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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南京文坛文学昌盛，各种文学样式蔚为大观，如六朝的山水文学和文论，唐宋的怀古诗，南唐词派的词作，明清的戏曲和小说。
自孙吴政权建都建业，南京文学开始逐步繁荣，至南朝时期发展到高峰。六朝文学奠定了南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六朝之都的南京是当时的文学中心。东晋和南朝时期，各种文学题材的创作兴盛一时，此起彼伏，各具特色。晋宋时的山水文学将文学对象“由人事转向山水，为中国文学史上开一新境”
。齐、梁、陈三朝的“永明体”及宫体诗，更将讲究声律之风推进到精益求精的境地。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总结创作经验，探讨文学规律，与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此期文学的鼎盛局面。宋文帝时，国家设儒、玄、史、文四馆，文学第一次取得了与经学同等的地位。这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对于文学脱尽西汉以来之传统观点，真能明了其价值者，实从南京起也”
。南京也因此在文学史上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对于此时期南京文学的这些成就，胡小石先生十分关注，并总结道：“中国文学，及其有关诸方面，真正在南京本地创成者，以次数之，可有下列诸事：（一）山水文学。（二）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大学分科。（三）文学批评之独立。（四）声律及宫体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京文学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方面的繁盛和文学地位上的明晰共同确立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显著地位。同时，此时期还是一个“人的觉醒” 的时代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此，胡小石先生作过精辟的论述：“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士人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魏晋士人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他们崇尚自然、风流放诞、纵情任性、追求自适的精神，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江南文人风流倜傥、顺情随性、追求个性自由、注重实现个体价值，这与魏晋文人的气质风度颇为神似。对于六朝文人与明代文人之间的这种相似性，费振钟先生指出：“把明季江南文人的精神状态、思想风格及文学倾向，与六朝文人相比，即使不论其他，仅就‘个性自由’而言，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六朝文人文化的一次‘复兴’。”
作为明代江南政治、文化辐射中心的南京，其地曲家的身上也凸显出这种特点。明代南京曲家不拘礼法、醉心氍毹，这与魏晋六朝文人放荡不羁的个性可谓一脉相承。南京曲家史忠，自号痴翁
。他一生不慕名利，痴迷于赋曲作画，随心而行，豪放不羁。“邳州汤指挥慕痴名，过访，方盛暑，散发披襟，笑语甚适。径携手登舟，游下邳，家人不知也。”
正如其所言自己“狂同阮籍”
那样，在他身上的确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南京散曲名家陈铎同样也是风流洒脱、不受羁縻，他自明心志云：“本是骚坛放浪徒，岂待公孙折简呼。”
对他而言，词曲歌舞远比功名富贵更具吸引力：“耳边厢喜听的是轻歌金缕，眼跟前爱看的是妙舞红裙。也是我平生注下疏狂分”
，“者么你重裀列鼎更如何，积玉堆金待怎么，则俺把利锁名缰都顿脱”。
六朝时期，南京的繁华盛极一时。然而隋朝攻下建康（今南京）后，实行抑制政策，将原来的建康城毁为耕地。六朝风华顿时销声匿迹，建康城沦为一片废墟。往日的繁华与今日的萧瑟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嗟叹不已。从此，南京在文学中屡屡以怀古的意象呈现出来。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崔颢、韦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宋代的王安石、周邦彦等都曾在此驻足徘徊，追忆当日繁华，感慨历史兴衰，留下了许多沉郁苍凉的咏史怀古名篇。宋代的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词人也曾游历南京，触景生情，抒写了不少慷慨悲壮的优秀作品。南唐词派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人的词作，意境阔大，自成一派，在词歌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明清时期，南京继六朝之后再次兴盛，文采风流更盛往昔。明代南京“文章日生而不已也。其间理义为质，礼乐为文，若沦于肌，若入于髓”。
清代，文坛上涌现了不少以南京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它们代表着当时戏曲、小说创作领域的最高成就。总而言之，南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传统悠久，文学作品繁荣，文学成就突出，文学地位重要。
古典戏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的戏曲传统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积淀。中国古典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它以代言体的形式通过歌舞来表演故事。它虽成熟于宋元时期，然而此前的歌舞百戏也为戏曲这门综合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元素。南京古代的歌舞娱乐之风一直兴盛不衰，还涌现了不少以精通音律乐器而著称的人士。汉末三国时南京流行有“青溪女神善歌舞”
的传说，已发其端。三国时，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后世知音善律的文人曲家往往被称以“顾曲周郎”，于此可见南京顾曲习俗的悠久和传承性。东晋的谢尚、谢安均好音尚乐。谢尚“采拾乐人，拜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金石之乐，自尚始”。
谢安“性好音乐”
，其携妓出游，被目为风流之举，为后代文人所称羡。南朝时皇家游乐歌舞队伍和官宦家之女伎数量庞大。南唐韩熙载、李煜醉心于歌舞宴乐，韩熙载常易服与家伎们一起演出，李煜在国破家亡出降之时犹有教坊奏乐送别，其词作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期。南京的剧作家、散曲家、表演家济济一堂，戏曲活动日渐频繁。白朴流寓南京，时日甚久。散曲家卢挚与白朴为至戚，曾同在江宁，与江南行台王博文家伎红梅有交往。卢挚作《蟾宫曲》，白朴作【风入松】《咏红梅将橙子皮作酒杯》，两人各赋词曲纪其事。南京曲家廖毅的散曲之作，抒写胸怀，不同凡俗。元代南京的艺人和表演家也各有所擅。《青楼集》中记载的平阳奴、郭次香、韩兽头，皆以杂剧驰名金陵。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
，郭次香、韩兽头“亦善杂剧”
。另外有杜妙隆，金陵佳丽，以善歌闻名；樊香歌，金陵名姝，妙歌舞。《太和正音谱》卷首“善歌之士”条，记载有金陵人蒋康之，知音善歌，声音温润清脆，远近闻名。张可久有《凭阑人》曲纪其人其事，“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搊玉筝。隔江和泪听，满江长叹声”
。《录鬼簿续编》记载有金元素之子金文石，“至正间，与弟武石俱父荫补国子生。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幼年时从名姬顺时秀歌唱，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节奏抑扬或过之……名公大夫，优伶等辈，举皆叹服”。
这些青楼女子精湛的杂剧表演，剧作家、散曲家的创作以及文人士子对戏曲的热衷，对元代南京剧坛的活跃起到了推动作用。前代戏曲文化传统的滋养，为明代南京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南京剧坛的各种戏曲活动如火如荼，尽显风流。首先，明代南京是当时的戏曲创作中心之一，拥有徐霖、陈铎、黄方胤等一批本地剧作家，同时汤显祖、阮大铖等外地著名剧作家也曾在南京进行戏曲创作活动或戏曲研究活动。徐霖及其《绣襦记》、汤显祖及其《紫钗记》、阮大铖及其《燕子笺》等都在明代剧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剧作家不仅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共同受到南京戏曲文化氛围的濡染，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都体现了“江左风流”的绮丽典雅之风。其次，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活动也十分兴盛，以“情胜”备受时人推崇。在宫廷、家班和职业戏班这些表演机构组织中，秦淮艺妓是戏曲表演的一支重要队伍，对明代南京戏曲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秦淮河畔“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入夜而擫笛
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
这些秦淮艺妓对戏曲表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
。明代南京剧坛表演的声腔剧种丰富多样，杂剧、川戏、弋阳腔、海盐腔、昆曲都曾在南京剧坛流行。明代南京剧坛声腔剧种的演变过程，也是整个明代剧坛声腔剧种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南京剧坛声腔剧种的演变又有其独特性，杂剧在南京并未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渐至衰歇，而是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再次，明代南京的戏曲理论，丰富了古代的戏曲理论批评，对其地的创作、表演和刊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后，明代南京是戏曲刊刻的重镇。明代南京有国子监、有应天府学，其贡院又是江南科举考试之所。发达的文化教育，十分有利于促进南京印刷业的发展，其中戏曲刊刻尤为突出。据统计，在明代刊刻戏曲书籍的大城市中，“南京在数量上超过了武林、吴兴、苏州、常熟、新安等地的总和，大概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另外，南京的戏曲刊刻在剧作的保存传播上也有重要意义，一些戏曲作品赖南京坊刻而保存下来。南京的戏曲刊刻还带动了戏曲评点、戏曲创作的发展，对整个剧坛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明代南京剧坛在活动主体上，既有南京本地人士的戏曲活动，也包含因任职、应举、游历等来到南京的众多外来人士的活动；在活动内容上，融合了戏曲创作、表演、理论、刊刻等众多活动的集合体。明代南京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巨大资源优势，为其戏曲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南京悠久的历史不仅使其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学传统，也为它从六朝的人文昌盛到明代蔚为大观的人文之盛奠定了根基。南京优美的地理风貌，不仅具有审美内涵，且对其地人士的品性有内在的影响，并为文士的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南京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征，给其文学包括戏曲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优势。南京在古代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戏曲发展历程也堪称源远流长。
明代南京作为戏曲传播的要津，与其他地域的戏曲交流频繁，在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批评以及戏曲刊刻方面均形成一定的特色，在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书以明代南京剧坛为研究对象，对其各种戏曲活动分别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