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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对象为明代南京剧坛，在此先对这个概念稍作阐释。
剧坛是对各种戏曲活动的统称。戏曲是一种综合性文学艺术，它融合了文学、音乐、表演等多种文艺样式。就戏曲文学而言，文本创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与之相关的是创作之后的评点以及刊刻出版。从戏曲表演来看，戏曲演出与演员、演出场所、观众息息相关。戏曲本身的这种特性造成了戏曲剧坛活动的丰富多彩，使之集结了编、演、评、刊等各种活动样式。对此，台湾学者陈芳也讲到，剧坛“牵涉及于剧作家、剧本、导演、演员、观众、剧场及环境等各个与戏曲有关的环节，并与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剧坛的活动多种多样、各有特色同时又紧密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剧坛多姿多彩的风貌。剧本是戏曲表演的依据，表演需要根据剧作的情节内容进行演出；同时，表演又赋予剧本以鲜活的生命力，成功的演出还能大大提高剧本的知名度，产生热烈的社会反响，促进剧作的流传。戏曲刊刻推动了剧本的广泛传播，同时又使表演有本可依，为演员熟悉剧情、揣摩演练提供了便利条件。戏曲理论对于总结戏曲创作的经验教训，指导戏曲创作的结构安排、思想内涵等方面都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戏曲评点是戏曲理论的样式之一，它不仅是出版商在刊刻剧作时吸引消费者的一种商业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为剧作家反馈了真实客观的意见，促使文本创作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完善。本书以剧坛为研究对象，正是综合了戏曲活动的众多内容，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刊刻这些方面入手，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探讨研究，以期全面立体地展现明代南京剧坛的发展状况。剧坛的这种综合性和丰富性特点，引起了古典戏曲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学界已出现了一批以此为对象的研究专著和学位论文，如陈芳著《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刘召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明苏州剧坛研究》，杨飞的博士学位论文《乾嘉时期扬州剧坛研究》等。
明代南京文化氛围浓厚、文学活动繁盛，这与其陪都地位密切相关。对于城市的都城性质与其地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梅新林先生论述道：“都城在拥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方面往往为其下各级城市所不及。同样，都城既直接拥有最为优越的文学资源，比如文人群体、文学传统、文学机遇等等，又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转化或积淀为文学资源，比如都市景观、科举考试、文化活动等等，也都可以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与源泉，因而成为间接的文学资源。”
明陪都南京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资源优势，这对其地文学活动包括戏曲活动无疑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明代南京在政治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明初，南京作为一朝之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地位显赫。帝王将相，文武群臣，在此共商国家大事，制定各种律令条例。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是仅次于北京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南京的明太祖宗庙、孝陵等，使其作为王兴之地的根基地位一直岿然不动。南京保留了六部衙门，虽然到南京的官员多被委以清要之职，然而南京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后南京始终保持着其象征性的重要政治地位，而且其对江南的政治辐射作用相当突出。正如明代顾起元所言：“夫宫阙陵寝所在，六军城守之事，府库图籍之所储偫，东南财赋之所辐辏，……龟鼎虽奠于北，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
到了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人物亦有在南京任职的，他们发起清议，议论朝政，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崇祯年间，国势飘摇，复社领袖张溥，国门广业社的吴应箕、冒襄、侯方域等以留都为国家根本重地，多次在南京举行集会，谈论国事，南京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南明，福王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南京再度成为风云激荡的政治中心，成为众望所归的反清复明的基地。南京的这种政治优势，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士缙绅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南京人文荟萃的原因之一。
在文化上，明代南京人文荟萃，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南京本就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学传统。明代焦竑云：“金陵六代旧都，文献之渊薮也。……寰寓推为奥区，士林重其清议。及夫余风细故，昔称游丽辩论，弹射臧否，剖析豪牦，擘肌分理者，至今犹然。”
清代路鸿休云：“晋以下之六朝，席卷人才，天下来爰。感前贤喟叹深之，要六朝极盛，犹斯土之小盛。盖至明高皇帝开天之后，而后人文极宇内之大观，郁郁乎莫可尚已。”
从六朝到明代，从“小盛”到“大观”，南京文化之昌盛，一脉传承，渐至顶峰。自东晋开始，晋、宋、齐、梁、陈五朝接连在南京建都，大量从北方和中原南下的文士徙居南京，以南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然而晋、宋、齐、梁、陈毕竟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对峙状态，无疑使南北之间人才的流动和文化交流受到割据政权的限制。到明代，四海归一。南京作为明初的首都，在整合全国人才上具有最大的优势，即便是在成为陪都之后，南京仍保持着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和巨大的文化向心力。尤其是伴随着弘治中兴，南京文化复兴，此后其地群贤毕至，盛况空前。
明代南京会集过不计其数的文士，“自正德二年（1507）至万历年间，先后任职于南京的著名文人有杨廷和、夏尚朴、吴一鹏、周用、何孟春、柯维麒、田汝诚、何塘、顾清、周伦、湛若水、徐问、舒缨、顾璘、杨继盛、陆树声、朱曰藩、李贽、海瑞、欧大任、姜宝、文彭、王锡爵、董传策、顾大典、王世贞、臧懋循、汤显祖、孙应鳌、王世懋、郑文焯、沈瓒、殷都、曹学佺、顾起元、李晔、钟惺，从这一长串著名文人的名单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陪都南京的人文之盛。此外，还有因从师、应举、讲学、刻书、集会、客居、游历等等各种原因聚于金陵者”。
这些因任职、应举、游历等荟萃南京的外来文士和南京本土文士一起，往来唱和、谈诗论曲，南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团体也因此呈现出一派生机。如文中提到的顾璘是明代中期的文坛大家，任职、赋闲、致仕居住南京期间，与南京、苏州等地的著名文士交游颇多，享誉南都文坛。顾璘，字华玉，号东桥，吴县人。洪武年间，顾璘祖上以匠籍徙居南京。顾璘自幼在南京成长。弘治九年（1496）进士。“华玉少负才名，举进士，即自免归，与陈侍讲沂、王太仆韦，肆力为诗文，时称金陵三俊。官留曹六年，学益有闻，所与游若李献吉、何大复、徐昌穀，相与颉颃上下，声名籍甚。诗矩矱唐人，才情烂然，格不必尽古，而以风调胜。”
弘治十五年（1502），顾璘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此后的六七年里他一直在南京任职。陈沂从弘治晚期到正德初年期间，一直在南京居住。王韦，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王韦曾任南吏部主事。弘治、正德年间顾璘及其所结交的陈沂、王韦均以文学成就突出而成名，享有“金陵三俊”之美称。在三人之后，朱应登也加入其中，与他们往来频繁，人称“金陵四大家”。正德年间，顾璘、陈沂、王韦、朱应登等数次同访南京牛首山，作联句诗，声望奕然。顾璘一生仕宦之久，官位之显，和相交的同时期名流相比，是非常突出的。更重要的是，他文名甚高，不仅结交有名扬一时的同道挚友，而且乐于提携引荐后生小辈，被大家推为领袖。对此，何良俊曾记云：“顾东桥文誉藉甚，又处都会之地，都下后进皆来请业，与四方之慕从而至者，户外之屦常满。”
钱谦益也指出了顾璘对南京文学活动的重要引领作用：“嘉靖中，顾华玉以淛辖家居，倡诗学于青溪之上，羽伯及谢应午、许仲贻、金子有、金子坤，以少俊从游，相与讲艺谈诗。金陵之文学，自是蔚然可观，皆华玉导其前路也。”
文人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文坛领袖更在推动一方文学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明代，如此多的著名文学家聚集南京，他们之间的交游唱和活动，促进了南京文学活动包括戏曲活动的繁盛，也使南京的文化氛围变得更加浓厚。再加上南京民风古朴淳厚，士人视南京为道统、文脉所在，以道义自任，民众劳作其间，以务本为念，故其地虽然受到明中后期商业浪潮的冲击和侵蚀，但仍保留了其骨子里具有的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息，这种文化底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也使南京的戏曲活动具有了浓厚的风雅格调。
明初，南京人文之盛，冠绝一时；永乐迁都之后，“陪京并设，地以闲而益盛，治以久而弥文。风华比齐梁，而雅正等乎唐宋”
。明代南京作为陪都，在城市性质上有其独特之处。南京既有都城之尊，又与王权适度疏离，拥有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不会像京师北京那样时时处在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保留了六部等国家行政机构，但其职位“属于荣衔虚职……往往将那些年老体弱或为北京朝廷所忌者打发到陪都南京就职”
。这些部门的职权很有限，实际上只有等同于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无法和京师同类部门的职权相提并论。南京政事上的这种清闲性，恰好为南京的官吏从事文学活动包括戏曲活动提供了充裕的空间，促进了南京戏曲活动的繁盛。如成化、弘治年间的陈铎，官指挥使，职务清闲，日以曲乐为娱。对此，陈铎在其散曲中屡有描绘。其《富文堂燕赏》写道：“值清朝事简公余”，“看笙歌罗列尊罍具，乐陶陶景媚时良，闲邀邀体广情舒”。
其《初夏题情》也云：“长日端居多暇”，“几度闲寻旧谱，试学新声”。
正因为政事闲暇，陈铎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戏曲活动，以致沉迷其中，“牙板随身”
，却也因此成就了其“审宫节羽，不差毫末”
的深厚曲学造诣。再如嘉靖年间的朱曰藩，曾先后在南京刑部、兵部、礼部任职，因“留都事简，闭户读书，词翰倾动海内……征歌选胜，命觞染翰”
。朱曰藩在为官南京期间，同样也是有清望之名，无政事之烦，可以自由地从事个人活动，如读书、赏曲等。另外，南京的士大夫清傲风雅，对品性的看重超过了对功名的渴求。对此，清代的路鸿休赞云，“吾乡士大夫……重功名之心必不胜其重品格之心”
，“才高不遇或志高不仕，实实俊奇而辈辈相承不脱”
。政事上清闲，个人品性上功名意识淡化，文化氛围上因远离京师而相对宽松自由，这些因素叠加，使南京的文化活动极为活跃兴盛，这其中就包括多种形式的戏曲活动。
作为陪都，南京还保留了国子监，和北京的国子监“北监”相并列。因北京、南京两京同设国子监，所以分称为“北监”“南监”。据《南雍志》记载，国子监在南京城内西北七里。即今南京鸡鸣寺和成贤街一带。在南京秦淮河的北岸，有建于宋代的夫子庙，有作为应天府乡试的贡院，有从南唐、宋、元沿承而来的县学。孔儒文化和科举文化在这里互为呼应。南监和贡院的存在，吸引了江南大批士子聚集南京读书、科考。十四府州的英杰才俊云集南京，他们或三五知己往来唱和，或结成几十人的社团大兴文会，无论哪种形式的交游切磋，都促进了南京文化的繁荣。南京的国子监和贡院，在功能上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读书机构和科考场地的职能，具备了引发大规模江南文士聚集并开展文学活动的重要职能。明代中后期结社风气日益浓厚，南京的文社活动就经常以科考时各地文人云集南京为契机举办社事，开展大规模的文学活动，其中不乏戏曲活动。如复社南京社集活动就与科考活动紧密相连：“复社南京社集活动始于崇祯三年（1630），此后崇祯六年（1633）、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十五年（1642）每年乡试，复社皆有大会。”
虽然复社社集活动多以具有鲜明政治性色彩的活动为主，但其中也不乏赏曲品妓的风流之举。如崇祯十二年（1639），在由安徽桐城人孙临发起的一次复社成员的聚会中，众人“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这样的活动就是以科考为契机，以社集为目的，以戏曲活动为胜事，各种活动交织融会、相互促发。
明代南京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南京本地居民大量外调，迁徙南北富民、工匠充实京师，一时间南京人杂五方，会聚了各地人口。富民以其雄厚的财力，能工巧匠以其辛勤劳作共同为南京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容纳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有明一代，在南京驻足流连的文人士子、官吏缙绅、商户大贾难以胜数。他们或仕宦于此，或经商于此，或交游于此。人口的流动也为南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契机。著名的《南都繁会图卷》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明代南京商业的繁荣景象，画卷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张瀚对南京发达的商业曾有这样的描述：“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
南京位于南北会合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枢纽。同时南京又处在长江下游，纵贯东西的长江水道为南京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经济与文化上所占据的绝对优势，陪都南京在副轴心地位与作用方面显然成为东南城市轴心体系与文学版图的核心所在。由其带动了长江流域轴线、运河流域轴线南线以及环东南弧形滨海连线广大地区的城市轴心体系的连动，并与珠江流域轴线的城市群落遥相呼应。”
南京不仅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的地域文化特点，对四方流寓之人较少排斥，对外来事物多能包容，更因其作为陪都而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源优势，吸引了四方士人会聚于此，而士人的聚集又反过来巩固和强化了其地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
独特的政治地位、悠久的文化渊源和繁盛的陪都文化活动、繁荣的经济状况，再加上位居南北之中同时又处于长江下游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明代南京人文荟萃，各种文学活动随之频繁展开，中国古代的戏曲在明代也达到了其发展的高峰期，这些都为明代南京戏曲文化的活跃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明代，南京作为戏曲传播的要津，与其他地域的戏曲交流频繁，在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批评以及戏曲刊刻方面均形成一定的特色，在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了各地人士纷至沓来，文学活动盛极一时，其中戏曲活动也极为繁盛。参与明代南京剧坛活动的不仅仅是南京本地人物，还有众多的外来人士。清代学者钱谦益描绘过明代南京名流云集、游宴唱和、盛况空前的人文景观：
弘正之间，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坛；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子、百穀，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还，唱和频频。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
钱谦益将明代南京文坛的发展分为“初盛”“再盛”“极盛”三个时期。其中既涉及了诗文盛况，也涉及了颇多曲家和曲事。对照来看，这三个分期其实和明代南京戏曲的发展阶段也是大体吻合的。明初，南京的戏曲发展状况平平。弘治、正德年间，顾璘作为南都文坛领袖，和名流文士间吟诗赏曲，为词曲的兴盛揭开序章。陈铎、徐霖等以曲名世，他们的戏曲创作、观赏等活动更加繁多。嘉靖至万历初，明代的戏曲创作等戏曲活动势头渐盛，南京也位列其中。“万历时期，戏曲创作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涌现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好戏佳作层出不穷，戏班和演员也蜂拥而出，整个创作界和演出界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传奇作品由于它独特的传播作用，在这一时期被时代文艺思潮推到了思想文化的最高峰，它不仅在文学殿堂中取得了正式地位，而且成为当时精英文化的重要代表”
。其实，彼时南京戏曲发展的盛况也正好是明代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万历中后期以后，南京的戏曲发展如火如荼，进入极盛时期。
在上文钱谦益提到的这些文士中既包括南京本地人士如陈铎等，也包括外来人士如何良俊、臧懋循等，在他们的活动中征歌赏曲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明代在南京停留过并进行过戏曲活动的外地曲家不胜枚举。昆曲名家梁辰鱼，曾多次游历南京，他还作过很多代赠南京名妓的散曲，如【南吕宜春令】《辛酉季秋代沈太玄赠金陵杨季真》、【仙吕小措大】《癸酉季秋代绿萝居士怀马湘兰作》等。隆庆四年（1570），曹大章、吴嵚、梁辰鱼等文士名流结“莲台仙会”于金陵秦淮，“以南曲妓王赛玉等一十四人比诸进士榜”
。著名戏曲评论家潘之恒，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他在南京多次主持过曲宴一类的戏曲活动。万历十三、十四年潘之恒“主顾氏馆，凡群士女而奏伎者百余场”
，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冬之交，潘之恒又在秦淮主持曲宴六七举。潘之恒与当地的优秀演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南京的戏曲表演作了大量的评论，并为南京的众多歌伎写有传记。明代在南京活动过的各地曲家不计其数，正所谓“才俊翕集，风流弘长”
。外来文士在繁荣南京剧坛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所以本书将这些外来人士在南京的戏曲活动也纳入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