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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是“二战”后德国最富创新性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哲学的改造》（1972） [1] 、论文集《先验符号学》（1994）、《从先验符号学的观点来看》（1998）等。1922年3月15日阿佩尔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1940年18岁时他与中学毕业的同学们一起志愿服兵役，在与苏联作战时被俘。战争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对哲学的理解，奠定了其哲学基础。“任何事物都是可错的”这种体验引导他去寻求一个可靠的基础，从而阐明被传统奉为正确的东西。阿佩尔在自传体论文“回归规范性？或者我们能从民族灾难中认识到什么独特的东西呢？”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国家灾难，当我从这种灾难中清醒过来时，又经历了道德自我意识的瓦解。可能这也是我成为哲学家的一个原因。” [2]
1945年秋，阿佩尔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历史以及德国语言和文学。他师从霍尔茨曼和布劳巴赫、文学史家穆勒（Gunther Muller）、新洪堡学派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数学史家贝克尔（Oskar Becker）、新黑格尔主义者里特（Thodor Litt）、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和浪漫主义语言学者库尔提乌斯（Ernst-Robert Curtius）。罗塔克（Erich Rothacker）对阿佩尔的哲学思想影响最深，尤其是他将生命哲学和人类—心理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人文社会科学观念深深影响了阿佩尔。在这个阶段，阿佩尔通过对康德哲学进行人类学—认识论的改造，提出了先验诠释学的构想。他在博士论文《存在与认识》（ Dasein und Erkennen ）中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先验诠释学的思想，旨在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范畴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解读。在这个时期，他关注认识过程中的存在意义的先验条件，这成为阿佩尔后来从历史角度研究不同的语言思想传统的核心。更重要的是，阿佩尔在学生时代已经看到克服分析传统和德国的诠释学传统之间的割裂的必要性。他认为，改造先验哲学为沟通两大语言哲学传统提供了可能性，而这种改造是通过质疑前理解的结构和寻求知识论断的确定性标准展开的。
1950年，阿佩尔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作了诺哈克的研究助手，承担美因茨（Mainz）科学和文学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后来他们创办了《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阿佩尔在上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其后又出版了另一部关于近代语言哲学的历史根源的重要著作：《从但丁到维科的人文传统中的语言观念》。这种历史性的研究使阿佩尔暂时搁置了对先验人类学认识论的系统阐述，但他也能够把早期研究和新的思路结合起来，即关注作为中介的语言的先验地位。在这一阶段，阿佩尔开始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新洪堡学派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分析哲学结合起来。阿佩尔认为言语行为不仅是事实和事件的前提，而且是主体间知识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前提。这成为阿佩尔哲学思想的一个独特而典型的特征。
阿佩尔的早期研究成果较多，但也困难重重。在此期间他感染了眼疾，几近失明，因此有几年不得不中止研究。事实上，《从但丁到维科的人文传统中的语言观念》只是完成了他宏伟的计划中的一小部分。20世纪60年代之后，阿佩尔在基尔大学（Kiel）任教，于1972年出版了名著《哲学的改造》第一卷。进而又对皮尔士产生了兴趣，先是把皮尔士作为杜威和詹姆士的先驱，后来又将其看作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他认为皮尔士可以充当沟通大陆诠释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桥梁。
离开基尔大学之后，阿佩尔进入法兰克福的歌德学院执教于哲学系，期间曾与哈贝马斯同事，最后获得了荣誉退休的资格。他进入法兰克福以后发表了一些与批判理性主义论战的论文，尤其是针对阿尔伯特（H.Albert）的批判概念及其建构科学和伦理学基础的可能性问题。 [3] 在这个时期，阿佩尔开始与后现代主义者争论，因为后者反对普遍理性和建构规范性的伦理基础的可能性。阿佩尔批判了罗蒂在先验交往共同体方面的新实用主义和相对论观点，认为交往共同体是逻辑的特定背景。同时，他与罗蒂在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ation）的地位方面也展开了争论，认为先验论证可以防止我们陷入极端语境论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而罗蒂则通过反对先验论证来批判普遍主义。在法兰克福时期，阿佩尔的另一个重要的哲学主题是关注真理与先验的交往共同体和知识的可错论之间的关系，前者揭示了真理，而后者是通过非限定的研究者共同体最终达到一致性的真理观念。
1972—1973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两卷）是阿佩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此后他基本上没有超越在此设定的哲学框架或哲学构想，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补充、完善。《哲学的改造》第一卷的副标题为“语言分析、符号学和诠释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诠释学和先验治疗型语言批判之间的对抗与融合，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阿佩尔之所以将这两个貌似迥异的大哲学家并列在一起，原因是他们都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了根本性质疑。阿佩尔在他们那里看到了对西方神秘化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二者都是从语言的先验性出发的，尽管这种先验性没有被普遍认可（unacknowledged），尚未被主题化（unthematized）。因此，阿佩尔将他们并列一处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强调语言的“先验性”。从他们的思想中，阿佩尔认识到先验性提供了认识知识对象的必要前提，这是从诠释学角度阐明意义的前提。
在《哲学的改造》第一卷中，阿佩尔在揭示作为先验性基础的语言时，进一步阐述了先验诠释学的思想。通过研究伽达默尔的思想，阿佩尔认为，关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问题是继主体间有效论断的条件之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想陷入历史主义的相对论，那么这种有效性论断就不能把对世界的前理解（world-pre-understanding）解释为一种偶然性的前提，后者是从“意义事件”（meaning-event）、“真理事件”（truth-event）这些准本体论概念的意义上来说的。为论证寻求一种理想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先验性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如果没有践言性自身冲突（self-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种先验性就不会受到挑战。这是论证话语（argumentative discourse）中一种理想的、不确定的交往共同体，它总是以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形式被预设。不过，阿佩尔认为伽达默尔忽视了规则问题，而规则是用来区别作为真理的意义和作为意义的真理的标准和规范性的。阿佩尔力图通过自己的先验诠释学克服诠释学的历史主义与相对论，因此后来将先验诠释学置于先验符号学或先验语用学的框架之内。
在《哲学的改造》第二卷中，阿佩尔转向了“诠释学的视角”。阿佩尔试图对先验哲学进行一种符号学的改造，为伦理学提供一个根本基础。在第一卷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关注点为语言的诠释学，而第二卷则要为有效性论断寻求规范性的证明和理论的先验基础，并由此联结诠释学、符号学和语用学。如果说第一卷中的关键人物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么第二卷则是皮尔士、罗伊斯和康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被放弃或取代了，而是说他们的思想被整合在一个新的范式之中。当然，第一、二卷之间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明显的思想断裂，而是一种主题的连续。
阿佩尔的先验哲学讨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他既不关注本体论问题，也不研究知识的传统认识论条件。在第一卷研究的基础上他的先验哲学开始于对语言的批判和分析。康德的先验哲学试图建构有效知识的条件以及构造对象的条件，而且当代哲学也是通过语言并且在语言中建构这些条件的。阿佩尔认为所谓的语言转向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转向的结果是从纯粹的知识批判，通过“独白式的”的先验主体对知识的建构转向了语言批判。阿佩尔并没有把语言理解为逻辑计算或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而是体现在一种三维关系当中，即语形学、语用学和语义学。
语形学（syntax，亦译“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正是以语言的这个符号学维度为基础，才导致了现代逻辑—数学的科学哲学的兴起。语义学研究符号和经验事态之间的关系。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纲领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语用学研究符号、符号所指的对象及符号使用者共同体背景中的人类—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正是由此出发，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试图提出一种科学理论。与科学哲学试图把科学还原为语义学或语形学的纲领不同，阿佩尔则坚持以符号为中介的知识活动是人类在科学家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中进行的解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阿佩尔的哲学思想，需要厘清两个重要观念。交往共同体（communication community）是一种先验的视域，在交往共同体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践理性是呈聚合趋向的。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就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而言，总是已经被包含在交往共同体之中，交往共同体可以充当“制度的制度”（institution of institutions）。在进行制度的建构中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作为规范性前提的网络之中，它要求个体进入兑现有效性论断的过程当中，而在交往性的相互作用和交往论证中可以不断提出有效性论断。自由论证的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了一个非超验的、无法回避的视域，如果我们有意地忽视先验语言游戏的这种先验前提，那么就会有陷入“践言冲突”的危险。
“践言冲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中译名相当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行动表现的矛盾”“完成行为式的矛盾”“述行矛盾”“施为性矛盾”“执行性矛盾”“践行矛盾”“操作矛盾”“实践矛盾”“作言冲突”“实施矛盾”等，这些译名都有各自的道理。不过，为了获得更恰当的译名，我们必须从它的语境出发来理解，而这个语境就是由奥斯汀开创、塞尔发展了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进而是阿佩尔和哈贝马斯通过借用和拓展这一理论而提出的先验语用学或普遍语用学，甚至是由此而形成的一般论辩方法。基于“performative”这个概念在语境上的复杂性，也基于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一方法在哲学上的独特性，在这里将其与一般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施行”“实施”译法区别开来，而使用“践言冲突”或“践言矛盾”来翻译这一术语，既突出“言”，更强调“行”（践行）。另外两个不甚重要原因是：（1）在哲学译名中，constative被广泛地译为“断言（的）”，其特征是有所断定而具有真值；这样“践言”与“断言”词义相对而构词相仿，似乎较为合适；（2）实施、施行冲突或实施、施行矛盾都会构成动宾词组，容易产生误解。
在阿佩尔这里，践言冲突是一种中断和自我取消，为了使论断有意义而使得所说的话语与实际的预设相矛盾时就陷入了践言冲突。 [4] 阿佩尔认为这个限制性概念是一个终极基础，这是作为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因此也是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融合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因此，在说话者没有陷入践言式自身冲突的情况下，其论证的前提是话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践言式自身冲突具有一种特殊的哲学意义，它不仅拒斥怀疑论和无限制的可错论，而且是判定陈述的先天性和非先天性特征的准绳。即使每个命题的内容可以被质疑，质疑这种言语行为本身实际上也依赖于论证性话语的前提。否则，就会导致践言式矛盾。因此，即使所有的经验知识都是可以被反驳和证伪，但“论证性话语的必然前提的整体结构对于论证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它不能为怀疑论者的论证所质疑或反驳，因为任何论证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它所要质疑的东西。这种先验论证不同于斯特劳森所提出的先验论，因为它和论证的命题内容无关，与知识的范畴构架无关，而与论证的践言式部分有关，通过它才能提出有效性论断。” [5]
《哲学的改造》中的思想是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这种知识旨趣不仅仅拘泥于客体—主体和客体—主体的关系领域，而且关注主体—合作主体（subject—co-subject）的领域。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的第二卷中重点阐述了先验符号学的思想。
至此，我们能够看到，阿佩尔根据先验语用学提出并阐明了哲学改造的思想，力图把哲学话语从“方法论的唯我论”中解救出来；试图批判性地维护德国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中的精华，同时使德国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和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由此体现出阿佩尔哲学体系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