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谈到，我们应从法与诸社会现象的关联中探寻其精神，而这种精神往往表现为一个地域、族群或国家的生活样式与意义系统。这种视角使孟德斯鸠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启蒙思想家，成为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先驱。

近三个世纪以来，沿着这条道路，无数思想家投入法律与社会研究，使其成为一个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特点突出的研究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基于各自学术传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在德国，法律与社会研究深受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影响，寻求社会理论与法学的结合，很多创见源自著名社会理论家，如哈贝马斯、卢曼等人。而在法国，这种研究可追溯至涂尔干，此后发展出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学说。二战后，法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一方面深受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福柯和布迪厄等学者的推动下，向着后结构主义方向迈进。在英国，法律与社会研究可追溯至梅因的比较历史法学，二战后吸收了韦伯及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养分，在权力社会学上大放异彩，其中迈克尔·曼与吉登斯等人的作品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在法学家中，罗杰·科特雷尔可谓一枝独秀。与欧陆的发展有所不同，战后美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最初围绕着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赞成、修正和批判而展开，形成了以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的研究中心，其中麦考利、楚贝克和格兰特是核心人物。

法律与社会研究在中国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世界上的各种流派都汇入其中。20世纪20年代，陶希圣就开始运用梅因的理论分析中国亲属制与中国社会问题，进而经由狄骥的社会连带说和庞德的社会法学说，开创性地提出了法律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其后，瞿同祖受陶希圣的影响，先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意识地用法律与社会的研究透视传统中国法的内在机理，其思想和关怀与梅因之《古代法》颇为相通。1949年之后，法律与社会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亦可谓独树一帜的法律与社会研究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入西方的不同研究方法，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外，还有接续欧陆，特别是德国社会理论传统的“社会理论之法”，以及深受美国法律社会学影响而形成的“法律与社会科学”。前者偏重经验，后者重视理论，可谓各擅胜场，互相补充。近年来，随着留法学人的增加，一些源自法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成果开始陆续被引入，福柯、布迪厄乃至拉图尔等思想家的作品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

总体而言，法律与社会研究形成了四对不同的观察视角。第一对是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从社会看法律，更重视影响法律的社会条件；而内部视角则从法律来看社会，由此更重视法律影响社会的观念、技艺与制度。第二对是理论视角与经验视角。理论视角是指从社会理论高度总体把握法现象，而经验视角则更强调经验考察，从实践中提炼理论。这两种视角一个胜在高屋建瓴，一个贵在田野扎根，各有千秋。第三对是冲突视角与协作视角。过去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采取冲突视角；而改革开放以来，协作视角日益受到重视，团结取代斗争成为时代主题。第四对是功能视角与意义视角。所谓功能视角，是从法律对社会所发挥之作用、影响的方面考察，而意义视角则强调法律扎根于文化、价值等规范内容。前者或借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或吸收卢曼等人的功能结构论，版本不一；后者则开辟出法文化研究进路，形成别有洞天的盛景。

本丛书扎根于海内外法律与社会研究的丰厚土壤，但并不寻求巨细靡遗地展示其所有成果。与学界同僚所做贡献相比，本丛书更倾向于选择现有研究中具有历史性、哲理性和文化性的部分，可谓孟德斯鸠、马克思与梅因的“三位一体”。由于这种偏好，使本丛书的选择较偏重外部视角、理论视角、协作视角和意义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部视角、经验视角、冲突视角和功能视角被排除在外，因为经典作品往往能够兼收并蓄前述四对视角。我们希望，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研究能对法的意义世界加以探查，对法的历史时空加以扩展，对法的哲理深度加以钻研，使法与人心、人生密切交织在一起，能够在跨文明对话以及古今联通的努力中，形成中国法律与社会研究自身的特色。

是为序。

鲁楠
2022年7月
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