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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说，普通法婚姻得到了大多数州的认可。然而自19世纪中叶起，普通法婚姻确实有起有落——主要是衰落。我们将看到，自19世纪末开始，某些因素阻碍了普通法婚姻的发展。但它的存在从根本上充分说明了婚姻的社会意义。法律渊源一再将婚姻当作“民事契约”——不是圣事，不是国家赏赐，而是契约、协议。当然如前所述，婚姻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契约、一种不同寻常的契约。但将其作为“契约”的观念的确触及了某些真实的东西。婚姻依赖于双方的意志、选择和决定，国家（仿佛）是局外旁观者，教会亦然。婚姻的基础是爱——不是家庭，不是财产或国家的因素，而是爱。
实际的“契约”可能是虚构的，但将婚姻想象为一对男女之间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与真实合意之事却并非虚构，事实上这是铿锵浪漫的爱情的理想化反映。
毋庸置疑，婚姻的后果根本不取决于协议。无论如何，很少存在这种协议的任何真实凭据。怎么会有呢？该协议须通过声誉、推定和暗示加以“证明”。于是如前文所指出的那般，在实践中普通法婚姻原则意味着：如果当事人所在的社区认为他们结婚了，如果他们的举止方式如同已婚者，则即使没有婚礼仪式或任何证据，也假设或推定他们已结婚。由此，是行为给配偶关系蒙上了一层道德的光辉。如果它看起来像中产阶级婚姻，其行为像中产阶级婚姻，其感觉像中产阶级婚姻，那么在法律上它就是中产阶级婚姻。
故普通法婚姻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它允许人们完全自行建立亲密关系，无需国家和教会的介入；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上公开遍在的）非正式关系和承诺关系并使这些关系合法化，从中揭去了邪恶或罪恶的标签。该原则还有若干附属功能。如（上述）佐治亚州案那样，它收拾了失败的仪式婚姻所留下的烂摊子。这也是清理非法性行为所造成的混乱的一种方式：它给当事人一个获得合法性的机会以洗刷自己的罪恶，至少在法律看来如此。在纽约州1889年的一起案例中，
一个名叫约瑟夫·高尔（Joseph Gall）的鳏夫和他的厨师阿梅莉亚·斯蒂布（Amelia Stieb）开始了一段“奸情”。他当时年届八十。在某种程度上，约瑟夫是男人值其黄金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广告——远在伟哥之先；由于这种“亲密关系”，阿梅莉亚怀孕了。约瑟夫带她去看医生，医生确认了怀孕事实。阿梅莉亚生了一个女儿。老约瑟夫供养女儿，给她买了栋房子，安顿她和她的母亲同其他家人，并经常去探访——在那过夜，与阿梅莉亚同床共枕，“同桌而食”。他们形同夫妻，他确实称她为“高尔夫人”，有时称她为“我的妻子”。最终他搬过去和她长期同居。但他对“老熟人”从不提及他的妻子，继续如鳏夫出没——原因如法院所说，可能是他对娶了自己的厨师这一事实感到难为情。当他82岁过世时，阿梅莉亚（在他去世时再次怀孕）起诉主张对其遗产的法定份额。她胜诉了。法院指出，约瑟夫与阿梅莉亚起初是“完全不正当”关系，但后来具有了一切正当性的表征。“两名异性明显体面而有序地同居，这或多或少会让人产生他们已正式结婚的推测。”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结婚与否是一个事实问题，对此陪审团有权做出有利于阿梅莉亚的决定，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简而言之，普通法原则挽救了与男子非正式共同生活的妇女的声誉和体面——维护了她们，同时也保护了她们的财产权。这些妇女是正派的，不是那种活在“奸情”中的人。同时，该原则将这种同居关系界定为婚姻关系，认定为真实有效的婚姻，而不是别的什么——处于某种中间地位、介于“奸情”和完全婚姻之间的关系。以此，社会规范（和法律）强调了一个相当传统的观点：性和家庭伴侣关系在婚姻中——也唯有在婚姻中——是可以接受的。婚姻的定义略有扭曲，这很不幸但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