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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说，美国的离婚法几乎是性别中立的。至少在纸面法上，19世纪的夫妻拥有同等的法定离婚权利。在其他一些法律体系中，所谓的双重标准是法律本身的组成部分。根据1857年英国法，男子可以以通奸为由与妻子离婚；但妇女如果起诉离婚，其丈夫的普通通奸行为作为理由是不充分的。妻子若想离婚，她丈夫必须犯有某种严重的通奸——“乱伦通奸、重婚加通奸、强奸、鸡奸或兽交”，或通奸伴随足以使她有权要求合法分居的虐待行为，或通奸加“2年及以上无正当理由的遗弃”。
1825年的《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136、137条）和早期的路易斯安那州法规有类似的区分。如果已婚者要求合法分居（所谓“分居式”离婚），妻子只要通奸就是丈夫所需要的充分理由；但妻子唯有在丈夫厚颜无耻地留“姘妇”“住在同一屋檐下”时，才能起诉丈夫通奸。没有人会被美国大多数的法律形式上的性别中立这一事实蒙蔽。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普遍盛行双重标准。例如，进入20世纪以来，一些州关于通奸的刑事法律就对丈夫和妻子进行了区分。如在明尼苏达州，已婚妇女与“丈夫以外、不论是否结婚”的男子发生性关系，都犯了通奸罪；但已婚男子只有同已婚妇女有性行为时才触犯通奸罪，
已婚男子和单身女性（或妓女）发生性关系根本不是刑法上的通奸。
在社会上，男人如果发生婚外性行为不难得到原谅，而这对于良家妇女来说则是不可能的。根据所谓不成文的法律，一个发现妻子不忠的男人可以自由地杀死他妻子的情夫，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几乎从来不会因杀人罪而受到惩罚。
实际上没有成文法包含这一“法律”，但它确然体现在检察官和陪审团的行为中。1859年华盛顿特区轰动一时的丹尼尔·西克尔斯（Daniel Sickles）案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国会议员西克尔斯年轻的妻子特蕾莎（Teresa）出轨菲利普·巴顿·基（Philip Barton Key）（《星条旗永不落》作者之子）。西克尔斯发现此事后，在华盛顿街头枪杀了基。他在陪审团面前受审，被宣判无罪。
遮掩这一具有赤裸裸的偏袒性判决的“无花果树叶”是西克尔斯主张的“暂时性精神错乱”。他的律师声称，如果男人发现妻子不忠，其情形很容易激起他杀人的怒火。这一说法是否真的说服了陪审团是另外一回事。也许陪审团对西克尔斯律师的其他观点回应更多：基是罪大恶极的人渣，死有余辜。在19世纪另一起著名的案例中，丹尼尔·麦克法兰（Daniel McFarland）被指控谋杀了阿尔伯特·理查森（Albert Richardson）。阿尔伯特曾和丹尼尔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有染。阿比盖尔和丹尼尔离婚后，开始与阿尔伯特同居。丹尼尔射伤了阿尔伯特，致使其两个月后死亡——在“一场臭名昭著的阿尔伯特与小阿比的床笫之欢”之后。
在1870年的审判中，该案律师也描述了一幅男人在妻子背叛时被逼精神错乱（当然是暂时的）的画面。陪审团判决丹尼尔无罪。
在这个案件中，前夫杀死了破坏其婚姻的男人。通奸是离婚的理由，但女人的通奸行为（如这些案件所示）也是谋杀的理由。换言之，家庭法（包括离婚法）在实践中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的冷酷无情。
当然，这些规范只是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才显得那么无情、那么偏颇，在当时它们似乎公正且必要。男女分“域”的传统家庭似乎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社会的基石，是建立其他一切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或修补就是在威胁社会秩序的整体结构。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离婚是一种只能在极端情况下才诉诸的邪恶，一种除非剂量很小，否则就有毒的毒性药物。
这是官方的观点，或许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离婚犹如结婚一样，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离婚是终结破碎不幸的婚姻的方式，离婚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诚然婚姻幸福或不幸的因素——哪些使婚姻开始或结束，哪些可以忍受或不可忍受——对于每对夫妇都是独特的，但幸福和不幸本身也是社会现象，其反映男女对婚姻的期望，反映什么是对婚姻誓言的违背，也反映什么是对婚姻、爱情或性的失望。于是离婚法受到社会对婚姻定义的影响，它反映了社会的期望：人们摆脱一桩婚姻想要的是什么。但离婚首先是一种法律制度。离婚需求是一种对法律身份的要求，而从一桩婚姻抽身、卷铺盖走人或者搬到别人家里住，没有人需要正式的离婚或法院判决。但如果你想合法正当地再婚，如果你想开始一个新的合法家庭——一个可以在社会上抬起头来的家庭，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寿终时可以传承财产的家庭，就确实需要离婚。
这意味着离婚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男女关系的反映，尽管它当然肯定是这方面的反映。美国生活的经济事实对离婚需求的产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首要的是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广泛拥有。如前所述，美国是第一个中产阶级国家，第一个众多家庭拥有一块土地、由此需要明确的法律所有权界限的国家。离婚于是具有了重要的经济功能。直到19世纪上半叶，已婚妇女结婚后就丧失了控制、出售或购买不动产的权力，权力在丈夫的手中。1812年，马里兰州的立法机构批准安妮·霍斯金斯（Anne Hoskyns）与她的丈夫约翰·亨利（John Henry）离婚。约翰犯有伪造罪，他撇下安妮及三个孩子还有一堆债务溜之大吉。然而根据法律，只要他们结婚了，约翰·亨利·霍斯金斯（John Henry Hoskyns）就掌管了安妮的财产，这意味着不仅约翰·亨利有权力控制安妮的财产，而且他的债权人也有此控制权。离婚成为一种让安妮的丈夫离开她从而解决问题的办法。
该案的离婚有助于避免19世纪人们所憎恶的一种情况：阻止或阻挠出售土地。妇女未经丈夫同意不能出售土地，可假如他抛弃了你，你怎么能征得他的同意？这不仅对妻子来说是个问题，对于那些想买地的人亦然。
离婚法也是通往再婚的门户，通过再婚，一个男人或女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体面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合法子女。妻子（或丈夫）可以要求分享彼此的财产。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两人可以作为已婚人士而不是通奸者正大光明地在社会中生活。在大多数州，招摇过市的通奸不只是丑闻，也是刑事犯罪。
可以肯定的是，离婚在19世纪也带有耻辱意味，但通奸的耻辱更深、更难以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