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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费格尔和塞拉斯合编的《哲学分析读本》 [23] 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确立，而罗蒂于1967年编的《语言转向》 [24] 则使“linguistic turn”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分析哲学运动达到了鼎盛期。在世纪之交，哲学家也在不断地回顾、反思分析哲学的历史，并为之画上了休止符。可以说，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着什么，而后者则略带悲壮地回顾、展望着什么。弗罗伊德（Juliet Floyd）等人编的《未来的往事：20世纪分析哲学传统》 [25] 和索姆斯（Scott Soames）受到好评的两卷本《20世纪的哲学分析》 [26] 便是代表。更有意味的是，1998年，七位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汇聚耶鲁大学，讨论一个哲学家一般不会讨论、而人们往往急于知道确切答案的问题：什么是哲学？并于2001年汇集成书。在书中我们看不到太多的分析哲学色彩，反而是布兰顿坚定地说：“哲学就是康德和黑格尔所做的那种工作。” [27] 同年，在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卡尔—奥托·阿佩尔、布兰顿、罗森（Stanley Rosen）、莫兰（Dermot Moran）、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巴格拉明（Maria Baghramian）等知名哲学家齐聚圆桌会议，讨论“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关系”。1999年，特拉维夫大学也召开了相同主题的会议，并在《国际哲学研究杂志》2001年第3期上出版了专号，发表了10篇相关论文。1999年4月号《一元论者》（ The Monist ）杂志的主题研讨也与此相关：“欧陆哲学：支持还是反对”（Continental Philosophy：For and Against）。事实上，在当今顶尖的哲学家中，不少人致力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整体或某个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阿佩尔，美国的伯恩施坦、罗蒂、麦克道尔、布兰顿，英国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皮科克等等。
人们一般都承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是在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哲学传统中展开的，前者集中表现为分析哲学，后者主要体现在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当中。现在人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或趋势：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种种根本性分野已然失效了，二者的沟通、交汇、对话则成为主流。梅伊（Todd May）甚至认为，二者的区分完全是肤浅的，那些用于区分的标准没有一个是有效适用的。 [28] 里查德·坎贝尔（Richard Campbell）也认为这两种风格的区分是令人误导的，遮蔽了两种哲学之间隐秘的形而上学差异，“欧陆哲学”这个词甚至包含着偏见，是被“分析哲学”想象出来的“他者”。 [29] 比雷茨基（Anat Biletzki）认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欧陆”则是地理学概念，二者是不对等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必然在欧陆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对照起来，则忽略了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分析哲学。 [30] 在他看来，这两个哲学阵营的分野肇始于康德。康德之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哲学分成了两条道路，一条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铺就的，走在另一条道路上的是，从布尔查诺（Bernhard Bolzano）、洛采到弗雷格，然后又到罗素、卡尔纳普、蒯因、戴维森、达米特、普特南。 [31] 这些主角都分别被贴上了两种不同的标签，标签上记录着两种哲学传统，两种哲学风格，两种哲学的意识形态，两种哲学的动机，两组哲学的发问方式和两个答案的家族。至于这两种标签的详细内容，已是人们耳熟能详、人云亦云的了。
作为致力于沟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旗手，罗蒂评论说：“‘欧陆’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巨大分野主要是由如下事实造成的：历史主义和反表象主义在非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比在英语世界的同行中更受欢迎。可以容易地将戴维森和德里达，或者布兰顿和海德格尔、黑格尔联系起来，但如果要想在一些典型的‘欧陆’哲学家和塞尔、克里普克、刘易斯或内格尔之间发现共同之处就比较难了。这决不是‘方法’之间的不同，而是实质性的哲学学说之间的差异，由此决定了这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分野就不太可能弥合。” [32]
按照惯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经不是当前的主流，那么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实施路径。可是，这种思路是不适宜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学领域，却不是简单的分分合合。在这里，我们赞同罗蒂的温和主张：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欧陆哲学的区分，并倾向于对话的哲学。“对话”为我们理解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分野和交汇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走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提供了平台，更为我们绘制新版的哲学地图和新型的语言街区提供了可能性。
（1）（假定）既然分野或裂隙是从康德和康德之后开始的，甚至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开始的，我们就需要重返哲学史，并把哲学史至少当作哲学本身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学家要走出自然科学模式的窠臼，不能认为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 [33] 另一方面，对于欧陆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adelbach）在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强调的：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 [34] 双方都应当克服传统、专业化以及学术训练的隔阂，以宽容的态度展开对话，为多元化的哲学图景增添新的色彩。罗蒂本人的检讨非常值得借鉴：“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35]
（2）既然我们认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存在着分野和裂隙，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各个角度出发去描绘这一图景，并尽力解释其成因；只有我们深入理解了“分”的现象和成因，我们才能把对话深入下去、扩展开来。西蒙斯（Peter Simons）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谁之过？分析——欧陆鸿沟的根源与可避免性》中 [36] ，清晰勾勒了二者鸿沟的来龙去脉，他将其主要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第一期，在1899年，这一鸿沟还未出现，因为这时正是分析哲学的一些苗头在英、法、德、奥等国蓄势待发，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遍及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时候，总的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哲学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画面，只不过现在通常把这一时期极度简化罢了。第二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分析—欧陆的鸿沟渐露痕迹，但只不过是一方赋予科学和理性以优先地位，另一方赋予行动与意志以优先地位的差别，并不难以克服。第三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一鸿沟来说是一个暧昧的因素，它在欧洲的学术和理智生活中产生了剧变，各种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价值、生命、历史等问题对哲学家产生了广泛而多样的影响。第四期，在1918—1933年，出现了分析—欧陆鸿沟的第一个信号，虽然这鸿沟并不牢固，亦非为地理所限，但已然表现出来：分析哲学一方全神贯注于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哲学，而欧陆一方关注哲学人类学、价值和历史。第五期，在1933—1945年则出现了灾难性的巨大裂隙，政治局势左右着哲学的图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在欧洲中部面临生命危险，大量德国、波兰等国哲学家流亡到英语国家。在法国则兴起了对欧陆哲学各种主题的热忱，特别是现象学的3H（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第六期，在战后的1945—1968年，分析—欧陆的鸿沟似乎已经牢不可破：分析哲学家嘲笑缺乏学术训练的、印象派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附庸风雅的欧陆哲学家，而后者则嘲笑前者是缺乏教养、对逻辑死心塌地、头脑狭隘、不谙世事的分析哲学家。而在1968年之后的第七个时期，鸿沟上的浮桥逐渐搭起，双方开始了沟通和交流。
经过这番叙述，西蒙斯总结出七个教训：第一，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先天的可能性；第二，我们从各种事件的历史中，甚至在各种观念史中所认识到的，只是实际发生的东西；第三，要从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梳理出较为稳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谭；第四，虽然没有单个的人或事件应为分析—欧陆的鸿沟负责任，但大量因素要共同负责；第五，这一鸿沟不是绝对的；第六，要想从地理学上描绘这一鸿沟，就非得歪曲和强暴实际的事实不可；第七，了解和解释这一鸿沟乃是我们的职责，而这也就是继续我们的哲学研究吧。我们不必完全赞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欧陆的鸿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着实际的进程。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归约为事实如何，而放弃思想根源上的追问，但反过来也是不可取的。
（3）就关键性哲学家进行对话，或就重要论争展开对话。如果一定要推出双方各自的领军人物，而且这两个人物还具有超越派系的历史地位，能够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最伟大的哲学家比肩的话，则非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莫属了。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国哲学的面貌，而他在“二战”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欧陆裂隙的政治背景。维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哲学的主要进程，并且还将以崭新的视野和方法继续塑造未来的哲学图景。对他们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间的对话，势必继续沟通曾经壁垒森严的对峙局面，为哲学地图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平等对话提供条件。
阿佩尔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皮尔士的符号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构建了先验语用学体系，在促进英美—欧陆的对话方面颇有贡献。布兰顿作为美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他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由于这种综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场统称为“推理主义—整体论—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简称“IHFPR传统）”。 [37]
在20世纪，有几次关键性的论争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大学展开了争论，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展开了彻底的攻击，而卡西尔与这一传统的联系是最密切的。此后不久，卡尔纳普就严肃地研究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于1932年发出了对海德格尔的著名的论战檄文。 [38]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卡尔纳普早年对新康德主义的挑战，能否让我们作为焦点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学传统的发展呢？同样，我们能否聚焦于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去真正理解欧陆传统的发展，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呢？我们能否从卡西尔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哲学灵感呢？相反，也许更好的情况，是我们最终离开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把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定位在不那么系统化、而是更为多元化的路线中。 [39] 此外，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福柯与乔姆斯基、塞尔与德里达之间的争论也都具有各自领域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哲学论战的梳理和剖析，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沟通，甚至融合，都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展开。
总之，在21世纪初，英美哲学界和欧陆哲学界都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壁垒，对话、沟通、融会取代了哲学意识形态的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也许我们有希望在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新潮流的出现。
[1] D.S.Clarke，“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alytic Philosophy”，in Philosophy ' s Second Revolution ： Early and Recent Analytic Philosophy ，Open Court，1997，p.1.
[2]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页。
[3] 转引自殷鼎《理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页。
[4] Nicholas Rescher， 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 Inc，1994.
[5]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in America Today”，in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p.211-230.
[6] 参见他本人的主页：http://www.pitt.edu/～rescher。
[7] 瑞彻：《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8] Jeanne Peijnenburg，“Identity and Difference：A Hundred Year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vol.31（4）：366-381，2000.
[9] Gilbert Ryle，“Theory of Meaning”，in Caton，Charles E.ed.，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3.
[10]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London：Duckworth，1993，Chapter 2，p.4.
[11] Peter M.S.Hacker， Wittgenstein ' s Place in 20 th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Blackwell，1996，p.4.
[12] H.D.Lewis ed.， Clarity is not Enough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3，p.9.
[13] 参见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4—675页。
[14] 瑞彻：《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第123页。
[15] 希拉里·普特南：《从内部看分析哲学的半个世纪》，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112—113页。
[16] John Rajchman and Cornel West eds.， Post - 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7] M.J.Loux and D.W.Zimmer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taphy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
[18] Timothy Williamson， Vagueness ，Routledge，1994，Delia Graff & Timothy Williamson eds. Vagueness ，Dartmouth，2002；Rosanna Keefe & Peter Smith eds.， Vagueness ： A Reader ，The MIT Press，1996；Rosanna Keefe， Theories of Vagu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9] 关于当代英美形而上学，较简明的英文导论参见Michael J.Loux， Metaphysics ：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 Routledge ，1998；较深的导读著作参见上注。
[20] Brandom，Robert. Making It Explicit ： Reasoning ， Representing ，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
[21] Miroslava Andjelkovi，“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2），2004，pp.140-148.
[22] Habermas，Jürgen，“From Kant to Hegel：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3）：322-355，2000.
[23] H.Feigl and W.Sellers ed.，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 Century Crofts，1949.
[24] Richard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25] Juliet Floyd and Sanford Shieh， Future Pasts ： The Analytic Tradition in Twentieth - Century Philosophy ，Oxt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6] Scott Soam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27] C.P.Ragland and Sarah Heidt， What Is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92.
[28] Todd May，“On the Very Idea of Continental（or for that Matter Anglo-American）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vol.33（4），2002，pp.401-425.
[29] Richard Campbell，“The Covert Metaphysics of the Clash Betwee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9（2），2001，pp.341-359.不过，他的观点遭到了Stephen Buckle的反驳，“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The Campbell Thesis Revise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2（1），2004，pp.111-150。
[30] Anat Biletzki，“Bridging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9（3），2001，pp.291-294.
[31] 当然，还可以提到许多其他的名字，其中胡塞尔可以归于欧陆哲学一路，但他与弗雷格的纠葛也相当复杂，他的思想近来也为一些分析哲学家所用。至于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哲学中的地位就更为复杂，早期哲学可以归于分析哲学，而后期哲学则开辟出一条独特的独创性道路，影响至为深远，以至于有人认为，就“大西洋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而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解读，前者更多地强调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概念”，而后者则注重的是这些“概念”背后的东西。参见郭贵春《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记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诺义萨教授的谈话》，《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第43—47页。
[32] 罗蒂：《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世界哲学》2003年第3期。
[33] 罗蒂：《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世界哲学》2003年第3期。
[34] 庞学铨：《德国哲学二十年》（上），《哲学动态》2000年第4期。
[35] 罗蒂：《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世界哲学》2003年第3期。
[36] Peter Simons，“Whose Fault？The Origins and Evitability of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Ri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1，vol.9（3），pp.295-311.
[37] Jaroslav Peregrin.Tales of The Mighty Dead（Book Review）， Erkenntnis ，59：421-424，2003.
[38] M.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 Carnap ， Cassirer ， and Heidegger ，Chicago：Open Court，2000.
[39] Michael Friedman，“Carnap，Cassirer，and Heidegger：The Davos Disputation and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2，vol.10：3，pp.26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