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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周易·系辞》
“世界万物，除方舟里所保存的之外，完全消灭了。”
——古代巴比伦创世神话 [1]
“思想避难”至少含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去思考可能的灾难及逃避它的方式，另一重则是：思想本身需要避难。也就是说，“思想”与“避难”在此要各作一次西方语法讲的动词和名词，但更好的读法是回到古文的表达习惯，让它们同时作动词和名词，就像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那个“丝”（或“思”）字。
为什么要谈论“思想避难”，而不是“思想改进”“思想转变”，甚至是“思想发展”？那是因为这被思考者超出了思想可以从容应对的程度。或者说，这去思考危难的思想，如果不离开它习惯了的地方和转变思考方式，就可能无法再有生命力或提示能力，也无法躲开某种险恶力量的控制。时间已经很紧迫，我们无法“相信未来” [2] 。
自从近代西方向全世界压来，进行各种层次上的全球化以来，非西方民族就遭逢亘古未见之危难，其文化与思想就一直在避难，但往往不成功。一名叫皮萨罗（Pizarro）的西班牙冒险家（今天则应称为恐怖主义者），率领一支168名士兵组成的小军队，于1532年11月16日与率领8万军队的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在今天的秘鲁第一次遭遇，就生擒了他。八个月中，皮萨罗勒索了历史上的最高赎金，然后杀死了阿塔瓦尔帕，最终导致印加帝国及其文化的覆亡。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化灾难。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期，当半个多世纪以来侵略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民族的西方列强们自己打了起来，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的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却出现了要置自己的传统文化于死地的呼声，它代表性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从此，西方化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至今也还是汹涌澎湃。
这个文化危难还远远没有过去。中国人还在恐惧全球化的利斧砍在自己身上，或者担心分摊不上它的利益。中国近现代史一直被灾难感、怕不够进步的焦虑感驱赶着，从来没有真沉下心来思考过这灾难的根源、它来临的方式和应对它的最佳策略。
托尔斯泰曾给予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苦难以极其深挚的、充满了思想含义的同情。他笔撰《致中国人民书》，愤怒谴责那些自诩文明进步的八国之联军的暴行：“这是一帮毫无廉耻、十恶不赦的匪徒。” [3] 他给张庆桐（赴俄留学生）和辜鸿铭写信，要传达这样一个建议：伟大的中华民族、孔孟老庄的子孙们呵，不要恐慌，千万不可被这西方的残暴和力量转变为与它们同样残暴和崇尚力量的民族！他在1906年疾呼：“求上帝（他心中的而不是被教会垄断的神）别让中国走上日本的道路吧！中国人民，也像所有的人们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完善（现代）技术。如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术的完善只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4] “只要你们坚持遵循合理的生活道路，即‘道’的自由”，“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5]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流几乎没人听到这个声音。对于正准备和忙于摆脱“道”而要“走上日本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这一呼声迂腐得连一个小小的思想涟漪都唤不起来。在托尔斯泰的母邦俄罗斯，这呼喊同样被忽视，仅仅由于他伟大的小说，托尔斯泰被看作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在印度，有一个人——甘地——听到这声音，并且以被暴力杀死的诚恳实践了它。而眼下这本书也想以自己的方式再次倾听它，一个在“战争与和平”的权衡中“复活”了的声音。
这应该被思考的灾难也不只涉及中国的文化。人类的未来是如此迷蒙，以至“未来学家”们的乐观预言已苍白如纸。人类的“进步”正在打开一个又一个瓶塞，放出他们管不住、收不回的妖精，不管是神妖还是魔妖。各个民族、各种人们，正在抢购生命必需品，以便生产越来越多的不必需品。技术在完善，已经完善到可以毁灭人类，将要完善到可以比较容易地毁灭人类。
我没有在这里预言灾难，而恰恰是在深深怀疑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怀疑那些关于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可靠性。如今，我们面对未来，可以同时想象一个由科技与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人类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极大的方便与安全，个人自由度的扩充）的世界，和一个生态崩溃、核冬天窒息、死疫横行、人对人像狼的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形态。正是这样的时刻，才最需要思想，因为真正的思想并不像黑格尔说的，是“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到来时才起飞，只能反思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也不是像科学主义者想的，是在既定框架中塑造未来；相反，它是在“忽后瞻前”的“时中”感受里交织出的应对未来的能力，也就是在不很清楚会发生什么，或“发展规律”失效、“科学预测”无能为力的生存形势中，还能让我们做出闪转腾挪之举的奇特能力。所以这思想就总处在生存时间或历史潮流本身的问答里。“求理于问答之外，（便）不亲切。” [6]
近代中国文化衰退的最重要一条教训，就是“一体化”的呆板应对策略，似乎任何时候都只有一种选择的可能，或夏或夷、或固守传统或全面开放，全不知“不可将所有鸡蛋放入一只篮子中”的生存道理。实际上，源头多者、背景深远者，才有更多的可能做出那惚恍中的“腾挪”游戏，在未战之前就已经赢得了那个遥远“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我们的传统，因为它既是那么不同于现行的西方—全球化的范式，又如此深邃、微妙和难于规范。有可能，它会帮助我们布下那粒在未来相遇而改变大局的棋子。一些（不是所有）学者相信，是最早到达美洲的印第安人的捕杀造成了美洲马和另一些大型哺乳类的灭绝。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假设当初印第安部落的领袖有“保留多样以应对未来”的智慧，手下留情地保存了这些物种，并像欧亚大陆的人一样驯化了其中的一些，哪怕只是马，那么一万年后，当皮萨罗之流到来时，数万骑兵对两百入侵者的战斗结局，以及后来的文明命运，就可能有绝大不同。但是，这粒棋子只能布在当今和可见的将来的生存格局之中，也就是这个相当西方—全球化了的格局里，而这也就要求华夏思想向西方深度开放（导致全盘西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是还不真正了解西方，不是吗？），联合一切以平等、善意待我之思想者。现在看来，这样一个人类学的事实，即人类的不同民族从生理上远没有隔离到不能婚配和继续繁衍的程度，是有文化和思想含义的。我们确实能在西方和其他文化那边找到思想上的真朋友，他们完全赞同甚至极为欣赏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生存权，愿意与“道”发生对话或神交。相反，对于那些大量存在的文化上的反华夏论者，无论其生理基因是什么，主张什么“主义”，都要保持一个有健全心态的民族文化应有的识别敌友和自保的本能，去视他们为危险的夷狄、为皮萨罗一类的要彻底毁灭这个古老文化的入侵者。再也不能被他们那几百条枪和几十匹马震摄住，被他们的钢铁武器和带来的病菌所轻易屠灭。 [7] 中华古文化的求生存意识一定要被唤醒，争取华夏的文艺复兴。简言之，现在和未来都特别需要思想与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和良性的夷夏之交。
这就是眼下这本书的思想背景和基本结构的来源。 [8] 它分为五个部分，十九章。第一部分讨论全球化中的华夏文化所面临的危机，辨析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以及中国自家文化在这个大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反驳那种混淆中国一时的经济国力状况与自己文化状况的看法。这个话题涉及对于中国文化形势——包括社会、经济、文字、宗教、医学——的分析，以及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特区的理由与构想。
第二部分阐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谈起，标明一个让人惊异、醒觉、感慨和叹为观止的“辜鸿铭现象”。在它面前，文化上的趋炎附势之心失其嚣张，诚恳者能够真切地感到做一个精神上、文化上的中国人的清白、高贵和在现代中的悲凉。此外，华夏文化的精神还存在于中国自己的节日、孝道和经典之中。我至今还记得多年前，为反对春节禁放花炮而做“中国的节日在哪里？”的演讲时，与那些西化进步论者们之间激烈但有趣的争论。今天，为了旅游、商业和争取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号，传统节日及其他的文化残存受到了些许关注，但这绝不说明那个“在哪里？”的问题得到了肯定性的解决。
第三部分是对中华古学经典的新解，也就是通过现象学（含解释学）、结构主义等能良性对待中国古学的方法论视野，来重新理解《周易》《诗经》《论语》和《太极图说》，让古代文本说出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框架解释的、既鲜活又质朴原发的意思。其中对《周易》“二对生”的境域式构成结构的深邃哲理含义，有多角度、多层次的阐发，可视为本书的一个哲学方法论的特色。这样理解的中华之“道”，就既不是西方的科学和传统哲学讲的“规律”和“实体”，也不只是修身养性的内功，而是能让人或族群“长生久视”的生存之道，就像托尔斯泰所相信的那样。
第四部分讨论中国古代哲理作为一个整体的特质，以及它的教化含义。在此批评了迄今研究中国哲学的不恰当的方法，主张广义地使用“中国哲学”，并以多元化途径来进行研究。另外，论证了中西哲学的一个根本差异，即只有中国古代哲学才有“性别”可言，而且说明这个差异如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哲理后果。最后，研讨蒋庆先生近年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主张，分析了其中的危险和儒教的独特性所在（即“人间生活化”或“亲子源头性”），论证了这种重建的必要性，并提出进行重建的“中行路线”。
第五部分涉及西方哲学、宗教的总体特点、当代变迁及海德格尔思想与老子、孔子学说的关系，其中含有新材料的发现和新鲜理解的形成。
由此可见，此书的致学意向确实是在做“夷夏之辨”，行“夷夏之防”，寻求“良性的夷夏之交”；不这样，就没有方法分治的多元可能，也就没有思想避难的可能。
没有未来视野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无活力的，而如何应对未来则表现出不同思想的素质。尽管有了各种对现代性文化的批判，有了后现代视野，但西方的主流思想和现实潮流依然是以高科技来筹划未来，纠正科技的弊病还是要靠科技，或更高的科技。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宿命，而且还似乎日益成为非西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这个思路，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对于“后人类文化”的预言 [9] ，即认为人类只是从类人猿向 后 人类（ pos t human）的智能生存体过渡中的一个阶段。凭借高科技，比如遗传学、神经科学、神经药理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生殖技术、太空技术等，就可以实现人为的加速进化，人类便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在智能、寿命和自由度上有“爆炸性扩展”，从而突破人类的界限，进入后人类。
这种后人类被设想为有一个“世界末日的身体”，它是可以性错乱的和精力旺盛的 [10] ，没有亲子关系和婴儿身份 [11] ，心智速度比人类要“快一百万倍”。它极为自主，寿命大大延长，甚至达到永生，还可以“移民太空”，因而是一种超人类 [12] 。这种思潮就以这种方式超越了人类中心论，成为尼采的超人学说的高科技版。虽然它目前还停留在“未来学”的阶段，它要依靠的技术是否可行也还不可尽知，但它确实是以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代表了所有依赖和崇拜高科技的人群、思想和文化的未来意向。而且，如果按照流行的价值标准，这种高科技能够“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3] ，谁又能够抗拒它呢？你不愿意更聪明、更自主、更有力、活得更长久吗？何况，控制着我们现实生活的高科技，通过电脑、西医、西式教育、人工智能、遗传工程，等等，不正在以较隐蔽的方式训练我们的后人类意识吗？想想看，在当今的医疗体制和意识形态中，你能不把生重病的父母或你自己送进西式医院，让它以延续生命的名义，用所有可能的高科技手段赚够了钱，最后或者放你出院，或者推进“临终关怀室”吗？当医生依据条例威严地让你“考虑好了就签字”时，你真的 能够 “考虑”吗？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高科技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不拥有它就意味着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话，又有哪个民族和国家敢于不去赶这个最大时髦呢？你现在的所有防卫手段，像核武器报复系统、强大的海陆空军等，如果在未来遇上了（比如）纳米武器、种族灭绝基因武器、生态武器，可能就不堪一击。这么一想，谁又敢不奉迎“激进的技术主义” [14] 呢？简言之，流行于现今“文明”世界的因果式的、概念逻辑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及其行为准则，早已被、并势将继续被这高科技劫持，而且永无真正赎身的机会，因为这所谓“高科技”，实际上总是“还不够高的科技”或“还要更高的科技”。它永远不会让你止步而呼喊出浮士德的那句话——“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15] ——之后还能存活，因为在这种思想与文化中，“止于至善”就意味着死亡。所以，那些主张后人类文化的人，也就是那些心智上已不甘于做人的人，确实有理由按照这种超越性的生存逻辑，即通过高科技不断地向“绝对理念”和“终极真理”的进步逻辑，来推论出后人类文化的必然性。
如果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运，那么人类就其“最佳”的预后而言，也没有一个活的未来，而只有悲惨的前景。不少人会反对：那时我们或我们的子孙后代通通靠“上载”（uploading，与总体智能系统实质性地接通）、“益智药”、“长生基因工程”……而“羽化登仙”，岂不妙哉？能以这么体面的方式来“超越自己”，又何悲之有？可问题在于，如此高的科技成果，一定昂贵得可怕、保密得特级。于是只能先让一小部分人进入后人类，而这只能是“发达国家”或“新兴科技创新大国”的最有权势者、最富有者。一旦后人类或超人阶层形成，它们（这里只能用“它”而不再是“他”或“她”）与那些还未登升成“后”的芸芸众生的关系就如同今天我们与类人猿的关系了。它们愿意拯救这些已经被低级化了的异阶层甚至异族的前同类吗？想想这些后人类的极端“自主”“一百万倍地更理性”“摒弃了亲子关系的无性生殖和生长历程”，再观察一下这种高科技思维与道德通行的现代社会主流，看看历史上和现实中富国、强国或富人、强者如何对待穷者、弱者，你就可以设想那时人类的命运了。很可能，他—她们或者完全被灭绝（比如被移居太空的后人类留在一个生态崩溃的地球），或者沦落为后人类动物园中“类人猿”旁边的“人类”标牌后的笼养生物，或者成为被后人类中的“珍妮·古多尔”呼吁保护的濒危物种。
不过，这个当今高科技指向的后人类化过程也充满了危险与不测。加快几百倍、几千倍的交通速度已经使驾乘飞行器成了冒险和被（恐怖主义）冒险，强化几万倍的核子能量曾使“曼哈顿工程的设计师们担心原子弹爆炸会引发空气大火” [16] ，那么超出现在几百万倍的智能和令人趋向永生的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长寿药，肯定会让这条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不能出错的单行道上潜伏着更高得多的风险。能造出让人活到一千岁的基因技术也会造出让艾滋病像感冒一样传染的病毒，而能让人永生者也能让人死绝，这应该不只是辩证逻辑，而是一个技术常识。何况，“谁先成为后人类”对于人类似乎是个终极挑战，如果它的前景已经比较明朗，肯定会引起最疯狂的竞赛和黑帮式的争斗，其中技术的恶用难于避免。此外，“还不够高—还要更高”的科技逻辑哪里会停止于后人类，它们马上就要投入争取率先进入后后人类的竞争。科技就是力量，进步无限，发展永恒！悲惨人类的未来解放说不定还要依靠与后后人类的联盟呢，可那又注定了是极不平等的联盟。佛祖的“众生平等”、老庄的“齐物论”、儒家的“万物一体”呵，你们在哪里？难道人类只有到了被关进笼子里时才能想起你们来吗？
孔子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17]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18] 。他们早已意识到，一旦去寻求那据说是终极超越的、可言可求的真理，则必有非人世界的出现。中华之道的命脉就在认同真正的人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地行中道、王道、阴阳冲和之妙道而已矣！鲁迅说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实际上是“吃人”的历史（因而要“拿来主义”），正说反了。中华文化教人做人，做活人，不要做（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那样的人神之子，也不要做（《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那种能毫不犹豫拿自己的独子去献祭上帝的圣徒，而只要做真正的人——善人、真人、圣人、仁人！
你宁肯落后吗？如果在做人还是做超人（后人）之间选择，中华古哲们会选择去做人。《庄子·天地》记汉阴丈人拒用抽水技术，因为那会使“纯白不备，神生不定”。儒家“仁（或人）以为己任”，因此必“弘毅”而敢于担当，必守赤子之心，致良知于万事万物，而绝不会苟从那破坏生态、毁灭人性、降低人格的后人类文化和高科技崇拜。这才是今天与未来能够与托尔斯泰一起思考的道德勇气，“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的千古高风；当然也不会守株待兔式地等死，让这道德勇气硬化为拒绝一切科技的鲁莽，而是要为人类的长久生存去“与时偕行” [19] ，“庖丁解牛” [20] 一般地巧用适度的而非“总要更高”的科技，从而“明哲保身”。不明哲焉可保身，保住这父母生养、延续民族、传承人类、归宗地球之身？
让我们在此与后人类进程挥手告别，订期在遥远的未来相见。谁的路更好？只有天知道。
丙戌年（西元2006年）闰七月
海岮写于畅春园望山斋
[1] 此神话要早于《旧约》中挪亚以方舟躲过洪灾的故事，应该是后者的原型。见《世界文学金库·神话史诗卷》，郑硕人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 见食指诗《相信未来》（1968）。
[3] 引自吴泽霖：《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 同上书，第113页。
[5] 同上书，第117页。
[6] 罗近溪之语，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四。
[7] 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8] 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源自作者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但在这次结集时做了统一修改。还有一些章节是专为此书而撰写的。
[9] 参见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0] 同上书，第30页。
[11] 同上书，第302页。
[12] 同上书，第38页。
[13] 参见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第10页。
[14] 同上书，第12页。
[15] 见歌德《浮士德》第五幕第五场，浮士德喊出此话后就马上死亡，因为这是他以前与魔鬼订下的约章：魔鬼在今世为他效力，而当他一旦感到满足，说出“停一停”的话，就会死亡，并在来世为魔鬼服务。见钱春绮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9、637页。
[16] 见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第241页。
[17] 见《中庸》。
[18] 见《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19] 见《周易·文言·乾》。
[20] 见《庄子·养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