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这套《文集》有十六卷，绝大多数是我1992年留学回国后的著述，只有一篇阐释塔斯基真理定义（收于第3卷）的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发表。但是，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些著作的源头要遥远得多，属于我们曾生活过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被表达的思想本身也经历着某种变迁，这已经被某些评论者注意到；而这思想在未来的命运，则无法预测了。

诸卷的具体特点，很难被归总，但就其思想风格而言，可以有一个极简易的形容，即“ 思在边缘 ”。“边缘”意味着它有临空涉险的一面，逼得所思摆脱现成，甚至蹈虚而行；但也有坚实的一面，言之有据，从事实到逻辑，皆不敢杜撰。而且，边缘也指哲学的特性，不像常规科学那样有范式可依，有实验可证，又不像文学那样可随发奇想，动人于无理之中。哲学要讲理，但要讲到终极处，也就是边际处，那里的道理就会放光。贺麟先生曾几次对我说：真理不只是正确，而是能够感动人的光明 ^[1] ，为艰难乃至黑暗人生带来根本的希望。斯宾诺莎的生活和哲理，皆含此真理。我的哲学起点，就在这黑暗与光明的交接处。 ^[2] 说到“思”，它对我而言不限于概念化的思维，尽管也一定要厘清它们，但关键处却要破开茧壳而成为可飞翔者，也就是可应机直觉者，可意会者，可凭“纯象” ^[3] 或时势而行者。

很粗略地讲，《文集》大致涵盖这么几个向度。（1）深度解读现象学。“深度”既指进入其文本深层、有自家领会特点（重原时间的晕流性及其被动发生性，重思想方式如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等等），也指具有东方的，首先是中国哲理的相涉意趣。现象学的重心于我似乎是海德格尔思想，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中确是如此，但实际上（詹姆士引导的）胡塞尔，特别是他的发生现象学才是真正的源头。这许多年来，舍勒、列维纳斯等也越来越被我看重。（2）对西方和中国、印度哲理的诠释和比较。这“比较”并非是现成式的，就像拉两个人来比较其身高、性格、思想等，更不是以一方为标准来比量另一方，而是意在“发生”，也就是在应机的对比中产生出在任何一边都没有的新东西，如同升音与降音、元音与辅音……的对立结合中产生语词及其意义。所以，对比可以是有形的，如我的不少著作所做的，但也可以是细微的甚至无形的，间接地表现于对东西思路的叙述和翻译的特别方式中。（3）阐发儒家哲理及相关传统。它依据原始文本乃至历代注疏，但有独特的理解（如揭示“时”是理解儒家及先秦的关键，孔子音乐出神境界及其思想后果，董仲舒“拒秦兴汉”学说与语言的特别之处，般若中观与如来藏心学的结合效应，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源头、境界与缺憾，罗近溪赤子之心说的卓越，等等）。这理解既与现象学及另一些当代西哲流派的提示相关，又受到过其他思想乃至科学如量子力学、人类学、博弈论的激发，更有一些是说不清来源，就在人生经历的熬炼和与文本对话中产生的。说到底，我对儒家、道家、佛家哲理的领会和体认，许多是超语言的，在家庭、遭遇、技艺和自然中蓦然来临。

（4）自家思想的表达。与以上三者有内在关联，但更为重要的，如刚刚所言，是独自的涌现。每有心领神会处，都是人生的喜悦。要害在于，找到非对象、非概念（这于许多从事哲学的心智来说就等于不可捉摸的混沌）却更可直观领会和结构化表达的思与言的方式。斯宾诺莎哲学既是概念内涵化的，又是形式（含“象”）直观化的。从最初理解的斯宾诺莎那里，我攀行过两条路：先到康德、黑格尔，在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那里转向，经詹姆士、柏格森引导，到达现象学，特别是其时间观和源构成观；另一条是从斯氏之“神与自然合一”之论（经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逻辑形式”和“不可说者”）到庄子和老子，体会自然生态化的天道，再到儒家的核心——家与孝。它们的交汇点是阴阳道论。

阴阳首先不是平衡论，更不是两点论，而是原发生论；为了能生而又生，必须有“互补对生”结构。现象学时间的发生源即时晕，由滞留与前摄这互补对生的阴阳所构成（海德格尔思想转向时，曾借重老庄的阴阳说）；而道家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要到儒家讲的“亲亲而仁”的代际时间晕流中，才获得了人际的原发道性，也才真正进入了《易》象所示“几微”之“时中”。此阴阳化的时间晕流乃意义、意识、存在的根源，是不离人生的活太极、真太极，由此而思，才能看到至情（亲情、爱情、友情）中如何有至理，情势、冲气、权能域、潜意识如何经由“纯象”或“时势”而再应机地“坍缩”为各种“对象”，比如场、势、习俗、道德、利益、关系网、系统、个体、自我意识、分子、原子，当追究到微粒子或原能波的地步时，对象性又开始消隐，“二象”“叠加”与“纠缠”无可避免。只有能看到意识源头就是时晕之阴阳发生流，既不能被全归为脑神经网络，也不能被形而上学化为笛卡尔式的“我思”，才能领会到人为什么可以“官知止而神欲行” ^[4] ，也就是在一切感性、知性的官能之前或之后，还有“阴阳不测之谓神”的“入神”可能，即神秘体验的可能。正是这种体验，往往成为历史的发端，无论是通过宗教家、诗人、艺术家、手艺家，还是通过科学家和思想家。“神就是（阴阳大化之能动）自然”，绝非虚言。

如果这个思想的确站在了“边缘”上，那么它不会不以自己的方式眺望和关心未来，既有中国哲学、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有儒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我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一心想搞自然保护，除了受庄子影响外，也确有追求思想内在的生命和朝向未来的隐义。老庄，于我不止于隐士的境界，而隐晦的海德格尔，则启动了我对技术化未来的深思。留学第一门课的教材中有《瓦尔登湖》，让我从此倾心于梭罗这位自然的情圣。而自身的“亲亲”（家人之间的相互亲爱）经历，为我打开了儒家之门。对于我，哲学从来都活在人生本身的内在缝隙乃至断层之中，如茫茫黑夜中一支摇曳的火把和宁静深处的背景音乐，又如危难时的一线生机和想象另类将来的出奇能力。如果你在此《文集》中找到了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古老儒家的新生命，东方与西方乃至人与自然交融共生的可能，还是助人破开各种形式的“热寂”或“黑暗森林”的契机，那就正是这套书所要追求的。因为，我们的儿女、孙儿女乃至父母和祖先，都可能通过它们而与我们相遇和重逢。

由于《文集》中少量卷册当年形成时的情势所迫，以致与其他卷册的内容有部分重合。这次勉力删除重复的部分，个别卷做了重新组合 ^[5] ，但考虑到读者可能仅选读某单册，而缺失那些内容则意思不完整，所以依然有未尽处，如第2卷与第1卷内容的部分重合。尽管最早出版这两卷时就做过有关的声明并表达歉意，这里还是要向读者再次致歉！

感谢商务印书馆诸位编辑认真负责的合力工作！特别是陈小文总编和卢明静编辑，前者策划而后者具体实施，使此《文集》得以面世。

张祥龙
辛丑（2021年）兰月谨撰

[1] 贺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可参考他《我对哲学的态度》一文。见其《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86页。

[2] 参见本《文集》第15卷《摸索仁道——随笔集》第二部分。

[3] “纯象”（reines Bild）由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它由人的纯粹先天的想象力（的生产性的综合）所构成，又称为“图几”（Schema，图型）。纯粹先天的想象力是人最为原发的心灵能力（《纯粹理性批判》A118、A124），而纯象指一种前概念的、使得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的结合可能的纯综合，是“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纯粹理性批判》A141），首先指先验的原时间（《纯粹理性批判》A138、A142）。它暗示着一条非概念、非对象化的致思道路，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重视。具体的解释可于此《文集》第1、2卷中讨论海德格尔的《康德书》的地方见到。它与王树人先生阐发的“象思维”也有呼应。

[4] 《庄子·养生主》。

[5] 第12卷（《儒家现象学研究（卷二）——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在删除了与其他卷的重复部分后，加入《〈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一书的主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