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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
。自东吴至明初，有八个朝代定都南京。其中，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朝代，相继建都于此，历史上称“六朝”或“六代”。清代路鸿休云，“金陵古才薮，六代之盛，席卷人才，天下来爰”。
六朝时期，南京的繁盛已经在史上留下了美名。明初定都南京，南京文化至此而蔚为大观。
公元前472年，范蠡在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筑城，此为南京建城之始。后人称之为“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置金陵邑，自此南京称金陵。秦时改名曰秣陵。汉代沿用秣陵之名。东吴孙权定都于此，改名建业。西晋时又改名建康。此后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均沿袭了建康的称谓。隋朝毁荡建康城邑，立蒋州，江宁等县仍得以存留。在唐代，南京的地名屡屡被更易，曾被命以江宁、丹阳、归化、金陵、白下、上元等众多名称。五代十国时，吴王分上元另置江宁县，自此上元、江宁两县同城而治。南唐时又改金陵府为江宁府，辖上元、江宁等县。北宋先后称之为升州和江宁府，南宋改之为建康府。元代相继更名为建康路、集庆路，仍辖江宁、上元等县。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取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洪武十一年（1378）定都南京
。到明代为止，历史上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等八个朝代定都于此。
明洪武元年（1368）以应天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定南京为京师。应天府领七县：上元、江宁、句容、溧阳、高淳、江浦、六合，其中上元、江宁两县同为应天府治。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改令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英宗正统六年（1441），明朝中央政府分为南北二京成为定制。此后终明一代，南北二京的格局未再改变。本书论述明代南京剧坛的状况，其中南京所指地域为应天府所辖区域。
南京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南京东依钟山，西临长江，山峦环护，有“龙蟠虎踞”之称。一方面，凭借着长江天险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南京成为古代的军事要地，甚至成为古代众多帝王建都立业的国都重地。另一方面，南京处于南北之中，是南北交通的枢纽之一，同时南京位于长江这条重要的水运通道的中下游，是长江水运中的重要城市，有着贯通东西的优势，所以明代往来南京的各地人士络绎不绝。人口的流动中往往附带有文化的交流活动，明代南京因此成为当时文人群体聚合以及文学作品跨区域传播的重要枢纽。
南京的风景名胜魅力四射，令人心醉神迷、赞叹不已。其地山川形胜，集雄壮、秀丽风格于一身。顾起元《客座赘语》云：“江水一泻千里，沙腾浪涌，天日为昏，最为怪伟。至静夜无风，江声隐起，余尝夜卧洪济燕矶听之，汹汹如欲崩四壁也。”奔涌而过的长江，气势恢宏，雄伟壮阔，不仅成为南京的天然屏障，也给这座南方城市带来了粗犷伟岸的北方风格。明代高启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奔放沉雄地描绘了长江的浩荡之气，抒写了观览时的豪迈之情：“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与磅礴汹涌的大江不同，南京的山势多平缓蜿蜒，以秀丽妍媚闻名。“郁纡烟容岚气，沓翠霏青，望之如古佛顶上之螺，美人眉间之黛。”
南京境内的山脉大致有三组：北边沿江一带有龙潭山、栖霞山、乌龙山、幕府山；中支有宝华山、龙王山、灵山、钟山，钟山西延为富贵山、覆舟山（九华山）、鸡笼山（北极阁）与五台山等；南支有汤山、青龙山、黄龙山、大连山，跨秦淮河谷地为方山、祖堂山、牛首山、凤凰山等
。与群山相映衬的是众多的湖泊河流，玄武湖（后湖）、燕雀湖（前湖）、莫愁湖等湖泊“绰约媚人，山色四围。如靓妆窥镜，湖山之美，何减虎林”
；秦淮河、金川河、青溪等河流澄静灵秀，风光旖旎。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南京钟灵毓秀的佳山秀水，培育出无数的颖慧才俊。宋代周应合云：“江左人物，金陵为盛。盖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也。”
顾璘也云：“吾登都城，望钟印诸山，郁郁葱葱，隆偃辟翕，兴云雾以敷泽采，何其庞厚邪！是宜生人之多贤也。”
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山水在古人眼中不仅是可供观赏的自然风光，还具有重要的人文审美内涵，它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意义重大。一方面自然山水为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激发了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灵感；另一方面文人喜爱在山水自然中寻求心灵慰藉，他们对山水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南京的青山秀水对于其地文士清俊风雅品性的形成和文学活动的兴盛都有切实的影响。
南京不仅风景宜人，而且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著称。南京的名胜古迹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韵事，如流传着王献之和桃叶、桃根姐妹间动人爱情故事的桃叶渡，相传为吴王夫差铸剑处的冶城，王谢故居所在的乌衣巷，齐武帝射雉所至的鸡鸣埭，等等。山川风景与人文名胜相结合，吸引了各地众多的文人慕名而来，寄情其中流连忘返。历代文人吟咏南京景观的作品不可胜数，南京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在文人眼中都别具韵致，成为寄寓情思的对象，山水湖泊已经成为南京文化的载体和依托。南京在文人笔下或是清幽之境，或是繁华锦地，然而它更多的是被当作怀古的对象来抒发抚今追昔的世事沧桑之叹。究其原因，这与多次发生在南京的改朝换代有关，尤其是隋灭陈时“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
的毁灭性的举动。《南畿志》卷五《应天府》“古迹”云：“金陵古称佳丽，宫阙、台苑、市宅莫盛于六朝，而尽犁荡于隋唐。”
六朝三百多年经营起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京在古典诗词中逐渐被固定为感伤怀古的意象而存在。李白感慨“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
；刘禹锡沉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杜牧悲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王安石怅惘“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岁月变迁、物是人非，但流淌其中的文化血脉却绵延不绝，在人们身上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古都中，南京的文化底蕴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南京文学自孙吴时代开始逐步发展，至东晋时则渐至繁荣。永嘉东渡，东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政权。大批南渡的士阶层带来了精粹深厚的中原文明，南京成为长江下游的文化中心和正统文化的象征。刘知几《史通·内篇》卷六“言语第二十”云：“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
此后宋、齐、梁、陈均建都于此，六朝时期成为南京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重大的南移，西晋末年的永嘉东渡、唐代“安史之乱”造成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的建炎南渡和明初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其中有两次都是在南京建立政权，南京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的文化底蕴也随之不断积聚加深。
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使南京文化具有明显的包容性、融合性，形成了其独特的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对此，陈书录先生也作过精辟的论述：“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南京正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征：交融性、互补性和开放性。”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南京位居南北之中、大江之南，一方面，江南的地理环境赋予它空明灵秀、清丽典雅的江南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南北几次大交流，使南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兼有北方人的豪迈慷慨、古朴粗放，与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颖灵慧”。
南京的风俗与中原率直的风气有相通之处，南京的民风古朴淳厚，士人以道义自任，民众以务本为念。南京风俗质直，居东南先，“人物敦重质直，罕翾巧浮伪。庶民尚气能劳，力田远贾。……士重廉耻，不竞荣进，气习大率有近中原。地当淮、浙之冲，谈者谓有浙之华而不浇，淮之淳而雅”
。
从南京的文化渊源来说，吴越文化是南京早期的本土文化。顾兆禄在《南京文化研究述评》一文中讲道：“一般认为，先秦以前，南京文化基本属于吴越文化。”
吴恩培先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南京地区的文化溯源，最早当溯自春秋时期的吴国”
。此期吴越文化的特点是崇尚武力，逞勇好斗。《汉书》云：“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在中国古代自东晋开始的主流文化中心南移的过程中，南京文化逐渐受到北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由尚武到崇文，南京的文化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顾璘亦云：“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由此可见，至明代，南京文化之盛，已远非其他城市可比。南京地处南方，因而具有江左清绮婉丽的地域文化特点，也和南京沿承的其地自六朝以来的精巧绮丽的遗风有关。钱谦益就曾多次以“江左风流”评论明代南京的文士文风：如称赞明代南京的陈沂、王韦，“江左风流，至今未坠，则二君盖有力焉”
；再如形容金銮“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
。但其先后作为明代的首都和陪都的性质，又使之荟萃各方精英，呈现出南北兼容的特点。对此，高小康先生指出，南京文化既“不同于正统的中原文化，也区别于地域性的吴文化，它是中原的主流文化南移与吴文化交融的产物”
。顾兆禄先生也持相同观点，将南京文化的特点归纳总结为“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更趋于一般，更富有兼容性和开放性”
。南京本土的吴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了南北交融的文化格局，南京文化也成为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融合物。这种地域特点影响到明代南京戏曲的创作、表演等方面，便出现了南京剧坛声腔、剧种的南北兼具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