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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可能陷入路径锁定，也可能创造新的路径。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同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往往遵循不同的路径，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也存在差异（汪明峰等，2009；2015；Gertler and Vinodrai，2009）。
路径依赖被认为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06）认为路径依赖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技术锁定，认为特定的技术领域会锁定于某种轨迹，即使在拥有其他更有效的技术的情况下；二是动态收益递增，认为各种外部性和学习机制产生正向反馈效应，从而强化已有的发展路径；三是制度滞后，认为通过社会经济活动，各种制度会伴随时间自我再生产。
第一种观点主要与戴维（David，1994；2001）的工作相关联。他曾把路径依赖定义为历史偶然性的选择，并有可能锁定在具有多重稳定的均衡之中。一旦锁定，它就需要一种外在类似刺激物来驱除或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赛多（Sydow et al.，2005）则认为戴维的路径依赖模型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强调历史性事件和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忽视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等的产生是有目的的行为；二是未解释路径锁定是怎么解除、打破和消除的。在他看来，应该有形成前、路径创造、路径锁定和路径消除四个阶段。
事实上，关于技术演化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先是由亚瑟（Arthur，1989）做出的。他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动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这种状况在信息经济发展中的体现尤为明显（Shapiro and Varian，1999）；相反，一种较之其他技术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等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朱华友，2005）。进一步，亚瑟（Arthur，1994）将集聚经济视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空间结果以及是形成新兴产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按照前文提及的企业衍生机制，一个区域产业产生衍生企业的概率是和该区域新兴产业的企业数量成比例的。区位选择于一个区域的新公司越多，那么马歇尔集聚经济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空间集中是路径依赖的结果，那些早期拥有大量衍生的区域，在后期实现更多衍生的概率就越大。集聚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在空间的集中。对于那些新来者进入一个拥有众多企业的区域，从集聚经济中获益是合理的。如此，即出现了产业集群。
制度滞后的理论脉络更多来源于诺斯（North，1990）和塞特菲尔德（Setterfield，1993）的研究。他们均强调在技术领域，出现的一些制度结构可能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然而它们的路径依赖演化意味着这些制度安排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锁定。因此，制度也是影响区域新兴产业出现的重要因素。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1999）曾比较日本和美国磁盘驱动器企业的差别，发现与劳动力市场、风险资本和供求关系相关的制度因素存在差异。相类似的，汪明峰和卢姗（2009）对多国电子商务产业兴起过程进行了比较，也强调了国家之间新兴产业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差异，并探讨了路径依赖机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多西和梅特卡夫（Dosi and Metcalfe，1991）的观点，在跨越不同尺度的观测中，并不一定存在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同构。当区域内的一些产业、技术或组织出现路径依赖时，其他的部分不一定也会显示出相同类型和程度的路径依赖变化。事实上，区域内的不同产业可能受制于完全不同的路径依赖机制。从区域的视角来看，路径依赖可能源于各种地方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地方资产和基础设施的沉没成本、产业专业化的地方外部经济、区域技术锁定、集聚经济、区域特定的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区域间的联系等（Martin and Sunley，2006）。区域经济越多样化，越有可能包含多种路径。此外，一些路径依赖对于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或多或少是特定的，但是，不同类型或形式的路径可能在一个区域经济内部共存和互动。如此从该意义上讲，区域路径依赖的概念是复杂的和多维度的，可能拒绝任何单一的理论化（Martin and Sunley，2006）。
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10）进一步认为，利用路径依赖模型来解释特定产业、技术或制度的演化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关注特定区位，研究导致一个地方产业出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自我强化机制的类型及协同演化过程。二是关注跨区位的差异，研究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空间演化。这些研究一般假设新产业最初的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有几个区位条件都同等适合，但最终落地的区位往往由机会或偶然事件决定。
如前文所指出，早期的观点认为新增长路径的创造是历史偶然事件或机遇的结果抑或是区位机会窗口的偶然产物。然而这些方法均适合事后分析，被认为是对新路径形成的非均匀地理分布提供了一种相对模棱两可的消极的（Cooke，2012）和唯意志论（Mackinnon et al.，2009）的解释。马丁和森利（Martin and Sunley，2006）则认同路径就是过程的观点，路径创造被理解成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破坏持续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样，路径创造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清晰。路径创造成为路径依赖的一个潜在要素，它会受到一系列地方产业技术遗产和区位相关因素的制约，因此，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定的路径发生在特定的区域而不是其他的区域（Dawley，2014）。受到自适应性系统的启发以及专注于地区和产业机构、技术和市场选择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观点后来被整合成一系列更系统的微观层面的方法，加入到了地区和区域的产业演化之中（Simmie and Martin，2010；Steen and Hansen，2018）。如图1-1所示，马丁（Martin，2010）确定了涉及新路径创造的可能阶段：预形成阶段，受已有经济和技术条件所支配；路径创造阶段，一种尝试或不同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竞争；路径发展阶段，基于局部递增收益和外部性。这种程式化的方法有助于解释预先形成阶段与路径创造阶段之间的转变是如何需要将区位条件进行识别、利用、转换来满足新的市场机遇。
图1-1 地方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模型
资料来源：Martin，2010。
马丁（Martin，2010）利用分层、转换、社会和制度背景的重组等来分析路径动态的过程。然而，理解这些动态过程如何被激活并限制于地方环境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便如此，这种可供选择的模型与适应性周期（Simmie and Martin，2010）及集群生命周期（Menzel and Fornahl，2010）的相关论点相似，以一种更开放的、动态的方式来理解路径依赖的概念，对于构建路径创造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马丁（Martin，2010）的模型还是留下了很多因果关系上的分析和实证问题，并未厘清路径创造的驱动力（Dawley，2014）。首先，为了分析明确，我们所理解的实际上是不断进化的（包括区域经济、集群、部门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路径（Fornahl et al.，2012）。其次，把路径依赖理解成一种更加开放和有利的过程，那些拥有高水平吸收能力和动态创新系统的区域往往是那些很有可能创造路径的区域（Martin and Simmie，2008）。相反，在其他有些地方因为过去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当地环境可能不太有利于新兴技术或产业的出现，甚至导致限制因素的出现（Martin，2010）。路径创造中出现地理环境的变异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理解地方和区域如何不被现实的环境所限制。第三，为了所涉及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有必要寻找新的方法更有效地来描绘其中的关键因素和机制（Dawley，2014）。
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寻路径创造中各方行动者发挥的能动性。西米（Simmie，2012）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同的本体论方法，提出了综合社会—经济的路径创造理论，强调了在新的技术路径产生过程中人类行动者的贡献。另一个折中的视角是路径可塑性（Strambach，2010），认为路径本身并不连贯一致，而是由于制度的弹性延伸和行动者的解释灵活性，能对一系列创新和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这些理论贡献进一步激发了关于路径演化如何涉及各种可能的变化轨迹的激烈辩论，如伊萨克森（Isaksen，2014）对路径的更新、重新定位、耗竭和创造过程进行了区分。
在整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转型研究的基础上，博希玛等（Boschma et al.，2017）提出了区域多样化理论不应只是建立在当前对于相关多样化的理解之上，而应同时透过审视行动者在制度革新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在各种空间尺度上的积极与限制因素，来考量非相关多样化的过程。他们从相关性和尺度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分析，提出四种区域多样化的轨迹，表明在不同路径中关键行动者及其空间逻辑的差异性（表1-4）。宾兹等（Binz et al.，2016）提出了一个更系统的非相关多样化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内新的产业路径出现是一个动员和调整不同资源的过程。它假设新产业的市场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把（利基）市场视为一种关键资源，必须通过引导、监管和标准化等手段来积极创造全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Dewald and Truffer，2012）。同样，金融投资需要通过企业家、投资者和中介组织之间的网络积极动员。最后，合法性也被强调是新产业形成的关键资源，因为新产品和流程往往与现有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制度不一致，会导致用户最初的怀疑和抵触。因此，促进非相关多样化的行动者必须参与相当多的制度性工作，以使行业适应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调整这些结构以更好地满足行业需求。
表1-4 区域多样化的轨迹特征
资料来源：Boschma et al.，2017。
路径创造存在三种途径（Martin and Sunley，2006）：路径创造是随机的，即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路径创造是限制性条件和机会事件的综合结果，即所谓的区位机会窗口；路径创造是成功（区域）路径之间的依赖，如硅谷互联网产业的浮现是由于这个区域已有的风险资本产业（Zook，2005）。区域新产业兴起的路径，一方面与政府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新企业的区位因子有关，如熟练技工的可利用性、与研发实验室和大学的邻近性，以及风险资本的可获取性等。其中，对于政府政策（包括国家层面的、区域的、有明确区域的或者没有的）在路径创造中的作用存在争议。
在当前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并不显著（Bresnahan and Gambardella，2004）。在发达国家，高技术集群的涌现很少是决策者有目的推进的结果，也不是靠偶然的机会就能产生的（Sternberg，2010）。但也有研究表明各级政府的政策对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Gertler and Vinodrai，2009；Kedron and Bagchi-Sen，2011）。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光学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有确定目标的规划驱动，并受限于已有的地方结构，从而减小了意外的发生，所以它是涌现（市场作用）与规划（政府引导）共同起作用的结果（Sydow et al.，2010）。
在中国，产业政策作用被普遍强调。互联网产业的案例研究表明，相关多样性在构建新兴产业的地方活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还受到制度的区域根植性的显著影响（Zhang，2013）。通过长三角城市的物联网产业兴起的路径比较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扶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布局是不可缺少的（汪明峰等，2015）。在区域演化过程中，新兴产业的进入和已有产业的退出造就了新的发展路径。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补贴扶持本区现有产业的发展，增强地区路径依赖式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地方补贴又偏好通过引导不同特征的产业进入和退出为地区带来新的路径。政府规划引导和优惠政策在软件产业集聚区的早期形成阶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的力量也很显著（汪明峰等，2013）。此外，体制改革和开放程度也明显影响到中国城市的区域分岔和路径创造。
兰布和博希玛（Lambooy and Boschma，2001）曾梳理了基于演化原则的区域政策，并探讨两种理想的区域发展类型中政策所起的不同作用。一种是认为新的经济活动空间形成中，机会和收益递增的演化机制对决策者来说存在完全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机会事件的重要性表明区位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是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新的发展路径是不可能规划甚至预测的。二是认为决策者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为空间对于新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次要的，所以决策者有可能采取行动来建造吸引人的地方环境。因此，通过城市化经济可以提供弹性的优势。另一种是强调创新地理中选择和路径依赖重要性的演化机制。一般认为如果政策目标强烈根植于地方环境，那么区域政策的潜在影响将非常大。例如在《欧盟2020战略》中提出的“精明专业化”已成为当前欧洲最重要的创新政策（McCann and Ortega-Argilés，2015）。该政策鼓励区域事先进行基于本地条件的创新潜力评估，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资助，帮助区域内的知识资源进行传播和重组，由此培育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