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寻求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材料。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开始形成潮流。此后，这种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陈正祥先生、郁贤皓先生、李浩先生等出版发表了相关的论著，对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谭帆先生也曾专门撰写《地域文学研究应得到重视》一文，为此呼吁倡导。李少群先生也指出，“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人文地理环境，对这一方土地的文化人格、文学创造发生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既坚持民族文化独立，维护文化多元的深远战略意义，又包含了对当下文学发展问题的思考”，充分肯定了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戏曲研究领域也相应地出现过研究区域性戏曲活动的热潮。学界出现了一批以此为对象的研究专著、硕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如陈芳著《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谭坤著《晚明越中曲家群体研究》，朱万曙著《徽州戏曲》等；刘召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明苏州剧坛研究》，戴秀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新安曲派研究》等；明光撰《扬州古代戏曲发展史略》，王义彬撰《明代安徽戏曲理论的追述》，李真瑜撰《明中后期北京的戏剧文化》，蒋中崎撰《浙江戏曲文化源远流长》等。这些著作、论文以北京、浙江、苏州、安徽等特定的地域为限定对象，或综合研究其地剧坛的多种戏曲活动，或分析探讨其地的某种戏曲活动，共同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明代南京的戏曲活动非常繁荣，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区域戏曲活动研究对象。古代文士已注意到明代南京的戏曲成就，对其地戏曲名家的创作及成就称赞有加。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焦竑云：“金陵故都，居南北之中，擅场斯艺者，往往而是。陈大声、金在衡，皆卓然能名其家。余友陈君荩卿，经子之暇，旁及乐律，其所撰造，业已无逊古人矣。” 焦竑对南京曲家的品评，透露出他对南京剧坛的关注与肯定。时贤对明代南京的戏曲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蒋星煜先生曾讲道：“我认为南京在中国戏曲史上有其无可争辩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都可以获致这一结论。” 卜键先生则通过对焦竑的研究，注意到明代南京以焦竑为中心的戏曲群体的活动，并提出了“金陵派”的概念。卜键先生讲道：“嘉靖以至万历间，南京确实存在一个曲派，它以散曲的写作为主，兼作戏曲的评点、观赏和创作，这就是金陵派。” 在明代南京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了“金陵三俊”（顾璘、陈沂、王韦）和“金陵四大家”（顾璘、陈沂、王韦、朱应登），他们的诗文卓然有致，又兼善书画曲乐，风雅博才。在散曲方面，明代南京也涌现出众多的散曲大家，尤其是被誉为“乐王”的陈铎，“所为散套，稳协流丽，被之丝竹，审宫节羽，不差毫末”。陈铎创作的散曲作品数量丰富（据《全明散曲》统计，陈铎创作有小令471、套数99，复出小令4、套数8），还创作有杂剧作品传世，整体成就比较高。

明代南京作为戏曲声腔剧种南北传播的要津，与其他地域的戏曲交流频繁，在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批评以及戏曲刊刻方面均形成一定的特色，在戏曲发展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遗憾的是，目前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或是在纵向梳理戏曲史时，涉及明代南京的某些曲家曲作、戏曲表演等活动，或虽以南京戏曲为研究对象，但只关注刊刻、昆曲流传情况等某种戏曲活动。总之，目前学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虽然成绩斐然，但在明代南京剧坛的研究上还呈现薄弱状态，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

具体来说，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明代戏曲的发展作以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明代南京剧坛的某些方面。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有从戏曲史的角度论述明代杂剧、传奇发展历程的，如徐子方的《明杂剧史》、戚世隽的《明杂剧研究》、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史》以及曾永义的《明杂剧概论》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在戏曲史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研究中涉及了明代南京的部分曲家曲作，如谷子敬的《城南柳》、黄方胤的《陌花轩杂剧》、收春醉客的《曲中曲》、汤显祖的《紫钗记》等。在戏曲表演研究方面，有专就戏曲表演的发展演变和功能、特点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如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独具慧眼，为戏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刘水云的《明清家乐研究》，王宁、任孝温的《昆曲与明清乐伎》，赵景深、李平、江巨荣的《明代演剧状况的考察》等将对明清戏曲表演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状况。如张发颖在《中国戏班史》中曾以专节探讨过南京的民间职业戏班等内容，王宁、任孝温的《昆曲与明清乐伎》也曾简要地论述过明代南京秦淮妓女的表演。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有针对戏曲理论批评进行梳理的著作和论文，如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谭帆、陆炜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等对戏曲理论进行了精辟深刻的论述，其中涉及对何良俊、潘之恒戏曲观的研究。在戏曲刊刻研究方面，有探讨戏曲刊刻状况的著作和论文，如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赵前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明本》，杜信孚纂辑的《明代版刻综录》以及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编著的《江苏刻书》，林鹤宜的《晚明戏曲刊行概况》等，对戏曲刊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对明代南京的戏曲刊刻情况也做过简要的整理分析。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并不是以南京剧坛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各有不同的关注焦点，所以若将其放在明代南京剧坛研究中去审视，就发觉这些研究或失之简略，或未揭示出它们作为南京剧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性。同时这些研究也都未能将各种戏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考察南京剧坛的发展状况。

另外还有些论文如刘坡撰写的《中晚明秦淮名妓考略》，王永侠撰写的《弘治至嘉靖年间南京曲家研究》，吴新雷撰写的《南京剧坛昆曲史略》，张秀民撰写的《明代南京的印书》，俞为民撰写的《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蒋星煜撰写的《明代南京书林刊刻传奇举要》等，虽然以明代南京为对象进行研究，但是这些论文都是以南京剧坛的某种活动为研究对象，不是将各种戏曲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对待，未对南京剧坛与外地的交流情况作足够的揭示。夏太娣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明南京剧坛研究》对南京剧坛的各种戏曲活动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但其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晚明时期，未能涵盖明代前中期的戏曲活动情况。

鉴于时贤均未从整体层面对明代南京剧坛的各种戏曲活动予以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明代南京剧坛的整体状况。本书采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本书既从宏观上全面把握明代南京剧坛的整体状况，又从微观上具体研究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刊刻这些有机体各自的发展概况、特点以及在明代戏曲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等。本书将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相结合，如在研究戏曲创作时，既分析现存戏曲作品各自不同的思想主旨等，又从整体角度总结这些戏曲作品在艺术特征上的共性。另外，本书还采用了统计法和比较法。如本书对明代南京剧坛刊刻剧作的数量、次数进行统计，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分析明代南京剧坛戏曲刊刻的特点，并进而探讨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比较法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本书既从纵向梳理上作比较，如通过比较潘之恒戏曲理论与前人戏曲理论的异同，揭示潘之恒为戏曲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比较明代南京与元代南京戏曲刊刻的不同状况及原因，又在横向上作比较，如比较南京的戏曲表演与苏州戏曲表演的差别等。另外，本书还对某种戏曲活动的内部情况作比较，如在研究戏曲创作时，比较均以出世求道为结局的谷子敬和陈沂的两部剧作在思想内涵上的差别；再如比较徐霖、马守真、汤显祖和阮大铖创作的爱情剧在主旨内涵上的差异等。

明代南京剧坛中存在着很多值得全面考察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本书从地域角度，将南京的剧作家视为一个群体，探讨这些共同生活在南京，受到南京戏曲文化氛围濡染的曲家的戏曲作品在体制及艺术特色上表现出的群体特征。同时，本书也注重发掘曲家各自的创作特色与风格，不仅注意分析大家名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而且也注重发掘普通曲家及其作品的特点。目前关于明代南京剧坛创作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部分作品如陈铎的《纳锦郎》《太平乐事》，胡汝嘉的《红线金盒记》，陆华甫的《双凤齐鸣记》等，暂未见有对它们展开专门论述或深入剖析的文献。所以通过对明代南京剧坛戏曲创作整体情况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明确南京剧坛的价值和意义，还可以弥补戏曲研究上的薄弱环节，更加清晰地感知戏曲发展的全貌。

在研究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和戏曲刊刻时，本书在总结其各要素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这两种活动的整体发展面貌。在研究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时强调其以情胜的特点，同时还论述到，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曲家、串客、艺人等身份不一的人物慕名而来，参与南京的戏曲活动。这些人通过南京的辐射作用而名扬四海，同时南京也因他们精妙绝伦的戏曲活动而提升和稳固了自身的戏曲表演中心地位。

本书在探讨明代南京的戏曲理论时，紧紧围绕南京这个特定地域，一方面分析在南京度过的时期对何良俊戏曲素养的提高、戏曲理论的精进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分析何良俊的戏曲观和戏曲活动对南京剧坛产生的影响。本书还全面梳理了焦竑观曲评剧、刊刻戏曲、收藏戏曲书籍、同曲家聚会交流的戏曲活动，并具体分析其戏曲观，揭示焦竑作为明代后期的文坛领袖，他对戏曲的态度和所开展的戏曲活动对推动南京剧坛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书指出明代杂剧在南京剧坛的传播时间最为长久，这与何良俊、焦竑二人对金元杂剧的推崇和倡导之间应当有一定的联系。因前贤对潘之恒的表演论和导演论都已有较多精辟的论述，对其审美风格论未作细致阐述。本书在研究潘之恒的戏曲理论时，对前两个问题只作简要论述，把论述重点放在潘之恒用诗学理论品评戏曲表演所提出的戏曲表演审美命题上，具体阐述潘之恒提出的“淡节有致”、重情、倡“神合”等审美命题的内涵和价值。

明代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精益求精，在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达到了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高度，为后代的戏曲刊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优秀的典范。更重要的是明代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作品对研究明代南京剧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代南京书坊的刊刻活动与创作、表演之间形成互动关系，促进了明代戏曲的繁荣；其次，明代南京戏曲刊刻还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南京剧坛的戏曲观念；最后，明代南京书坊的戏曲刊刻活动对于后人研究剧作的流传递变、演出情况等方面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明代南京剧坛刊刻意义的揭示正是本书论述的重点。

总之，南京在明代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还未有人从整体层面，对明代南京剧坛的各种戏曲活动予以系统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选取明代南京剧坛作为研究对象，从明代南京人文荟萃的陪都文化背景下，将明代南京的戏曲创作、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刊刻等活动作为明代南京剧坛的有机整体作以探讨，以期全面立体地展现明代南京剧坛的风貌，明确南京剧坛在明代剧坛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