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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界，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认为，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可以划分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两大阵营，前者是以罗素、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蒯因、戴维森等人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后者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德法哲学。20世纪上半叶这两大哲学阵营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其间的分野似乎是根本性的、难以超越的。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是分歧很大的哲学传统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沟通和对话的趋向，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开始既关注海德格尔也研究维特根斯坦，他们可以将戴维森和德里达、布兰顿（Robert Brandom）和黑格尔联系起来。在哲学研究方面，一些西方哲学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为“分析的”或“欧陆的”，宁愿只承认自己在做“哲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在哲学教育方面，即使在分析哲学的大本营牛津大学也开设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大量欧陆哲学课程，剑桥大学也于1992年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虽然引起了分析哲学界的轩然大波）。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有一些当代西方的重要思想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建构一座沟通分析和欧陆哲学的“桥梁”，如德国哲学中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为代表的普遍语用学和先验语用学，在英美哲学中以罗蒂、法因、戴维森和布兰顿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理论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趋向。
本书以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思想为个案研究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语言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均有杰出贡献。他一生致力于在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间牵线搭桥，融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一体，建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第一哲学”新范式。20世纪70—90年代，阿佩尔哲学的影响力逐渐达到全盛期，在诠释学史、皮尔士研究、先验语用学、对话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70年代出版的《哲学的改造》两卷本便是其早期代表作。阿佩尔著作等身，德文和英文的著作及论文集20余部，2017年还出版了论文集《先验反思与历史》（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und Geschichte ）。阿佩尔学识渊博，涉猎广泛，从各家各派哲学家那里获得诸多灵感，尤其受益于康德、皮尔士、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他的哲学思想虽丰富而庞杂，但在当时却是德国哲学传统中的一股清流，为德国哲学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尽管其哲学著作不无晦涩难懂之处，却以其魅力引导读者在思想的丛林和布满荆棘的迷宫中穿行。当然，就成果发表的数量和出镜率而言，阿佩尔不如其同事及朋友哈贝马斯，但他毫无疑问是哈贝马斯的关键对话者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是德国哲学恢复了与战前哲学传统的联系之后，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研究，另一方面进入了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批判理论交锋融合的关键期，阿佩尔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他致力于在当代哲学语境中以先验语用学的进路改造康德式的先验哲学，探讨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并为有效性论断寻求规范化辩护和先验基础，从而建构一种能够融汇诠释学、符号学和语用学，并沟通分析哲学和诠释学的先验语用学。他的哲学目标是在先验哲学的传统中建构一种不局限于科学逻辑的科学理论，力图将诠释学、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传统认识论的领域，恢复形而上学的权威。阿佩尔的工作体现了挽救与改造传统的双重特性，开启了德国传统与其他哲学流派之间的富有成效的交流。然而他的哲学并不仅限于解释性的或历史性的考察，而是力图建构体系性的哲学，在其哲学中体现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三大转向特征，即语言学转向、诠释学转向和语用学转向。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探究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最重要的研究进路是探究先验意识的奥秘。阿佩尔则不然，他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深刻改造了笛卡尔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流的主体性意识哲学。他不再通过先于语言的范畴（如主体、意识、精神等），而是从语言出发追问“普遍有效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语言的维度为知识寻求规范性基础，其规范性原则奠基于参与批判性讨论的每一个人所构成的交往共同体。于是，阿佩尔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语用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阿佩尔强调语言的优先性，将其看作知识建制中的元建制。语言不仅是世界及其意义的先天且先验的前提，而且也是人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诠释性中介的前提，由于语言成为不可动摇的根基，哲学的领域也开始变为语言分析。
在阿佩尔看来，语言的先验性是来自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能够保障知识有效性的先验性。我们可以基于生活形式经验性地描述和解释语言交往共同体，但其不可辩驳性只能通过践言冲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方法来辩护，于是语言共同体因其非经验性、非推理性而具有先验性，因其先验性而具有普遍性，因其理想性而具有反事实的特性，从而能够成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得以确立，哲学本身也就像黑格尔对笛卡尔式“我思”的称颂那样，经过长期的海上漂泊，终于看到了陆地：由社会性—语言性的主体形成的交往共同体而非仅具自我意识的个体，主体间的对话伦理而非个体伦理；语言交往（先验地）先于演绎推理，主体间性先于自我意识，言语行为先于孤独沉思。
由此可见，阿佩尔是一位具有先驱意义的思想家，他严格而一贯地关注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这两个被误解的哲学传统的交汇。先验语用学便是力求沟通诠释学和分析哲学富有启发性的哲学范式，因为它一方面通过符号学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的哲学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语用学以先验性而使语言哲学拓宽了研究视野，使先验语用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阿佩尔将先验语用学看作20世纪语言学—诠释转向之后的第一哲学。与20世纪后半叶流行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姿态不同，他坚持先验哲学和第一哲学的进路，遵循皮尔士以“实用主义”对康德哲学的改造，通过对论证前提的先验语用学反思，使一种新型的第一哲学成为可能。这种第一哲学的核心并不是要排除任何可错的假设，而是包含了可错假设的不可反驳的条件。先验语用学将语言作为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必要条件，展示了规范性如何内在于语言当中，如何映射在与世界各个维度相关的有效的言语行为当中。披着语言外衣的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本质上总是体现在交往行为的语境和生活世界的背景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先验语用学展现出一种开启新的哲学范式的诸可能性：终极的哲学基础，强实在论，语言先验论，以及弱基础主义的普遍论。
20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一个令人注目的特征是对于传统哲学形态的转变、消解、解构和重构，语言转向以不同表现形态促进了对意识哲学的批判，确立了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为了避免传统主体中心论的基础主义以及语言决定论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困境，阿佩尔力图在语言哲学框架内建构作为论证前提的哲学语用学，这既不是向传统基础主义的回归，也不是对相对主义的妥协，而是一种中介性的路径。在阿佩尔看来，论证话语中的语言游戏是根本性的和不可超越的，否则就会导向践言冲突式的自我驳斥，这种根本性的语言游戏是交往共同体取得一致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哲学论辩存在于哲学家们构成的“交往共同体”当中，显现在思想家们“论证性的话语”之中，哲学绝不是单个思想家对真理的孤立追求，哲学存在于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交谈中。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哲学的转变”，哲学才能获得其适当的形式。哲学家共同体践行着哲学的本义，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仍可充当政治和科学话语的典范。
本书第一章阐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对话趋势，勾勒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副整体图景。第二章展现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趋向，从方法论的维度讨论分析哲学和诠释学之间相互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分析了罗蒂和阿佩尔两种不同的哲学融合模式。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背景、理论主旨和哲学本质。第七章将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置于20世纪德国诠释学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和反思。第八章从20世纪欧陆哲学中的语用学转向背景下，分析了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差异，展示了二者共同主张的对话伦理学。第九章介绍了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思想，以此展现阿佩尔和布兰顿两位哲学家共同的理论旨趣，即在语言的视域中以语言的规范性为旨归从不同维度建构当代哲学新范式的宏图大略。本书的附录是对英国著名哲学家达米特和希尔（Jane Heal）的访谈，从而透视晚近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