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结构

至今为止，达村在产业结构上仍未能摆脱农业占主导的格局。由于农业收益低，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达村总面积不足5000亩，其中耕地面积1442亩，林地面积2200亩，人均耕地面积1.06亩，四口之家一般不足4.5亩。达村主要有两种农作物——棉花和水稻。比较而言，棉花生长周期长，一季棉花需要半年左右，而一季水稻至多3个半月；棉花种植投入成本高，种子农药化肥合计每亩550元左右，而水稻种植成本基本维持在每亩400元左右；在人工投入上，棉花一般需要施肥5—6次，打农药十几次，而一季水稻一般仅需施肥2—3次，打农药3次左右。若种植双季稻（即早稻和晚稻），水稻种植成本反而要高于棉花，此时其种植成本高达800元左右，同时，每年7月、8月还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双抢” ^[1] 。棉花种植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村棉花平均亩产基本维持在500—600斤，而早稻一般平均亩产800斤，晚稻1000—1200斤。同一时期，在价格方面，籽棉（即指未经加工的棉花）价格一直在每斤3—8元之间波动；而水稻价格在每担90—150元之间波动，2010年以后则基本稳定在每担120—130元。

若不考虑人工成本，达村村民则认为，与水稻种植相比，棉花种植收益相对要高一些。因此，在2000年以前，也就是在当地村民尚未大量外出务工之前，棉花种植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人们大量外出，达村棉花种植的面积和农户规模急剧减少。2010年以后，达村专门从事棉花生产的农户已不足60户。即使是水稻，人们也基本放弃了原先的双季稻模式，绝大多数留守村民也只选择种植一季中稻。对多数村民而言，种粮食仅仅是为满足家庭正常需要，现金则主要靠外出打工。

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小学学费逐年上涨、集资摊派增多等因素，达村村民可支配收入一直难有实质性增长。以学费为例，20世纪80年代，小学学费一般每学期20元左右，中学每学期80元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学费迅速上涨。例如，小学每学期200元以上，而初中则迅速窜至每学期500元左右，高中则升至每学期1000元左右。若考虑到村、镇混乱的集资摊派，普通农民一年忙到头除去这些支出就所剩无几。对打算计划外生育的家庭而言，几千元的计划外生育罚款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据一位当年曾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村民回忆，1987年是达村村民农业收入最高的一年。那一年夏秋时节天气虽干旱（据说是厄尔尼诺现象），但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充足，所以那一年的棉花反而大丰收，村民收入也大幅增加。然而，此后多年棉花收购价波动非常大，而棉花却属于高投入作物。1990年以后，随着化肥、农药及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村民发现做农业越来越不合算。由于达村经济不发达，当时个体经济很难发展。除了几户跑运输、开食杂铺，另加1户开肉铺及2户个体诊所（后来1家因服务差不久倒闭）外，并没有多少其他个体经营出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村民开始大幅度走出家门，远赴福建、广东等地打工。而现在除了逢年过节，村落中剩下的就是那些老、弱、病、残、孕，一到晚上，除了几声狗叫，村落中已没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中小孩嬉闹、大人月下聊天的热闹场面了。除少数纯农户外，农业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家庭副业，农业收入在家庭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也逐年下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以后，外出经商发达的达村村民开始有所增多，他们有的在北京、上海经商，也有的在当地县内崭露头角。为此，村委会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达村外出成功人士微信群”，希望以此能增加他们对达村建设的关注度。

据达村现任村支书齐国发介绍，有一位在北京经商的达村村民目前资产已上千万元，据说在北京已购房买车。资产上百万的粗略估计也有好几位。这些村民春节回家过年时，大都成为当地镇政府的“座上客”。对大多数村民而言，经济条件的改善，旧房翻新或重建新房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这些新盖的或翻新的房子无一例外都贴上了墙面砖，装上了防盗窗，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达村的这一变化，阎云翔在其《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也曾做过精彩的描述。这也许只能从深植于中国农民内心的文化惯习当中去理解。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达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1.2万元，而很多村民对人均年收入却未如村委会那么乐观。在他们看来，如果家庭收入单纯来自棉花和水稻，耕作面积在15亩以上，除去各项生产成本，人均年纯收入也才约为6000元。如果外出务工收入远远超过家庭纯农收入，那就不好说了。以玉茗村村民老杨来说，他有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和老三都在北京开公司，年收入百万元以上，据说二儿子家产都千万了。他们兄弟二人的年收入就把全村村民的平均收入提升了近千元。此外，达村贫困家庭有70户，低保户34户。贫困户和低保户分别占全村总户数（约450户）的15.6%和7.6%。

随着村民大量进城务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正快速消失。但家庭作为消费单位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例如，在达村，因娶媳妇所带来的彩礼、婚宴、盖房（近年来时兴进县城买房）等经济成本，甚至孙辈的养育成本，都主要由父母来承担。一些结婚多年的年轻夫妇，连孩子一年的生活开销都不甚明晰；达村“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在娶妻生子之前都不知节俭，过的是一种城市“月光族”的生活。与其父母外出打工时的节衣缩食相比，他们在消费观念上已相距甚远。据村民MGY反映，“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除了智能手机换了一部又一部，名牌运动鞋换了一双又一双，我就没见他什么时候‘富余’过。其中有两年，外出打工的路费都是由我掏的。眼瞅着就快28岁了，再不找个媳妇，过了30岁打光棍就八九不离十了。……现在不是养儿子，而是养‘祖宗’！”没办法，老两口只好咬咬牙，去年在县城花了30多万元给他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老两口合计好，等房子装修后，就给儿子张罗亲事，不能再拖了。 8G3oUrx6q3wuu8Ov9FKkCevOvTws7T2eMMA7uT9cYT+l3qouOoAouF6wj8RPCl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