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据当地村民介绍，达村人历来安土重迁，较少向外迁徙。只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达村人口流动才日渐频繁。从时间上来说，达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49年以前，当时它原本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村落。由于人少地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达村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很少见。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村有几户村民被划为“富农”，但并没有出现过教科书意义上的“大地主”。因此，在达村，即使土地改革时期，村民之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过激性批斗。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达村与周边两个行政村（即塘村和崧村）还曾短暂地合并过，合并后被称为“崧岭生产大队”。因面积及人口规模太大，1970年左右，当地人民公社又将“崧岭生产大队”一分为三，达村又变成了独立的“生产大队”，1983年左右冬镇境内的“生产大队”又被统一改称为“村”。
达村位置相对较偏，也曾是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但它并未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军事斗争的前沿，受日军的侵袭很少。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武汉保卫战期间，为阻止日军沿江而上，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这里曾发生过短暂“交火”。因此，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仍有很多外地移民移居达村。在历史上，达村有过三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末期，大量的河南、湖北移民涌入当地。抗战胜利以后，这些移民多数又返还原籍或移居他处；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量的安徽移民移居至此。在当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政治号召下，达村村民很平和地接受了这些“不速之客”。或许人少地多的社会生态也有助于这种平和心态的形成。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达村所在的人民公社号召大家兴修农田基本水利设施，而这些移民也被动员起来，并在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能吃苦耐劳，这些移民也曾受到当地人民公社的积极肯定。对当时达村艰难的生产生活情景，曾有老一代村民将其编成了顺口溜：“爹呀，娘呀，有女千万别嫁达村人家，天晴推土车，下雨砍树丫。”在这里，“推土车”是指修河（当地人称之为“挑河”）和修水库，“砍树丫”则用于家庭取暖或生活燃料。第三次是在1968年左右，一些来自上海、南昌等城市的知青在此插队。在达村，有两位上海知青与当地女性结婚。其中有一位上海知青至今仍落户达村，另一位达村妇女则随其知青丈夫定居上海，其他知青早在20世纪80年代都陆续回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达村移民及其后代在数量上已超过达村本地原住民，如今达村村民很多是先前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乃至第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