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互联网与长三角的发展

一、信息技术的空间效应

互联网发展早期，很多人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Cairncross，1997）和全球“时空压缩”（Harvey，1990）。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2005）的著作宣称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导致“世界是平的”。但该书一经问世，即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Christopherson et al.，2008）。利默尔（Leamer，2007）论证了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不是地理上的扁平态势。地理学者们则认为全球化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地方的作用，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制度要素，在培育和维持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中起着关键作用（朱竑等，201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正变得日益陡峭。其结果是世界更加弯曲或者说是凸的（McCann，2008）。许多高附加值的部门日益被重要的城市中心所支配。这些地方正是全球运输和通信网络中的枢纽（汪明峰，2004）。

管理学家波特（Porter，1998）早已指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竞争优势对地方的依赖性正在加强。信息时代中地方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推动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加速了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汪明峰，2007；范剑勇、陈至奕，2017）。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电子通信并不能替代面对面接触和城市。在城市里的人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技术。那些物理上更接近的人，可能更频繁地借助手机或网络进行联系（姜玉培、甄峰，2018）。经济学家格莱泽（Glaeser，1998）甚至认为，技术越发达，对信息交流需求的增长将增加对城市的需求。因此，新的技术和信息构架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Sinai and Waldfogel，2004）。

与格莱泽（Glaeser，2011）的观点类似，社会学家萨森（Sassen，1991）发现，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时代，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之中，其中具有决策和控制中心功能的世界城市，成为全球信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中心。信息社会的先驱理论家卡斯泰尔（Castells，1996）进一步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所有形式的国际信息交流（尤其是互联网）。他提出的“流动空间”很好地解释了网络社会崛起中的这种新的空间形式。然而，网络的空间逻辑具有选择性，只有那些有价值的城市和区域才能连接上价值创造和财富获取的全球网络（汪明峰、高丰，2007）。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的极度空间不平衡，但同时该报告也强调了发展仍然可以具有包容性（World Bank，2009）。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给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诸多地方政府有可能借此追赶领先的地区。

二、互联网影响下区域发展新动向

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属性是随其发展而逐步显现增强，并赋予经济、社会、组织或个人掌控事物和关系网络的一定权利与技术（郑永年，2014）。它可重塑经济社会形态、空间、结构及政府治理方式，有明显技术性、分权性、公共性和渗透性特征（王波、甄峰，2016）。信息技术不仅作用于智慧城市，更是未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智慧区域的构建将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在关注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将关注区域逐渐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沈丽珍、陈池，2018）。

（一）互联网作为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互联网被认为是经济活动中新的动脉，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Dabinett，2001）。互联网促进了高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Gnezdova et al.，2016）。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互联网会推动地方经济与国家或国际生产体系实现关联，从而使其快速获取到发达地区的市场信息或发展经验，促使其整合到更大的贸易市场，进而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Grimes，2005）。在一些国家，互联网的使用能明显提升地区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统计表明，互联网经济的投资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贡献更大（Jorgenson and Vu，2005）。最近的研究也认为，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需要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电子金融，由此提升当地经济（Sassi and Goaied，2013）。

（二）互联网作为全球生产网络扩展的催化剂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20世纪后期的国际经济活动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已经扩展成为全球营运的主要组织创新形式（Henderson et al.，2002；李健等，2008）。基于互联网的柔性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支持了公司内部的远程跨界知识交流，也支撑了由垂直专业化所形成的大量供应商之间的多向连接。同时，由于网络效应，扩展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具有较低的成本，这对企业的组织选择和区位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汪明峰、李健，2009；宗会明等，2010）。信息技术形塑了企业网络化实践的跨界形式演变，特别是全球生产网络和管理这些网络的数字信息系统。

（三）互联网作为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驱动力

地方集群的崛起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又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产业仍然朝着集聚发展。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复杂未编码信息的传播，而这些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来源于面对面接触的。产业集群特别是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汪明峰，2007）。它们可以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许多新的机会，比如促进集群与外界环境的交流，增强集群内部的交互和信息交换，重新界定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使生产过程更为合理等（耿超等，2018）。地方政府组织建立集群的门户网站，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非正式的知识交流，并有助于新产品开发的创新实践（Sellitto et al.，2005）。此外，许多研究强调互联网给企业带来了很多新机会，即可以通过全球电子网络重新设计商业过程与组织。于是，可以看到许多虚拟组织被创造出来（王如玉等，2018），如虚拟集群（陈小勇，2017；宋华、卢强，2017）、虚拟（产业）区（Chiarvesio et al.，2004）、虚拟保税区（刘卫东等，2004）、虚拟孵化器（赵黎明、张玉洁，2011）等。

如此，我们需要在区域尺度上审视信息技术带来的空间重构。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城市区域成为了连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为新兴产业的涌现、集聚、扩散和繁荣提供了合适的舞台。

三、“互联网+”长三角发展

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长期以来是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增长点，也是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简逢敏、王剑，2011）。在当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的作用尤为重要。

（一）全球网络建设

近年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区域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际层面。区域国际合作出现了广阔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借助互联网之势成为全球要素配置的中心以及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例如，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是近年来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贸易模式（阿里研究院，2017）。作为一个提倡自由公平开放的贸易平台，eWTP能大幅降低成本，降低中小企业和边缘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门槛，迎合了效率变革的要求。在eWTP推动下，新兴的全球数字枢纽城市杭州和义乌，通过互联网整合跨境贸易，培育电子贸易新业态，构建电子商务新平台，运用智慧物流、跨境支付等新渠道来促进地方的发展。

（二）区域一体化

早在2016年3月，长三角城市群已发出“‘互联网+’长三角城市合作与发展”共同宣言，目标直指区域内数字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近年来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正成为长三角产业合作的核心（李永盛，2019）。2020年1月，一市三省的经信部门签署了《共同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持续三十多年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推动长三角走上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对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影响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来看。直接影响体现在产业领域，通过互联网与产业的直接融合，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产业合作的基础，成为智能制造的新引擎。间接影响体现在互联网渗透下各类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再配置。依托互联网的协同网络将解决阻碍区域内要素流动的难点，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创新机制。

（三）地方数字经济

在省市层面，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加紧推进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的测算，从总量上看，长三角省市引领全国数字经济的发展。2019年江苏省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超过1.5万亿元；浙江省、上海市和安徽省的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均超过1 000亿元（图2）。近年来，上海着力推动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构筑公共数字服务生态圈，大力推进智慧社区试点建设等数字惠民措施（周师迅等，2019）。浙江省启动“数字浙江”建设，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聚焦智能制造推广、eWTP布局、移动支付推广、5G网络部署等。江苏省着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大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新工业变革。安徽省统筹布局“数字江淮”战略，发布《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组建安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