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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技术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集中和扩散的力量同时存在。当然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空间层级上，这两种力量的组合与作用也是不同的（Leamer and Storper，2001）。当地理学家在审视新的组织网络空间和传统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的信息网络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正如波特（Porter，1998）曾指出的，“在全球经济中的持续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地方化的事物（知识、关系、动机），而它们是远距离竞争对手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区域性的集聚促进了地方化的学习、创造和创新，其中信息和知识的空间过程至关重要。
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一直以来是由空间形塑的。由距离阻力支配的空间逻辑组织了人们与其生产和消费地点的关系。为了以空间克服时间，城市遂开始发展。城市也因此在有原料之便或贸易路线的地方落地生根；生产地点被选在原料产地与市场聚集之处，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销售量；消费地点则坐落于可以极大化销售数量的地方。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学者如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1997）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肯定会导致这种现代空间逻辑的逐渐退化。信息和通信技术挑战了现代思想中的空间与时间关系，并且正在创造一个无空间性的世界。
显然，有关无空间性的推断过于简单和粗糙。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技术和信息构架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Gasper and Glaeser，1998）。但可以肯定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确实严重地破坏了现代主义的空间逻辑，但并非完全抛弃了这种逻辑。地理区位仍然重要，它仍然是一种组织原则和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要素。技术会改变，但支配空间的地理法则不会。除非每一个地方都具有同样平等的生产机会与消费机会，且每个人接近这些渠道的机会都平等，才有可能完全废弃现代主义的空间逻辑。显然，无论在一国之内或是各国之间，都不可能被公平地分配信息传输技术、带宽容量和接入机会。这意味着现代主义的主要空间分配过程，如集中化仍将持续发生作用，因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全球化工具，还是必须依赖于真实世界的固定空间才得以达成（Kitchin，1998）。即使对于无线通信来说，用户使用的地点、无线电缆的物理性与物质性等都会造成影响。事实上，经验证据已经表明了与无空间性相反的趋势：许多工业社会末期的中心地仍然是信息时代的中心（Miller，2004）。诸如曼哈顿中心区和伦敦苏豪（SoHo）区仍然是公司总部最渴望的区位，尤其是对那些按常理推断应该是最无拘束的活动来说，如决策和创意性工作（Graham and Marvin，1996）。正如米勒（Miller，2004）所说，“当人们和企业的区位选择变得更自由时，他们中的多数反而更加靠近在一起”。
尽管电子通信已经极大地拓展了非地方性联系的频率和强度，但它并没有使得地方连接变得无意义，相反更大地增进了人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多样性。正如布朗和杜吉德（Brown and Duguid，2000）所指出的，“不论人们可以经由技术而联系得多么完善，在一起工作仍有其独特的优点。实际上，信息技术最强有力的用途之一，便是帮助那些直接在一起工作的人们，使他们得以安排高效率的当面会晤”。因此，当非邻近性的网络为默会知识交流提供可能性时，当前的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仍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显著的，甚至是领导性的作用（Zook，2005）。
考夫曼等（Kaufmann et al.，2003）设想了互联网可能对企业创新过程产生的有利之处（表2-3）。他们对奥地利企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互联网对创新活动的效应，首先是改善已有创新伙伴之间的通信关系，而不是在支持寻找新的伙伴；2．互联网的效应是累积的，它对创新过程的拓展是建立在已有网络基础上的；3．如果面对面交流对创新活动的重要性越高，那么互联网对寻找新的创新伙伴就越不重要。因此，信息与通信技术与面对面交流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是相互排斥，而应该是遵循互补机制的。两者的融合细节则取决于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参与者的熟悉程度。其中的基本点是：数字技术可以应用于更好地维持已经存在的社群，但是它们并不善于首先创造新的社群（Brown and Duguid，2000）。
表2-3 互联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潜在影响
资料来源：Kaufmann et al.，2003。
信息与通信技术形塑经济活动布局的作用十分显著。一方面，命令与控制活动，以及那些需要决策者面对面交流的活动进一步在空间上集聚。另一方面，一些流动性增强的活动被新技术驱使到区域之间以及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地方，希望通过成本（尤指劳动力薪资和办公室租金）差异的要素开发以节约企业的运营成本。其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远离核心组织区位的地方出现大量的后台办公室（Warf，1995）。它的运营只需和客户或组织中的其他部门发生极少量的面对面接触。一些以电信系统为基础的特殊行业（如消费者服务中心、电话接线员、网络营销与市场研究等），以及机票订位、银行服务，甚至保险和政府机关相关的电子交易产业，都积极开发出后台办公室的潜能（Graham and Marvin，1996）。
爱尔兰是许多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后台办公室，提供了大量高技能、相对便宜的无工会组织的员工。其首都都柏林已超越作为爱尔兰本国大都市区的传统职能，而转向主要为欧洲市场提供服务的功能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成为泛欧洲的电话呼叫中心（Breathnach，2000）。另外，许多低层次的会计与资料输入等工作，包括像资料处理与大量文件的数字化等，则交给位于东南亚、印度以及加勒比海国家的办公室来处理（Kitchin，1998）。
这种分散效应还在不断加强，跨国公司中一些需要更多技能的后台办公活动，如财务和计算机编程，也开始重新布局以获取规模经济和节约其他成本。在这种趋势中，一些边缘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产业领域逐渐兴起，如印度和爱尔兰已成为世界软件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深入，这些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也促使各国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吸引这些活动。
尽管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的核心大都市区，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生产者服务企业已经扩散到这些大都市区的边缘城市或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即时通信技术降低了旅行成本，刺激企业和家庭搬往边缘地区，从而促进城市向外增长。同时，这种趋势增加了对分散式营运的控制和协调需求，并进一步推动了专业管理活动在战略地点上重新集中的趋势。
在全球城市的研究取径来看，边缘城市是在跨国公司和国有公司的地方化需求驱动下，浮现的新的城市形态。它与城市中心实现数字化连接，逐渐成长为大都市区边缘的新增长中心（Sassen，1994）。加罗（Garreau，1991）最早专门研究了这一现象，当时他认定了在美国最大的35个大都市区周边存在的123个已经形成和77个正在形成中的边缘城市。这些新的郊区中心是后福特经济的产物。与传统的城市中心相比，它们的职能以办公业和零售业为主，并在特定行业显示较强的产业专业性，从而在不同边缘城市之间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分工。
另一个再集中的趋势表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区的兴起。如前文提及，较低层次的知识密集型活动正在向全球边缘地区扩散。而这些活动扩散的目的地仍然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区位。如计算机软件产业，在印度集中于班加罗尔，在爱尔兰则是都柏林。再如半导体制造业，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在中国台湾，尤其是邻近台北都市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台商的信息产业又在向中国大陆的上海等主要都市区转移，并逐渐形成“硅谷—台湾—大陆”的三角关系，或者是“硅谷—新竹—上海”之间的城市信息产业互动的“金三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已经在信息资本管理、设施、职能与人员的区位、处理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等各方面为组织提供了更多新的弹性。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减少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贸易流的规模，使得全球价值链更加碎片化（Pomfret，2020）。从地理角度来看，不仅庞大的跨国组织可以在多个区位营运，而且较小的组织也可以在广阔区域内进行销售和采购。然而，许多经济活动集聚在一些特定区位，特别是一些依赖于创新驱动的产业部门（Leamer and Storper，2001）。这些变化和现象的背后，信息和知识的空间作用过程至关重要。新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反映在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知识扩散、应用和创新的功能。这使得信息时代的企业组织学习和创新过程，已经呈现出交织并存的两种模式：即在全球层次运作的跨国企业网络和在地方层次演进的企业集群网络。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20世纪后期的国际经济活动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扩展成为全球营运的主要组织创新形式（Henderson et al.，2002）。它包含了各种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和合作形式，共同连接了旗舰公司自己的子公司、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以及它的转包商、供应商和战略联盟伙伴（Ernst and Kim，2002）。这些生产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为旗舰公司提供快捷和低成本的渠道，以获得与其核心能力互补的知识、资源和能力。
厄恩斯特（Ernst，2004）认为形成全球生产网络主要有三个相互影响的驱动力。首先是自由化，包括贸易、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以及私有化。其整个后果是国际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国际流动性的显著增加。全球企业首先成为受益者：自由化提供了进入市场时更广泛的选择权（区位专业化）；提供了获取外部资源补充自身核心能力的更好途径（垂直专业化）；减少了价值链扩散的地理限制（空间流动性）。其次是竞争和产业组织的变化。竞争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垂直专业化，这就要求个人向组织的集体形式转变。跨国公司的多部门功能性阶层体系向网络化的全球旗舰模式转变。电子工业是这种新型产业组织模型最重要的滋生地（Lüthje，2002；Macher et al.，2002）。第三，用数字信息系统来管理企业网络加速了上述转变。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基于互联网的柔性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支持了公司内部的远程跨界知识交流，也支撑了由垂直专业化所形成的大量供应商之间的多向连接。同时，由于网络效应，扩展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具有较低的成本，这对企业的组织选择和区位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我们也不能由此夸大数字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正如马赫等（Macher et al.，2002）所认为的，“尽管在半导体产业中广泛采纳电子商务的应用，很可能加速了整个产业的价值链专业化程度提高的长期趋势，但是互联网仍然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催化剂，而不是首要原因。”
在信息时代的组织转变进程中，全球生产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扩散性和集聚性的双重特点，即集中式的分散或分散式的集中（刘卫东等，2004；Ernst，2004），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跨界扩展，并集中于日益增多但数量仍然有限的专业化集群地区。不同的集群接受不同程度的知识扩散，这取决于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承接生产的专业化零部件。扩散程度依零部件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所定，离最终产品越近，则扩散程度越高，而一些关键性的精密部件和设计密集型的部件仍然高度集中（Ernst and Kim，2002；Ernst，2004）。在研究电子工业的合约制造商时，吕特尔（Lüthje，2002）进一步指出全球生产网络在区位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等级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达国家的产品引介中心（Product Introduction Centers，PICs）在开发产品原型和新产品规模生产线上处于领导地位。这表明在全球生产系统中工程能力分布极不平衡。低成本区位很难获取先进的工程诀窍。其次，制造要求高度多样化但批量小的专业化产品在发达国家生产；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则分布在低成本区位。第三，关键部件的设计和制造单位也集中在发达国家。此外，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中存在的阶层体系类型是有区别的，主要取决于现场作业管理和工作系统。这在不同区域产业关系的特殊环境中是互不相同的（Lüthje，2002）。
可见，地理因素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起着关键作用（Ernst，2004）。尽管生产价值链的某些环节正在国际化扩散，但其它环节仍继续保持集中化生产。而且，国际化扩散的活动特别集聚在有限数量的海外集群地区。这说明集聚经济仍在发挥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形式。当然，对于专业化集群的个体来说，其发展轨迹具有路径依赖的本质。所以，新的知识流动性仍然受制于空间。知识的跨界交流渗透入新的地理区域，也只是有限的专业化集群地区。
全球生产网络也充当知识扩散的载体角色，为北美、西欧和日本产业腹地之外的低成本区位的地方能力构建提供了新的机会。其中，互联网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它通过降低通信成本，增加知识扩散的范围来改变经济交易活动，有三方面的效应值得强调，分别是市场化、组织创新和外包（Ernst，2001）。首先，由互联网创造的电子市场将增加经济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互联网使卖方更快速地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同样在获取市场情报上有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提供给买方一个更广泛的供应商选择权。但是，我们也不要期望互联网会改变买方和卖方之间经济力量的相对位置，因为竞争机制的基本法则仍在起作用。它们只会被修改，而不会被废除（Shapiro and Varian，1999）。其次，作为组织创新的催化剂，互联网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从无形投入和无形产出共同体现出来的（Brynjolfson and Hitt，2000）。互联网把工作实践、战略、产品和服务快速联系起来，从而使企业可以转变它的组织及其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关系。第三，互联网的开放式结构允许企业不断拓展外包范围，可以覆盖从细微零部件的制造到包括知识密集型支撑服务的系统外包各个领域。甚至先进生产者服务业的部分环节也可以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信息产业发达的地区。
总之，信息技术形塑了企业网络化实践的跨界形式演变，特别是全球生产网络和管理这些网络的数字信息系统。这两个彼此相关的变化在国际商务组织中逐渐减少了国际知识扩散的约束。全球生产网络跨国界拓展企业之间的连接，增加了知识扩散的需求；同时，数字信息系统不仅加强了信息交流，而且也为知识的分享、联合使用和创造提供了新的机会。互联网对全球生产网络来说，是改善商务组织和管理的强力催化剂（Macher et al.，2002；Ernst，2004）。这就要求企业尽力投资信息技术建设自己的战略管理系统，并把互联网作为一项核心的商务职能。互联网为各区域追赶上结构化的数字信息系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互联网显著地降低了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门槛，特别为较小的专业供应商提供了机会。当然，那些没有自我特色的低端供应商还是被排除在外。互联网也促进了国际知识扩散，推进了地方能力的构建，这主要也是针对拥有专业化能力的较高端供应商而言的。
如前文所述，地方集群的崛起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又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产业仍然朝着集聚发展。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复杂未编码信息的传播，而这些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来源于面对面接触的（Leamer and Storper，2001）。因此，产业集群中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更加显得重要。
在地方产业集群中，学习和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工具。空间邻近性和地方属性成为构建学习竞争力的关键经济资产。区域已经在新的全球知识密集型资本主义中成为知识创造和学习的焦点，其结果就是成为学习型区域（Florida，1995）。它们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区域在一些主要特征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新型的区域形态紧密结合了竞争与协作对象的社会、文化、组织和制度环境，达到联系的趋同、一致或认可，使相互之间产生信任感，为地方化学习奠定基础。地方化学习是一种交互式学习，是在相互反馈、相互作用中的知识传播、学习、应用和创新的过程。
地理区位在促进学习和创新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本质上集聚并不足以使学习和技术交流发生。现实中的技术交流发生在各个层面，安东内利（Antonelli，2000）总结了各种产业集群（尤其是技术区）内可能存在的彼此不同且相互关联的五个知识交流渠道，分别是：要素市场条件（劳动力市场、中间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地方产业结构特征、地方创新系统的知识基础设施、地方通信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地方化与技术战略等。由于交流密度和交互程度的关系，上述每种地方交流渠道都彼此不同，而且技术知识分享的参与者也具有不同的作用。事实上，不同交流渠道之间相互补充，在邻近和集聚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交互机制的复杂网络。集群中的企业创新行为深深地被这种交流环境形成的氛围所影响。所以，正是有了这些网络，地方产业集群才变得井然有序、蓬勃发展。
产业集群特别是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就目前而言，大多数的产业集群还是处于初始阶段，在应用互联网技术上水平普遍不高，但是先进的ICT还是被普遍寄予厚望。它们可以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许多新的机会，比如促进集群与外界环境的交流，增强集群内部的交互和信息交换，重新界定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使生产过程更为合理等（Carbonara，2005）。当然对每个集群来说，影响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形式和水平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组织因素的作用尤为关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协同模式，以及知识、实践和关系的编码化程度影响了ICT的利用程度。反过来，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会影响企业的组织形式。戈塔尔迪（Gottardi，2003）认为，尽管ICT和互联网在产业区的扩散程度不高，但从理论上说，数字化会对产业区的价值链产生不少影响（表2-4）。新技术将促进供需双方的专业化，提高市场作为地方生产关系的协同机制的有效性，使得价值创造的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并更具柔性。此外，政府在推进地方企业的信息化进程中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一项来自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组织建立集群的门户网站，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非正式的知识交流，并有助于新产品开发的创新实践（Sellitto and Burgess，2005）。
表2-4 数字化对产业区价值链的理论影响效应
资料来源：Gottardi，2003。
恩格（Eng，2004）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集群发展的区域优势和互联网驱动的优势来源。首先，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提供了先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并且由于开放系统而增强。地方化环境与开放系统进一步促进了信息交换和知识分发，形成技术溢出效应。其次，虚拟通道帮助企业抓住集群内快速流动的信息和知识流。集群中高度网络化的企业通过虚拟通道推动创新。它提供了以廉价和简单方式开拓新市场的机制，并建立动态供应链和整合各种不同的资源。第三，互联网有助于多用户参与和运行网上商务活动，而且用户可以包括集群之外的组织和客户。在集群中个人接触的便利性有利于发展信用关系，从而在实质上推动多用户开展互相联合和依赖的商业活动。多用户接合还能进一步增加技术采用率，从合作中节约成本，并在已建立的信用关系上通过有效的知识分发实现创新。最后，互联网进一步增加了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的能力，以柔性和即时方式延伸定制化。企业可以通过商务过程整合和情报分享，从定制化延伸中获益。这些被互联网激活的定制化和个性化可以减少交易成本，随时间持续增加跨界企业之间关系的价值。因为新知识的创造是累积和试错过程，通过更透明的商业过程和各种参与者的高度介入，资源被更加有效地配置和运用。
最近，许多研究强调企业面临着新机会，即可以通过全球电子网络重新设计商业过程与组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虚拟组织被创造出来，如虚拟集群、虚拟（产业）区、虚拟保税区、虚拟孵化器等。这些组织之所以称为虚拟，是因为这些组织把先进互联网技术作为首要的合作与竞争手段。事实上，从地理视角来看，这些虚拟组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有地理集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虚拟集群。如虚拟保税区，实际上是为地理产业集群搭建的一个电子物流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建立虚拟保税区，而这些企业仍然在地理上邻近（刘卫东等，2004）。另一种虚拟集群则不同，它被认为克服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地域限制，能够集成全球相关业务与组织的核心能力。或者说，这种虚拟组织是用关系上的邻近性替代了地理上的邻近性。这种模式对大企业或许可行，但是中小企业的虚拟集群还是值得质疑。基亚维西奥等（Chiarvesio et al.，2004）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规模企业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时的差异性，甚至小企业在理解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上仍然有困难。
或许比较可行的模型还是整合式的，就是既有真实的连接，又有虚拟的连接。因为创新性的集群还是需要在地方和非地方上建立知识交流的良好平台。企业可以在面对面中建立信任，从而允许默会知识的交换。浮现中的虚拟连接或许是知识交流的催化剂，但其准确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历史（Leamer and Storper，2001），在集群价值链的不同竞争位置上，各个企业的商业战略及相关的新技术应用的状况，都可能影响地方制造业体系的演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