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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当代中国问题的第一前提就是弄清当今世界格局和中国人的生存走向的文化含义，不然的话，所提出的主张、分析和预测就往往是一笔糊涂账。当今天下大势的第一事实就是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潮，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国际化的金融资本与市场经济为其主动力，以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制造技术、空间技术等为其手段，以现代的科学、治学方法、教育模式、互联网为其思想及传播框架，而电视、电影、体育竞赛、数字化传媒、流行歌曲、流行小说、假日旅游等则是其娱乐主流。毋庸讳言，这种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文化的现代形态在全球的扩张，其中找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天下观的影子。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全球化或深度现代化也同样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挑战，甚至反叛，“代沟”哪里都有。我却感到这里还是有所区别。
首先，我不否认西方现代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反省这个现代化过程的合理性，甚至反省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新潮流（或名之曰“后现代潮流”），在一些敏感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和环保人士、和平主义人士那里发出了不可忽视的声音，甚至出现了德国“绿党”这样的政治团体（它进入政坛后也有变化），但这个潮流毕竟还只是边缘的、混杂的、散漫的，目前和可见的将来绝不足以动摇全球化的主潮。其次，现代化或全球化对传统西方文化虽然有较大的外相改变，但其“道统”是一脉相承的。从存在—知识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西方古代哲学和科学与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最大一个不同就是，它认为最真实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存在者和数学—观念规律，而不是可变世界的具体现象和变化方式。自那时起，这个观念化、数学化和普遍化的“存在”（on，Being）就不断地，有时受挫、但更多的时候是成功地，向全世界扩展，以各种调整过的方式复制自己的基因。罗马的法学、基督教的神学、近代的主体化或理想个体化的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乃至“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共运）”，都不过是这个“纯粹存在者”不断克服现象界的时空局限，打破各种文化异质性的藩篱，以钢铁的、电子的、太空的、意识形态的等形式来实现自己一统世界的本性的过程。一句话，全球化不自今日始，甚至也不自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始，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数学—科学—哲学—神学的普遍化、观念对象化的文化基因成功扩张的结果与过程。
明了了这样一个大局势、“大趋势”，就能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极其不利的、甚至可以说是洪水将要没顶的严酷形势。中国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以《易》道为思想象征的古代文化，力求去揭示的是这个可变世界本身的变化方式。它不是通过数字化、框架化和普遍化来固定和征服自然，硬化和贫化自然，而是以象数、技艺和阴阳交变的微妙结构来使人领会自然与人生的时机节奏与和谐含义，尽量不减少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原初性与特殊性。但是，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以数字—观念逻辑和相应的物质载体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和生存方式的过程，中国古文化的那种应时变化、从容中道的智慧，就越来越缺少能够施展自身长处的文化生态空间了。地球在变“小”、变热、变得同质化和人工化，一张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时就开始编织的数学化和理念化的大网正拉向人类世界的西岸，真正自由的文化生存空间在急剧缩小。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的国家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这时，如果还不意识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 [2] 的危险，而去侈谈“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话，是危险的不智。清末士人们意识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生存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而且就其文化含义而言，今日变局之险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清末夷祸、变法变政、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变化趋势。针对以上讲的四个标志，我们来逐一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 [3] 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乐文化之学统、政统、族统，简言之曰道统）为自己生命之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也就是道教和道教徒这么一个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更是后继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例如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缺少庙宇中独存的信徒团体，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百年以来对自己文化主要载体的摧残达到了何其惨烈的程度。
其次，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与家族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教育的水准“天然”就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返。真正的农村实际上是贫乏与落后的象征，成了最大弱势人群的保留地；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某某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中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结构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秀才、举人、退休官员）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比如扶危济困、操办公益）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是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再次，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歌、民乐、昆曲、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真正求助中医。主流教育中，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中国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知识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英语考试成为中国人升迁的必过龙门。呜呼哀哉！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复活了自己的希伯来语，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自己文化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的法语、对抗英语的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留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使用西文之后，偶一读到中文、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
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如何过节呢？孩子们玩的玩具、青年人看的电影、成年人的舞会、老年人的黄昏恋，这里面有什么，意味着什么呢？除此之外，我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等身体的、材料的和思想的语言又哪一个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呢？
由此可见，四个标志所涉及的现象中，儒家文化或者完全缺席，或者气息奄奄。总合起来，它们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中儒家文明将对抗西方文明”的说法基本上是在凭空捏造。历史的教训是，一场像“文化革命”这样的反文化灾难发生后，强势文化（这在当代与可见的将来就是西方文化）如过火的林地，反弹恢复得比以前还要更兴旺，而弱势文化和传统的高雅文化则往往一蹶而不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悲凉的文化含义。
[1] 参见张祥龙：“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求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3页。
[2] 《庄子·大宗师》。
[3] 近些年来，中国内地已出现“重建儒教”，也就是儒家团体的呼声，但迄今还未成功。参见本书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