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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是福柯对身体社会学最大的贡献。福柯认识到，对身体（尤其是性活动）进行规训和约束的思想，并不是基督教教义的产物，而早就散布于公元一二世纪的道德家、哲学家和医生的思想里。 [2] 近代医学、解剖学等自然学科的迅猛发展，为身体约束注入了新的知识（话语）和权力机制。福柯很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转变，即身体约束由道德说教向理性（或曰技术）征服的转向。与马克斯·韦伯、马克思强调权力的“镇压”属性不同，福柯所关注的议题是，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权力如何实现对身体的支配” [3] 。
所谓规训，是指“全新的匿名治理权力控制下一种产生自动驯服的隐性奴役” [4] 。其最大的特点是，将那种看得见的暴力表现得不在场。因此，规训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作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技术” [5] ，它不像传统剧场权力那样崇尚暴力，关注戏剧化的震慑效果，却可以将权力予以微观生活化，使得规训效果更持久。在福柯看来，“规训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且可能被惩罚的个体” [6] 。对福柯而言，这种权力并非仅以单一形态存在，而是以多形态的方式存在。更确切地说，权力并非“占有”，而是一种“关系实践”。
这显示福柯刻意避免陷入传统权力理论二选一的理论困境当中，即要么是“利益—冲突模式”，要么是“合法化—权威模式”。为此，福柯特别关注权力使用的策略，并“以规训权力作为探讨主轴，借助全景式的圆形监狱作为类比，将隐含在人类社会中的身体规训机制和策略方案，做了一次全面性的清算……温顺的身体（一个既具有生产性，又具有纪律性的身体）自此成为品评身体规训效果的最佳标志” [7] 。这种以“全景式监狱” [8] 为表征的权力，首先在学校、医院、工厂等管理机构中发展起来，而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例如，大革命后，法国统治阶层不失时机地强化了警察的监控能力，将法国逐渐变成一个范围覆盖全国的“全景式监狱”。这决定了福柯的理论关注点是“‘结构关系、制度、策略与技术’，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原则和它们所涉及的现实的人’” [9] 。
由于福柯对现象学的主体主义向来持批判态度 [10] ，身体在他眼里就成了被权力宰制和包围的对象，是“作为现代理性主义的后果而出现的……是知识/权力的结果” [11]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与社会实体具有相同范围的；在权力网络的空隙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初的自由的空间” [12] 。但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注重以话语、纪律等权力技术来引导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遵从，而对个体而言，遵从就是“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纪律” [13] 。
虽然福柯受尼采的影响颇深，但与其最大的不同是，福柯的身体总是被话语所“言说”，是一个被囚禁在“全景式监狱”内的囚犯，始终处在被权力所建构的状态。因此，规训权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场所、方式和技术” [14] 在福柯的身体论述当中占据关键性地位。然而，尼采的身体是一种充满激情、进攻性的身体。更确切地说，尼采的身体就是权力。尽管两者都是建构论者，但建构的主体和方式却截然不同。福柯将权力（如话语和纪律）视作身体建构的主体，尽管他的身体“贯彻一种基于理性自持和追求快乐的精神” [15] ，但他的身体犹如工厂车间里受人驱使的“机器”，在权力进犯面前毫无抵抗力，是“被动适应的沉默身体” [16] 。而尼采认为，历史事件是由弥散于社会当中的众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偶然际遇所促成，甚至少数几个具有超凡魅力的知识领袖和道德权威也有此功效。因此，在尼采看来，是身体建构了权力，而不是相反。在此尼采赋予了身体作为主体的无限可能性。这也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随着福柯晚年对“治理术”的关注，“生命权力”这个概念开始频繁地充斥于他的论著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权力”针对的对象不再只是“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 [17] 。与规训权力相比，生命权力更为宏观，将权力的触角不仅仅直接落在肉体上，而是落在整体的生命（人口）上。若就此认为，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权力，这又与福柯的理论旨趣南辕北辙。因为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必须依托于规训权力，并与其交互重合。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前者（生命权力）重视责任和调节，而后者（规训权力）注重建构和塑造。
相较于福柯对规训权力的强调，特纳更关心“身体秩序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即“社会何以维系”的问题）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认为，人类的“贪欲和野心”与生俱来，为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社会需要权威，而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因此，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实现共同体的和平和安全保障。 [18] 作为西方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斯宾塞则将社会视作社会有机体，而各种器官（即制度）系统就是它的结构基础。而涂尔干是较早关注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的社会学家之一，在他看来，集体意识及其表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与斯宾塞和涂尔干不同的是，霍布斯更相信制度才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在笔者看来，霍布斯的社会秩序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然而，对霍布斯而言，国家层面的权威秩序，还必须得到家庭内部秩序的支持。为此，霍布斯建构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充满性别歧视意味的身体秩序，即男人天生优于女人，家庭生育更倾向于男孩。 [19] 可见，霍布斯意义上的身体仍是单数的身体，仍以父权制及其所依托的财产和权力为基础。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为了制止农村无产者数量的增加，合法的婚姻被限制在有完整身份的人们当中” [20] ，而所谓的“完整身份”对个体的土地、财产等条件做出了明确要求。换言之，没有完整身份的人将没有资格结婚和生育。即使在奥地利，也只是在1921年才完全废除这一制度。对霍布斯而言，其身体理念最大的不足，是未能考虑身体的主体性，以及身体存在中的意识体现。或者说，他将身体“原子化”了，身体在他眼里是社会单向度建构的结果。
但在特纳看来，“在这个肉体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都是以人类身体为渠道表现出来的” [21] 。尽管身体“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22] ，但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 [23] 。这样一来，身体就总是处在特定的时空当中，并且与历史及权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也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文化作为身体建构性力量的魅力所在。因此，建构一种以受束缚的身体为出发点的社会秩序理论仍是可能的：因为每个社会都会面临四项任务：“时间上人口的再生产，空间上对身体的约束，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 [24] 因此，特纳特别强调“将身体考虑为分割式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 [25] 。归纳起来，特纳的理论关注点有二：“一是在时间上，是否能保证身体的连续性；二是在空间上，是否能控制大量没有受到管制的身体。” [26] 然而，在笔者看来，身体的延续性与身体的不安分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张力，过于强调一方都难免遭到另一方的抵制或反抗。
若比较特纳的身体秩序与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不难发现，两者异中有同。相同点是：时空因素都受到了极大关注，全景式监狱模式的社会监控手段受到推崇，国家权力在身体秩序建构和身体规训中的作用被碎片化。不同点在于，特纳较为关注身体的能动性，只是他对身体在时空内的静态呈现，使得能动性在其论述当中并不显著；而福柯虽强调了话语和纪律的规训效应，却也剥夺了身体“抵抗或反对纪律约束和实践的能力” [27] 。同时，在特纳看来，“福柯将话语逻辑与话语的社会效果问题混为一谈。……话语的效果从来不是一致的，它的内容也从不是统一的” [28] 。换言之，特纳认为，福柯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话语和纪律的社会效果，毕竟话语和纪律与被规训者的经济地位、政治属性密切相关，时刻处在变动当中。
客观而言，布迪厄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身体理论，但其“惯习”概念为我们窥探布迪厄的身体理论提供了一扇窗口。尽管“惯习”这个概念曾被人戏谑为“布迪厄借以把客观的结构与个体的活动联系起来的理论万金油” [29] ，但事实上惯习强调的是“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相互渗透的现实” [30] 。或者说，惯习所展现的辩证关系是“外在性的内在化与内在性的外在化” [31] 。这为个体的能动性提供了文化、结构空间。换言之，惯习向身体敞开了大门，为身体实践提供了方向，并为实践建构意义，而身体则再现乃至重构了惯习。因此，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布迪厄的身体理论更具实践论色彩。
然而，惯习为个体所提供的能动空间极为有限，因为“惯习是非常抵制变化的……在惯习遭遇新的境遇时，固然有一个持续的适应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常常是非常缓慢的、倾向于完善而不是改变初始的倾向” [32] 。例如，在《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虽然布迪厄所关注的核心命题是，明明以文化区隔的形式展现的社会不平等触目皆是，为何未遭遇被支配阶级强有力的反抗？虽然统治阶级巧妙地借助符号暴力，让被统治阶级误以为这种安排理所当然，但被统治阶级保守型的审美品位、生活方式也难辞其咎。 [33] 在《单身者舞会》当中，布迪厄甚至认为，在两性之间，“身体习惯是知觉的首要对象，身体习惯既是自在的，也是社会标志” [34] 。但对单身的男性农民而言，由于不能紧跟现代性的潮流改变现有的身体惯习，他们在婚姻市场上进一步失去了竞争力。
很显然，布迪厄是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明和使用惯习概念的。例如，他有时将惯习界定为持续的、可以转换的倾向系统，有时又将其界定为“文化无意识”“塑造习惯的力量”及“心理习性”等。在他眼里，惯习的功效在于引导个体“不假思索地服从秩序”，导致行动者倾向于采取最有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与其所能依赖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密切相关。
对于惯习塑造个体的行为以及限制行动者的行动路线选择，多数研究者均无异议。如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所强调的是，任何社会资源并非都平等地向每个人开放。相反，惯习“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 [35] 。然而，惯习理论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在一个结构复杂的场域当中，当参与互动的群体足够多，而每个个体都承载着不同的惯习，身体实践如何可能？ [36]
在身体研究当中，戈夫曼算是对个体的身体呈现研究最早也是最深刻的社会学家之一。戏剧理论是他对身体互动论最大的贡献。在理论渊源上，有学者将其归功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37] 也有学者认为，戈夫曼受到人类学家胡先缙的影响。 [38] 胡先缙对“脸”和“面”的划分，尤其是关于“脸”的道德性阐释，丰富了戈夫曼的身体想象力。戈夫曼认为，进入互动场所的个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既定的情境，然后根据情境定义来扮演合适的互动角色。这其中个体总是希望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以便对方能够做出符合自己期待的反应。因此，表演者“必须极力避免对身体的控制出现误差” [39] 。但表演的效果却“取决于文化脚本、舞台和观众，而不是取决于自我观念和自我感觉之永久的和暂时的结构” [40] 。显然，共同的生活世界、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将非常有助于表演效果的达成。在《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当中，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然而，当“无意动作、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以及闹剧” [41] 等意外发生时，个体的表演有可能会崩溃，“表演者所支持的现实就会受到威胁” [42] ，互动有可能被迫暂停，在场的人可能会出现“诸如脸发红，动作迟缓，口齿结巴，语调不同寻常的变高或变低，话音颤抖或断断续续，出汗，脸色变白，目光游移，手发抖，行动犹豫，神情恍惚，以及语无伦次” [43] 等症状。为避免意外事件及其所带来的尴尬，表演者必须具备某些必要的印象管理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技术将有助于缓解双方，尤其是表演者的羞耻和尴尬。即使发生表演崩溃的事件，表演者也会以身体姿势或夸张的方式向他人表明那是精心设计的“意外”。正如在现实社交场合，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表演者经常会借助“自嘲”来摆脱表演失败的窘境。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羞耻感或困窘（embarrassment）是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的内核，它们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和维护自我形象以及他人形象的内在动力。” [44] 在此动力下，身体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姿态，力图以恰当的方式向他人呈现自己。在这一点上，戈夫曼似乎从埃利亚斯那里获得了不少灵感。然而，与埃利亚斯关注个体对礼仪的内化不同，戈夫曼更重视时间和空间给个体表演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反，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差异远不及埃利亚斯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差异那样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女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兴起，反（种族）歧视、反越战等社会运动盛行。在此社会背景下，身体日渐成为人们表达情感认同、反抗权威的重要工具。受此触动，西方社会学在研究范式上有一个大的转向，即身体开始成为社会学的理论关注焦点。无疑，福柯、布迪厄、特纳等都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推动者和倡导者，但他们对身体的关注点却因人而异。在某种程度上，福柯回答了现代社会中的身体如何被规训，布迪厄洞悉到文化对身体的建构，而特纳和戈夫曼则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的身体如何呈现自己。
作为社会意义的身体，福柯主要以理性化、策略性的权力为媒介，将身体视作权力建构的产物，被动、顺从是福柯身体的最大特征。或者说，在官僚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中，福柯似乎觉得在绵密的制度规范和控制细则之下，人们会越来越遵从于理性的戒律。值得注意的是，站在规训的对立面看，福柯是以惩罚、孤立的方式将“不服从的身体”排除在外，令它在现代社会难以存活。
对布迪厄来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身体进行不间断地操练，是惯习得以延续和传承的关键。但内生于惯习的防御机制却限制了身体实践的选择范围，甚至以一种抵制和拒绝的姿态来展现。由此可见，作为文化“工具箱”的惯习所能发挥的能动功效远不及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所预期的那样大。在斯维德勒看来，“文化影响行动，不是提供最终的行动价值取向，而是塑造一个集习惯、技能和风格于一体的知识框架或‘工具箱’” [45] 。这些知识框架或“工具箱”为人们建构“行动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46]
与福柯不同的是，特纳主要从繁衍、约束、管束及再现四个方面来回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个霍布斯命题。因此，与布迪厄类似，特纳的身体是以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及其符号为媒介，身体的技术与能动性是他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在他看来，社会所建构的身体秩序总是遭遇偏差和疾病的抵抗。 [47] 在某种程度上，特纳尤其关注社会病态意义上的身体。
相对而言，戈夫曼的身体是在与人格、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呈现的，尽管它也需要文化脚本，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情境自身。情境的不可预测性给身体提供了更大的能动空间。同时，情境的不确定性也为个体运用欺骗、规避等策略赢得了空间。但在笔者看来，与福柯、布迪厄及特纳最大的不同是，戈夫曼注意到了身体在空间中的展现过程，尤其是富有道德内涵的“羞耻感”在身体呈现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戈夫曼的身体是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身体，身体保持了很大的弹性。