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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美哲学”这个概念之所以成立，一方面是因为英美都是英语国家，另一方面是因为“分析哲学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英语国家的哲学界占有主导地位，虽然作为运动，分析哲学已经衰退，但它对哲学的概念、论题、方法、风格的影响依然十分深远。因此在很多人那里，当代英美哲学与分析哲学几乎就是同义词。而在欧陆哲学界，分析哲学从未取得主导地位，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伽达默尔的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从列维—施特劳斯到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传统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无疑要超过分析哲学。于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透视当代英美哲学：（1）分析哲学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地位、影响等方面的演变；（2）英美哲学的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诸传统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事情的观察。接下来，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透视这两个方面。
1993年，瑞彻（Nicholas Rescher）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今日美国哲学》，后收入一部同名著作中。 [4] 在这篇文章里，瑞彻主要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深入剖析了1992年之前美国哲学的状况。他反复强调，当代美国哲学的特征是多样性（diversity）和多元化（pluralism），甚至是四分五裂（fragmentation）、群雄割据（Balkanization）和大杂烩（pastiche），或者用更好听的措辞——百花齐放（one hundred flowers bloom）。就在瑞彻的文章发表十年之前，罗蒂在同名文章中 [5] 谈到美国哲学的时候，描绘了“二战”后美国哲学从哲学活动的科学模式向政治模式的迈进，其中文学性的文化（literary culture）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进路取代科学模式则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但十年后，在瑞彻看来，像18、19世纪德国哲学那样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等“大鱼”构成的英雄时代，在北美哲学界已成为明日黄花，单个的哲学家顶多是有代表性的，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也无法用几个主要的潮流来描绘哲学的全景，因为这幅图景已成为由许多相互竞争的不同哲学进路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马赛克。如果说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利科在欧洲大陆是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而在美国虽然也有像蒯因、戴维森、罗蒂、克里普克、普特南这样名重一时的人物，但没有谁能够达到比如说像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权威地位。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说美国就是分析哲学的天下了，分析哲学、新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诠释学、海德格尔哲学、实用主义都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潮流。而除了实用主义之外，其他皆来自欧洲。毕竟欧洲是意识形态的老窝。
与上述第一个特征相应的，是美国哲学界庞大的规模和研究领域。美国哲学协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美国成员超过8000人，而美国哲学界名录（Direc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ers，1992—1993）列出的北美哲学家名单超过1万人。这个庞大的职业人群既有离心倾向，也有向心倾向，前者表现为碎片化状态，每个哲学家都在“作自己的事情”，而后者则体现为北美120多个各种哲学协会，构成了巨大的网络，为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接触、合作提供了活力源泉。
与之相关联的美国哲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学院化、专业化、技术化和工业化。这一点无须多说，因为它是当前几乎所有知识生产领域的通常形态，但与20世纪之前的哲学界相比，则是大相异趣了。日益增长的职业化基于严格而正式的学术训练，相互竞争的学院风气造成了“不发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局面，这两个方面使美国大学的哲学教师成为多产的哲学家，每年要出版200多部著作，填满175种杂志，书和论文接近4000部，而会议论文也大致接近此数。顺便说一句，瑞彻本人就已经出版了120多部书！ [6] 不过相对来说，哲学界的出版量仍然较少。仅在1987年，研究英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就发表了544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215篇关于密尔顿的论文！
美国哲学的第四个特征是“应用哲学”（applied philosophy）的快速增长。应用哲学致力于科学、法律、商业、社会事务、计算机网络等领域中的细节性问题的哲学反思，特别是对经济正义、社会福利、生态学、堕胎、人口政策、国防等特殊问题的哲学考察。因此，可以说，美国哲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强调对特殊问题和主题的细节探究与个案研究方法，趋于远离昔日综合性的广泛领域中的抽象问题。哲学家们最近热衷的领域有应用伦理学（医学、商业、法律等职业中的伦理问题）、计算机相关问题（人工智能、信息处理的认识论）、医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堕胎、安乐死、生命权利、知情同意）、女性主义问题、社会与经济正义（分配政策、机会平等、人权）、数学和形式语言中的真理与意义、与知识和道德相关的怀疑论与相对主义的优缺点、人格的本性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在瑞彻看来，美国哲学的第五个特征是美国哲学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哲学家也不像欧洲大陆哲学家那样对公共事务兴致盎然，也无心通过演讲等手段影响更大范围的公共读者（也许只有乔姆斯基是个例外），保持“政治上的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在大学校园里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普通公众对本质上错综复杂的哲学问题也无甚兴趣，他们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答案或是安抚心灵的宗教。今日美国社会并没有反映哲学家的关切，但相反的情形恰恰是：只要有可能发生关联，哲学家的著作总是关心着社会。美国哲学在整个教育和学术建制当中仍然是稳固的，虽然在美国大学中只有0.5%的学生主修哲学（接近3%的学生主修英语，超过15%的学生主修商业和管理），但哲学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还是突出的。而且，哲学对其他学术领域也很有影响，这是哲学发生影响的主要对象。
总之，美国哲学仍然活着，而且充满活力。不过，瑞彻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活力是不是健康的？哲学家要不要走出为其他哲学家写作的模式，而走向大众呢？他的回答也许是乐观的：美国哲学的多元化特征体现出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有效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这就是健康。
如今距离瑞彻报告的发表也近三十年了，其间虽然发生了像“9·11”事件、美国保守主义回潮、逆全球化趋势等重要变化，但美国哲学界的基本面貌仍然符合瑞彻的考察。
美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而分析传统在英国则要更牢固一些，但总体上也已衰落。从瑞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哲学从研究的兴趣和主题，到研究的方法和进路，都极其宽广、多样，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粗略地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哲学主要处在分析时代，被视为大人物的哲学家是克里普克、蒯因、戴维森、罗尔斯、库恩、波普尔等人，不但这些人相当活跃，而且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欧陆思想风靡一时，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名重一时，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此后，在后分析哲学的90年代，被谈论较多的是诸如提倡后哲学文化的罗蒂、女性主义哲学家努斯鲍姆这样的哲学家。后分析时代一方面意味着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对概念分析（至少是对概念分析在20世纪的过分运用）的普遍怀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甚至在本来就松散的分析哲学“内部”，也产生了分裂，某些子领域已经无法彼此对话了。
瑞彻曾指出分析哲学的五个特征：（1）语言的困惑；（2）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的止痛剂；（3）将语言分析未曾清除的哲学问题归约为科学的剩余物；（4）科学的优先性；（5）哲学理论建构的终结。 [7]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佩能伯格（Jeanne Peijnenburg）在2000年撰文 [8] ，分析了分析哲学的百年历程。在他看来，分析哲学源于对语言、科学、逻辑和分析的兴趣，对哲学问题热衷于系统性的进路，而不是历史性的脉络。早期分析哲学家往往以澄清概念的区分、用清晰流畅的语句表达这些区分而闻名，但现在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分析哲学转向了它镜子里的反像，开始越来越像它曾经反对的那种哲学了。佩能伯格系统整理了区分分析哲学的八个标准。
（1）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语言和意义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我们可以为此举出两个典范性的论据。早在20世纪中期，赖尔就做过这样的评论：“可以把全神贯注于意义理论描述为20世纪盎格鲁—萨克森哲学和奥地利哲学的职业病。” [9] 而达米特在1993年出版的名著《分析哲学的起源》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分析哲学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能够通过对语言的哲学阐释获得对思想的哲学阐释；二是综合性的阐释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10]
（2）牛津大学的哈克提出，分析哲学家比他们的欧陆同事更偏爱字面意义上的“分析”，即“把某物分解为其构成成分” [11] ，至少也是“概念的阐释”。
（3）分析哲学时常自诩具有清晰明快的风格，而常常与某些欧陆哲学著作阴郁晦涩、故弄玄虚的特征形成对比。追求概念、推理、表述的清晰性，力求区分意义与无意义，确实是分析哲学的特点；但“清晰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另外的事情要做。 [12]
（4）第四个标准与第三个关系密切，就清晰性而言，分析哲学家热衷于精细地定义他们使用的术语，区分术语的应用领域，阐明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做出清楚的区分，如分析与综合，观察与理论，认知与非认知，科学与伪科学，元层次与对象层次等等。
（5）第五个标准亦与此相关，即为了追求清晰性，分析哲学家常常使用逻辑符号和公式，而欧陆哲学家似乎对此兴趣不大，他们更关心概念的可变性和流动性特征，许多人发现，如果把他们的思想转换成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的形式，会使之成为微不足道的工作，甚至导致想象的贫乏和思想的枯萎。
（6）第六个标准是分析哲学对经验科学的高度评价，他们热衷于夸耀与实验科学家的密切关系，感到科学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合格证，使他们的发现能够得到客观的验证，而不是空虚的思辨的产物。这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科学主义。
（7）第七个特征是在内容和主题上，他们要求有所选择，或者说避开某些主题，例如，形而上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
（8）第八个特征是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历史问题不感兴趣，这一点被称为非历史特性、无历史感。
然而，无论是瑞彻还是佩能伯格都已注意到，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英美哲学界的情形，甚至是分析哲学的情形已经完全与上述标准不同了，甚至走向了反面。例如，佩能伯格认为，首先，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不再是语言，而是认知，“语言转向”似乎要被“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所取代了，现在的意义理论很少像往日的逻辑或语言研究了，常常更接近于对心理表象和认知的心理学考察。其次，现在许多哲学家不再把分析理解为分解，而是采取了语境论的进路（the contextual approach），流行的口号也从“分析”和“原子主义”，变成了“综合”和“整体论”，诸如意义整体论、确证整体论、解释整体论、认识论的整体论、实用主义的整体论、功能性质的整体论大行其道。再次，清晰易懂也不再是分析哲学家的专利，许多非分析哲学的著作照样清晰流畅，而近来许多分析哲学著作的风格却不易理解。巴斯摩尔在《哲学百年》的补编《新近哲学家》中，就对“难以捉摸的”戴维森和“令人生畏”的达米特发出了抱怨。 [13] 更重要的是，分析哲学自身的基本概念也具有模糊性，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使哲学家的分析工作消失为稀薄的空气。最后，哲学与逻辑的关联越来越弱，逻辑已经从它的发源地哲学迁移出来，而向数学和信息学扩散。至于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做了详细的澄清。
如果说分析哲学的五个或八个特征、标准都寿终正寝了，那么分析哲学本身当然也难逃此劫。瑞彻明确指出，分析哲学已从英美哲学的学术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因为分析哲学实际上可以分离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或将其归约为经验科学问题；二是它的方法、技术和步骤，在这一方面，要求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要努力使你的哲学承诺尽可能清晰明确，将用于逻辑—语言分析的手段不断发展和革新，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以激活你的观点并使之具有实质内容和环境所能容许的说服力和明晰度。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丰富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 [14]
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说得很好：“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需称自己为康德信徒；我们也可以从詹姆士和杜威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我们还可以学习维特根斯坦，而无须称自己为维特根斯坦信徒。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蒯因以及戴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 [15]
早在1985年，拉基克曼（John Rajchman）等人就编了一部名为《后分析哲学》的文集 [16] ，其中收录了当时美国主要哲学家的13篇论文，如罗蒂、普特南、戴维森、伯恩施坦、罗尔斯等。实际上，这部文集体现出美国分析哲学界内部的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反思和质疑，它要通过这些文章所代表的倾向，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这些哲学家的工作是某种新的开端，还是一脉相承，抑或只是一时的破裂和转折？这意味着美国出现了新的哲学吗？这对其他学科和登上舞台的一代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其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后果是什么？当然，20年后，形势逐渐明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这个称谓意味着作为运动、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已走向终结，新的哲学地图正在形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并没有另一种主导性的替代物引领英美哲学的潮流，而是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分析哲学作为方法、技巧和风格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更为严肃、深入的哲学史研究成为当代英美哲学家的亮点，既吸取了分析哲学的丰富成果，也为今后的哲学发展挖掘出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几乎在所有领域，哲学家对康德著作的兴趣以及在康德启发下的研究方案都与日俱增。
（2）形而上学研究的回归和繁荣。早期分析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摩尔、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原则。但事实上，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实证主义者还是日常语言哲学家，都在宣称传统形而上学是成问题的、无意义的、混淆的同时，继续处理着传统形而上学所遭遇的问题，并隐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学的态度普遍弱化，这得益于普赖尔（Arthur Prior）、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等人的工作，但主要还是美国哲学家蒯因和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的努力和影响所致，前者对存在论承诺的研究，后者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构造，使形而上学开始复兴，使哲学家不必再隐藏自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兴趣。
在英国，形而上学的复兴带有独特的康德风格，哲学家讨论这个或那个概念性实践的预设，提出关于特殊事物的辨明和重新辨明、时空位置归属、范畴性概念的使用、概念构造的客观性等形而上学问题。在美国，形而上学兴趣的复兴是以更为自觉的存在论范畴来表达的，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差不多都是从追溯蒯因开始的，先验的形而上学则随着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得到深入的研究。这种复兴是渐进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批新一代哲学家出现，开始尝试建构全面的、系统性形而上学理论，如齐硕姆、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和刘易斯（David Lewis）。 [17]
新兴的形而上学理论既回应传统的问题，也开辟了新的领域，但其核心是一贯的：形而上学是范畴理论。共相和殊相、普遍与特殊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问题，除了继续探讨柏拉图式的共相理论和唯名论之外，对殊相和个体化的研究也十分热烈，阿姆斯特朗的两卷本《共相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围绕存在问题展开了对同一性、存在论承诺、虚构实存物的讨论，蒯因的著作和威廉姆斯（C.J. F.Williams）的《何谓存在？》《何谓同一性？》成为讨论的焦点。围绕模态概念，可能世界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齐硕姆、刘易斯和普兰廷加（A.Plantinga）乃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工作使关于事实的模态理论从需要辩护的地位，走向了几乎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也使对许多哲学概念（如因果性、自由意志、倾向、知识）的模态或反事实的分析大量出现。在近20年中，大量著作致力于评价这种分析的成功。时空理论仍然是讨论的中心论题，事件、因果性等问题也深入到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中。人格与心灵、自由意志等问题也在新的维度上展开，甚至模糊性（vagueness）问题也随着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基菲（Rosanna Keefe）的相关著作而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 [18] 不过，当代英美形而上学的研究大多数非常抽象、晦涩，所使用的许多概念相当生僻，不少还是生造的，因此国内的研究相当稀少。 [19]
（3）交叉学科研究趋势十分强劲。这广泛表现在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哲学等方面。交叉学科的工作把涉及其他学科的“某某哲学”（philosophy of x）的课程和研究从一知半解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界定哲学自身的性质。例如，在美国的科学哲学领域，新的博士候选人必须熟悉一门专门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有些哲学家意识到叙事及其近似概念的重要性，对文学、叙事研究较为关注。在英国，有一个不大却十分兴旺的科学哲学家群体，特别是物理哲学家，如牛津大学的巴特菲尔德（Jeremy Butterfield）、布朗（Harvey Brown）和桑德斯（Simon Saunders），都非常关心当前的自然科学。心灵哲学家如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努力整合心灵的先验理论与经验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语言哲学家威廉姆森（Tim Williamson）解释了形式语义学领域的语言学家的近期工作。达米特推进了哲学逻辑的研究，并为英国哲学家所继承，如怀特（Crispin Wright）和拉姆菲特（Ian Rumfitt），他们解释了形式逻辑中相当前沿的工作。法哲学家哈特（H.Hart）的影响至今仍然强大，使许多法哲学家如杜菲（Antony Duff）努力研究法学家所深入探讨的工作。以语言规范性、认知规范性、道德规范性和法律规范性为中心的规范性问题也成为哲学家关注的跨学科研究主题。
（4）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趋向。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显学，也是分析哲学的核心，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子学科，而是涉及多个方面和层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研究。目前，其一，语言哲学对关于语言的事实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重视。20年前，个别的哲学家如希金鲍萨姆（Higginbotham），敦促我们要更关注语言学。而现在，通晓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哲学的规范。不必担心这会把语言哲学与其他领域孤立起来，相反，这让哲学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材料，以得出哲学性的结论。结果是，语言哲学开始从弗雷格对密尔式的争论中挣脱出来，而与各个研究领域发生关联。特别是，当哲学家求助于“我们如何进行日常谈论”，来捍卫其在伦理学或形而上学中的论断时，所获得的方法和材料其实比奥斯汀以及所谓“日常语言学派”所提出的更好，更丰富。其二，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区分统一起来。语言哲学家曾经花了大量努力去思考语义学在何处结束，语用学在何处开始，许多语言哲学中的争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结束。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布兰顿的工作。他在《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 [20] 中尝试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纲领性的、提纲式的，其中包含了体系的构造和理论细节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21] 哈贝马斯称布兰顿的这部著作是“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 [22]
（5）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虽然广义的心灵哲学与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哲学门下的子学科，则要到20世纪50年代才确立起来。而此后心灵哲学的发展可以视为意义理论中的一种焦点转换：从日常语言到思想和心灵。蒯因、戴维森、早期的普特南、克里普克都在谈论语言；福多（Jerry Fodor）、丹内特（Daniel Dennett）、丘奇兰德（Churchland）夫妇、米利肯（Ruth Millikan）等，都在谈论心智。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把头把交椅让给心灵哲学，退居次席。当代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源自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问题的反复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也受到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响。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身心问题到心理状态、心理内容，从感觉、表象、知觉到思想和语言，从人类理性、人工智能到对行动、意向和意志的研究，还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识等。可以说，心灵哲学涉及从形而上学到经验研究的各个理论层次，相关的理论、学说和“主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过普兰廷加等人努力，严肃的宗教哲学和哲学神学开始繁荣，基督教哲学家协会的成员超过了1000人，成为美国哲学协会下面最大的子团体。
方法论作为处理跨哲学各领域的大量问题的手段，引起很多注意。虚构理论（Fictionalism）就是明显的例子：首先是关于虚构的虚构论，其次是关于否定性存在的虚构论，然后是关于模态的，现在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出现了发展完善的虚构论立场。语境论（Contextualism）是另一个例子，首先应用于说谎者悖论、知识归属（knowledge-ascription）、模糊性的语境主义解释等问题，然后又成为更一般化的方法论，用以处理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