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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计划生育”，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所实行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及实践。之所以如此界定，是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践是建立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争论、60年代试点 [50] 、70年代推广 [51] 的基础之上的。与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不仅强制性显著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也空前激烈。更关键的是，计划生育的实施力度和持续时间在世界人口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一封《公开信》 [52] 的方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53]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计划生育被正式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共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期间也有过几次大的调整，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地区已转向“有条件二胎”（也被称为“一胎半”政策），2011年开始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到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再至2016年“全面二孩” [54] 政策。出于研究的需要，本书将考察的历史期限限定为1980年至2015年。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在本书并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研究范围的界定。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家权力是一个含义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涉及主权、制度及文化三个层面。本书将主要涉及后两个层面。在制度层面，国家权力嵌入在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当中。由于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承袭秦代“郡县制”，因此，中央权力相对集中，对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控制力。1949年以后，国家通过对基层社会的结构性改造，将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乡镇政权（1983年以前为人民公社）。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虽有助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掌控，但也带来行政层级太多，在制度运行过程中权力易被扭曲，权力的表达和反馈渠道易被虚置的弊端。
在文化方面，国家权力一般表现为话语建构、舆论引导的能力。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实践，是西方研究者审视该国统治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的参变量。不过，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他们强调的重点会有所差异，如葛兰西关注话语的动员能力，而布迪厄更强调符号权力的“误识”效应。近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建构、“大众民主”制度的实施都应从这一层面去理解。在传统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道统”的合法性作为政权存在的基础。“顺民意”和“祛民怨”是他们构建统治合法性最常见的政治话语。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统治者就会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1894年以后，“民族”“现代化”“革命”“阶级”等话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当中。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一度主导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建构。对本研究而言，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及标语则是窥探国家文化权力的重要窗口。
惯习是一个让很多学者感到困惑的概念。这是因为布迪厄本人也从未对它做过清晰的界定。但我们还是能够从其论著、访谈当中把握其思想脉络，即布迪厄早期主要从规范与认知方面来阐释惯习，后来则转向了“行为的倾向方面与实践方面”。在布迪厄眼里，所谓惯习，“是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 [55] 。不难看出，布迪厄将惯习视作历史积淀于身体内的一束关系，为外部的场域所建构，是场域的结构化产物。因而在戴维·斯沃茨（David Swartz）看来，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主要是建立在结构与性情倾向这两个核心维度之上。前者着眼于空间，后者着眼于心理。但在本书看来，生育惯习是一个价值色彩颇浓的文化概念，是文化传承最为隐秘的基因。
基于布迪厄的逻辑，本书对生育惯习做如下界定。所谓“生育惯习”，是指深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由传统儒家生育观念所建构，至今仍影响当代中国人生育行为的性情倾向。尽管生育惯习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身上会有所不同，但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是其最典型的社会表征。这也是本书中的达村村民最本质的生育惯习。因此，人们在传宗接代上的态度及行动变化，就成为衡量国家权力征服地方文化是否成功的重要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的“惯习”大多是与“场域”交织在一起的。对布迪厄而言，场域本质上是一束竞争关系，为权力和资源争斗是场域主体的本体性存在。对本书而言，达村的历史、结构与文化无疑是建构当地村民生育惯习的结构性要素。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得当地生育场域的关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但也让这一场域中的身体呈现更加丰富多元。
身体规训和身体呈现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的分析概念。前者主要来自福柯的权力分析理论，后者主要源自戈夫曼的戏剧分析理论。在福柯看来，话语和纪律既是权力表达的工具，也是权力建构的结果，身体恰恰是权力的规训对象。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主要考察权力的微观运作，而计划生育却是一个国家行为。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本书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命题。
尽管福柯早期强调规训权力，但其学术后期对“生命政治”的关注，使得权力在他眼里更多是一种关系策略，而非“占有”，即国家权力愈加深入地渗入原本属于微观权力的微观领域。考虑到在乡村计划生育的实践过程中，国家虽无比强势，但仍无法独享权力，不得不与基层政府及村委会共享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话语宣传、制定法律、下达计划生育指标来督促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与基层乡镇及社区的关系时常处于紧张当中。在本书看来，这其实是国家权力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微观化”过程。本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国家权力，将其视作身体规训的力量。
在戈夫曼看来，情境化是身体呈现（有时也被称为身体表演）的重要前提，但情境化一般仍是以特定的文化脚本为依据。因此，考察表演者对文化脚本的遵从程度，可以作为观察权力规训效果的重要指标。在逻辑上，国家权力与生育惯习之间的关系，与身体规训与身体呈现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