞烟灭，而当时的落后者、弱小者如昆虫和哺乳类则大行其道。就文化物种而言，既然我们不可能有超时间的先进物种及先进序列，那么，物种的多样对于能利用它们的人或民族来讲，就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选择，也就是有更好的安全保证。换言之，“多样”和“古老”中藏着未来的生命与青春。“历史的垃圾箱”中既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固定的次序。“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是历史的通则。
中国古人对物种多样性本身的价值有着极微妙的体会，所以他们要反复讲“天命靡常（天的命运是不恒常的、总在变化之中的）”，总认为那些会应对天道变化者、能与时俱变者才能够长生久视。而且，从一开头，这种物种多样性对于他们就不只是自然生物物种，而是包括从以往不同时代传来的文化物种和同时存在的各种生存形态的“物种”。《山海经》让他们感到世界的丰满，以及人生在源头处的无比清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2] 整本的《庄子》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原发丰富性的伟大颂歌。“大树”之大，“大瓠”之大，“鲲鹏”之大，“大块噫气”之大，“东海”之大，“大言”之大，“真人”之大，“至德之世”之大，无不在含漱鼓荡着“自然而然”状态之宏大，也就是天道的伟大。
《春秋公羊传》代表的儒家传统更是明标出“通三统”，也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建立文化保护区的主张。“通三统”说的是：当新王、新统或政治与文化的新时代出现并主导历史局面后，仍要以边缘的或保护区、特区的方式保留前两统的文化与生存形态。更具体地讲就是，将代表前两统的领导者及其人民“退封”为方圆百里的公侯国，但与当时一般的诸侯国不同，它们仍被允许保留其服色、时制、礼制等原本的文化形态。而当这前两统的首领朝见当今之王时，就被允许以宾客而非臣子的身份来觐见，即所谓“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 [3] 。比如，按这个主张，周朝时就要将殷与夏的文化看作另外两统而“通”（并行）之。当新统或新王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而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才为民。由此可见这主张中浸透的对于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的敬重，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意所在。这种超出了一朝一制局限的天下观来自这样一个前提：天道变化，莫可尽测，谁又知道未来的某一关键时刻是哪一统、哪一制，或哪一种文化基因最能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更何况古人相信历史在形式上的循环，剥尽而复，贞下起元，曾有过的亦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这是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绵绵不绝的深远视野和博大心胸！
亟须保护的物种须满足两条标准：第一，珍贵；第二，不保护就活不长。珍贵意味着它有独行天下之处，别的东西代替不了。儒家的特立独行之处多也，试举一点：她以亲子关系为根，家庭是其干，家族是其枝蔓。从慈孝中生出忠信仁义礼智；君子则文质彬彬，仁者则克己复礼，推亲（子之）爱而及天下之人。这都是现代化的、大城市的文化形态所缺少的。现代文化和现代人是主体化的、科技化的、精明能干的，但确是“无家的”或“倾向无家的”。现代化的生存走向不利于家庭与亲子之爱的根本地位，此为广义的现代化之“大趋势”，想要在其中“吸收”儒家的人伦道德的努力也不会改变它。这样的“精华”是“取”不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家庭、家族是落后的“糟粕”，但如上所议，你无法证明未来的世界一定喜欢快乐的单身汉们、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家庭”，而讨厌“旧式家庭”。人是否能在“无家”的情况下“实现人的全部潜能”呢？我看不行，因为“亲慈子孝”也是或更是让人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潜能实现”。仅此一例就可看出，儒家的文化秉性有独特之处，而且，她曾有过的两千多年的辉煌，她与中华主流文化的几乎是生死相依的缘分，她曾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都使得关于她的文化物种的价值的论证显得多余。如试做一比，只能将她比作基督教之于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将其经典比作《吠陀》之于古印度、荷马史诗之于古希腊、《古兰经》之于伊斯兰世界。
儒家文化在今天不保护就活不长吗？当然。道教和佛教尽管今天也受到现代化文化的排挤，但毕竟有逃避洪水的“方舟”与“桃源” [4] ，即其教团和庙观。换句话说，她们有自己的“保护区”或“特区”。在庙观那一亩三分地里，是住持和道长说了算。那些信奉者，或以承继佛、道之“道统”为己任者起码可以在那里服其服、行其礼、读其经而传其道，因此这些文化物种还不会有顷刻复亡之虞。儒家则不然，她在清末以前太成功了，与科举仕进和“天下兴亡”挂得太紧了，从未想到要有自己的避难所。岂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来，科举废，读经禁，“现代”兴，复巢之下，焉有完卵？“西学”早已就既是“体”，又是“用”，或“即体即用”了，如今还到哪里去找完整的、活生生的儒家生存形态呢？当然，现在不是没有研究儒家的学问家、同情者，甚至是志在复兴儒家的少数信行者，也有“儿童读经运动”的出现。这都是很令人尊重感佩的人与事，但毕竟，作为一种团体生存和精英形态的儒家文化是看不到了，而儒家从根子上就应该是活的团体和精英文化。而且，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潮流的发展，还残存的儒家文化种子也可能飘零净尽。那时，就只有到博物馆、纪念堂、学术会议和空旷的孔庙中去发思儒之幽情了。 [5]
所以，我建议中国要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特区，也就是给儒家文化一个哪怕是最低的生存机会，起码相当于道、佛文化享有的那种延续可能。让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物种活下去。森林砍了，会有沙尘暴；儒家文化全死透了，也很可能会有中国人生存形态中的沙尘暴的。而在今天和可见的将来，文化保护区是让比较纯粹的儒家文化活体能够延续的最有效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的话。中国已有“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让人感到决策者的应变能力。但更需要的是文化上的多元眼光，深远的历史视野，能够将考虑利害得失的计程拉得更长，顾后瞻前，看出吾国吾民的真正长处之所在、高贵之所在、命脉之所在，则会欣然而乐见一国三制、四制乃至多制矣！
一方面，可以比照自然保护区的方式来建立；另一方面，可以比照香港、澳门特区的方式建立，但以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为导引，即一种可称为“中国的古代文化保护区思想”的体现。
可以设想一下，自然保护区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让东北虎、大熊猫或丹顶鹤的自然种群延续下去？首先是不小于某个最低限度的面积，还有气候、水土、植物、动物、隔离度（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程度）、种群成员的最低数量和一定的结构，等等。总之，是有一个对那个物种而言的自由生存空间。那么，设想中的儒家文化保护区呢？它当然需要一定的面积，使“耕者有其田”，使这个社会能够以农为本地自主生存。其中也有商业和城镇，有各种活动和职业所要求的空间。其次，它需要一定数量的居民，以农民为主，含三教九流。其三，它必须在开始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隔离开来，各行其制。其四，它按照儒家的原则组织起来。当然，这些原则并不是完全现成的，因为儒家思想中有“变易” [6] 与“时中” [7] 的重要地位，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也总是在应天承运、与时偕行的过程之中不断调整的。所以今天的儒家社团与文化也有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问题。只是，这是以儒家本身的生存为前提的，因此，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比较纯粹的儒家活体的话，某些“基本原则”必须得到体现，这也是现在的时势本身所要求的。
现在试述这些基本的组织原则中的几条：
（1）家庭或亲子关系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由此而有大家庭，乃至宗族的生活方式。这个社会既不是按照个人—契约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是按照个人—权威的集权主义理论建构的，而是一个相当天然的家庭—家族式的社团社会。许多问题——个人的生老病死、生产、教育、保险、公益事业，甚至大部分争执裁决——都是在这个多层次的团粒结构中解决的，所以它是个真正高度自治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无为而治” [8] 的社会。
（2）恢复并大力发展传统的和一切有用的绿色（即环保的、可持续的）技术和工艺。比如，基本上不使用以化学燃料为动力的机械，以人力、畜力和自然动力为主；不用以污染方式获得的电源，不用现代化工产品，不用现代通讯手段，更不要现代的绝大部分娱乐手段。使传统的和绿色的技艺可得到更充分地发展，比如用改进过的传统工艺做自行车、利用沼气、提高水车风车的效能等。以中医为主，但在不依靠“先进设备”、不割裂人体的有机联系的情况下吸收西医的合理技巧和治疗思路，比如手术和镶牙的技巧，必要的解剖学、生理学思路。这里的“中西医结合”是以中医为主的。
（3）基本上恢复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一大部分传统的教育内容，但有所调整，比如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传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中西比较研究，让学生们深刻了解当今人类、中国和他/她们自身所处的状况。鼓励学生和学者们创造性地将儒家原则用于当前与未来的世界。
（4）历法由现行的西历改为以农时为本的传统历法，但可吸收西历和天文之长。记时法从现在全球化了的“基督纪元”改为“孔元”，亦可用干支。
（5）由于基本技艺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服装、语言、发式、社团的标志等都会有相应的“儒化”或“华夏古制化”。
（6）政治与社会的结构要体现阴阳动态平衡与和而不同的原则。所以，不一定是或多半不是世袭君主制，因儒家从来就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9] 。采取尧舜时代的时贤推举制，或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儒家民主制，倚重由大儒与家族首领共同组成的“决议会”，或各种结合的、转化的形式，都可以。最后取决于特区中人民与儒家思想家们的共识，但前提是保证家庭与家族主导社会生活的地位。“忠”要服从“孝慈”，官员和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与调整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而设，以礼乐教化而非严刑苛法来治理社会。吸取历史教训，建立能有效防范暴君、权臣、恶后、奸宦、野心家把持政权的机制。拒绝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做法，因它们违背阴阳动态平衡的原则，当然也拒绝西方的个人式的无机化的平等主义。总之，这是一个崇尚人的自然和谐关系、礼乐教化、儒家的无为而治的非异化的社会。
（7）通过科举来选择行政官吏和大儒的候选者，考试的方式与内容都相应于保护区的教育、管理和生存需要。
这样一个生存体，是什么样子呢？根据以上的阐述，人们或许已可以想象出它的大致轮廓。它最后给人的外观多半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述相距不太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那么，建立这个保护区的具体步骤如何呢？不言而喻，在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状况里，首先要有国家与地方行政的支持，一开始必有大量的行政工作与财力的投入，有土地的动用。可先在穷乡僻壤、少有人烟处，以承包土地植树造林为起点，继之以文化生态的建设，并与当地官员签订互惠互助条款，说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要成立一个由有志于创办保护区的儒者、官员、专家组成的筹备会，具体拟定保护区的规模、建制、基本设施和实施步骤。有关的讨论向全社会公开，欢迎一切有兴趣者参与。其三，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征募愿意进入保护区生活者，有严格的筛选条件与程序。其四，保护区建立的试验阶段。这一阶段中，应逐步建立起保护区与外界的合适关系，适应新的技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形成区内的临时组织机构和基本法规，走上自治道路。这时保护区一般不接待外来的参观者。区民的去留要符合有关规定。保护区可分为核心区（尽量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的形态）、缓冲区与外缘区（与大社会有某种形式的来往）。其五，保护区进入正常运行的阶段，形成和谐有序、自身调节的机制。这就是，社会结构、法制、领导层、对外关系等都得以确立，各项原则得以贯彻。这些都要求保护区居民的创造性才智和诚信忠悃的不懈努力。
自此之后，保护区当“自强不息”，从各方面都尽量做到自治自为，与大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诸君如果访问过美国阿米什人（Amish people）的村落，可能就不会轻易认定这种现代的“桃花源”纯属虚妄了。到那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岂不会有质的提高？中国人能够感受时代的潜流，悟出“没有自家文化复兴的当代化是假的当代化”的道理，从而能就人类未来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特的反应。这才是有自家的灵魂血肉的、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能让一个文化中国真正“万岁”的智慧者。到那时，我们可能会以深深的感动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保护了她，还是她护卫着我们？
有的学者指出：“保护区中的儒家文化依然是一个已经故去了的文化标本，对复兴中国文化意义不大。……真正意义上活的文化不是概念，而应该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一个文化的活力在于能否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作为标本而存在的、只能在保护区中才能成活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不是真正的活。” [10] 问题提得很有分量，但仍可容我一辩。
正是由于“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让我觉得不建立保护区则儒家文化将亡，感到她现在越来越不能“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而且，也正是面对这个现实，让我看到一个像儒家这样活的文化物种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可能有的意义。那么，保护区中的儒家是活的吗？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反问一句：自然保护区中的东北虎或红松林是活的物种还是死的标本呢？是的，它们并未成活到能不靠保护而生存，但毕竟是有生命的、在保护范围内自为延续的种群。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变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种群。博物馆中的标本却再不会提供活的基因。如果“华夏文化标志城”的兴建只限于一些象征性的纪念作品与建筑的话，那就的确是“故去了的文化标本”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走两条道路或多条道路。一条是建立文化保护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11] 之路，或重申公羊学家们讲的“通三统” [12] 的文化多元之大义的路，也就是“保存较纯粹的古朴活种”的路。另一条则是以西济中的路，即尽量有效地吸收当代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西对话的东西。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前沿发生了重大的方法革命，无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都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向非还原的“境域（关系场）论”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领会这些新的思路，进行越来越深入具体的中西对话，就有可能引发出新的文化创新形态，就如同历史上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禅宗，激发了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一样。没有第一条路，丧失掉纯真的文化基因，中西对话就会缺少“中（华文化）”这一方或她的典型形态，对话也就很难是真实意义上的。没有第二条路，则古弱的中华文化在今天与未来就很难在完整意义上成活与发展。前者为“阴”，后者为“阳”，一阴一阳是为道也。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经危难，春秋时就“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 [13] 。近现代以来则是“西夷与东倭交”，中国岌岌可危。赖千万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政治中华奋起而立。然文化中华则一直沉疴缠身，迄无转机。尤其儒家一脉，灾深患重。知识分子者，应有“士”气，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救儒家，难道只是救一家，而不是救大家？
[1] 参见张祥龙：“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意味着什么？”，《科学中国人》，2001年第10期，第33—35页。
[2] 陶渊明：《读山海经》。
[3]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4] “方舟”的比喻来自古巴比伦神话和基督教的《旧约·创世记》。后者写道：“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支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派生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转下页）
[5] （接上页）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6：13—20）“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7：17—24）“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8：10—19）
[6] 《周易》。
[7] 《中庸》《论语》。
[8] 《论语·卫灵公》《论语·阳货》。
[9] 《孟子》。
[10] 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第9版。
[11] 《论语·尧日》。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13]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